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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教育，还是教育！
2018年9月26日，我回到母校暨大的大礼堂。在那里，聆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教授的讲座。
讲座内容中，我有两大深刻的感受：一是教育为国家命脉，投资孩子是未来；二是中国留守儿童的照料者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社会隐性问题巨大。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
自女儿就读高中后，我一直参与年级、班级家委的工作，旨在通过这种方式陪伴孩子成长，同时对“父母”这个角色，进行更多的反思。
2020年9月，我出差西安参加专业展会，并就企业科研项目与西安某高校洽谈产学研事宜，在与高校老师教授沟通交流中，聊得最多的不是项目事情，而是孩子的教育和求学问题。
他们在交流中说到的几个真实“小故事”，对我触动颇深，相信这些素材背后的内涵，对当下的学校、老师和家长们，会有一些深刻的启示。
我言之为“教育沉思录”。
如何正确尊重孩子们的选择
从2019年中旬开始，我们与西安某高校（下称西安JT大学）的张教授（下称张老师）有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他，70年代生人，我的同龄人，二级教授（一级教授为院士级别），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某个学术领域赫赫有名的专业领头人。
2020年7月，张老师带着正在读高二的女儿到广东旅游，我问他这个特殊时期为什么会带女儿出来逛逛，他说女儿9月份将要到英国读书了，之前没有来过广东。
听到这个讯息，我先是一愣。
刻下可是全球新冠疫情“高歌猛进”的时期，在这个节点上，把女儿往英国送，是否有点不近乎人情吧？！因为那些在国外读书的孩子都想飞回中国。
我有点不解。
这次来西安，再次与张老师谈起他女儿留学事情，他说出了一些细节和个中缘由。
他说，女儿上高二后，晚上的作业越来越多，与父母的交流愈来愈少了，他感觉到女儿不太适应国内的教育模式，所以女儿有了到国外求学的想法。
其实，张老师女儿就读的是西安JT大学附中，是陕西省高中名校，女儿想“往外走”，他觉得不算突然。
中国高校的一些老师教授亦有留洋经历，张老师也在美国深造过一段日子。只是在现有时间节点上，办理出国留学有点紧张而已。
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遇上新冠疫情，面试和笔试都需要通过网上完成，令人最头痛的是各种安排和流程的时间一推再推，不确定性因素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英语水平测试，也只能通过英国学校终端那边亲自出题面试。
幸好他女儿还算争气，考上了英国最TOP的综合高中，孩子的目标方向是牛津或剑桥。
在这个特殊时期，敢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这里面蕴含着几个关键“抉择”问题：一是女儿主动提出要出国求学，家长需要作出取舍的决定：二是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时，是否适合出去？是否最佳时机？三是选择具体学校，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
此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如何正确尊重孩子们的选择？
学校和家庭，每天都会遇到孩子们的“选择”问题，我们能否加以正确引导？能否在沟通中达成一定共识？能否在分歧点上找到更多的平衡点？
亲子沟通中，有两种极端形态：一种是家长意志代表一切，孩子必须无条件听从；另一种是家长极度迁就孩子，孩子说啥就是啥。
我认为，亲子关系就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不应该是互不侵犯，而是相互尊重，架起沟通的桥梁，搭建沟通的管道。
上了大学后，谁更优秀
茶余饭后，我们也谈及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那些优秀学子通过高分考入重点名校后，他们的真正学习状态和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
或许张老师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因为他还要给那些高中“学霸”们上课。他做个对比，在他任教的本科生中，西安JD附中的学生明显比GD附中更有后劲。
GD附中培养的学生，是压出来的成绩，综合素质稍有欠缺，往往在大学时期找不到“北”，找不到学习方法，迷失了方向，更有一些曾经的“学霸”，出现挂科的怪现象。
他这番说话，让我联想到每年高考成绩放榜后，有些家长们热议这个中学如何如何，那个中学又如何如何，朋友圈中弥漫着焦虑和担心，仿佛只有“别人家的饭才香”。某些学校多年建立起来的教育理念，一下子被群内的不满情绪掩没掉了。
作为家长，对学校高考总体成绩的担忧是正常的，这是一个认知问题。
我们究竟需要“高分低能”的尖子生，还是要培养全面发展且适应社会变化的多面手？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回答，关键是家长的心态，切忌过度焦虑，要摒弃传统认知，眼光要投向未来。
如果大家把目光聚焦至大学时期各校生源的综合表现，我们再回看孩子高中的“业绩”时，心情会平静许多。
西安某高校教授的切身感受，只是中国高校中的“一隅”表现，但他的总结告诉我们，要培养什么孩子，学校的土壤很重要，不是每年屏蔽多少考生，不是每年考上多少清北，而是更应培养孩子的生存适应能力，更应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
张老师还同我讲了一个实际案例，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家长们可以从中悟出一些小道理，得到一些小启迪。
几年前，有一位从广东考入西安JT大学的男生，父亲是湖南人。他爸爸高中时便立志要考取西安这间高校，但天不由人，几次高考都失之交臂。
于是，他把这个夙愿寄托在儿子身上。
儿子也非常争气，在广东的“地狱高考”中脱颖而出，顺利考进了父亲眼中的“梦想大学”。
他父亲为了表示谢意，亲自到大学来，公益捐学了十万元现金，也算是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但儿子进入本科学习后，沉迷于手机游戏，导致几科主要专业课程出现了“挂科”，还要留级一年。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孩子母亲在该高校附近专门租赁了一间公寓，希望通过“陪读”改变孩子的学习状态。
他的母亲甚至跟踪孩子，定期“窥探”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状态，但该学生还是游戏不离手，学习成绩没有半点改观。
孩子父母在焦虑中找到了张老师，希望他能够解决“燃眉之急”。
张老师了解具体情况后，建议孩子的母亲不要采取陪读方式，这样不会有效改变现状，甚至起到反作用。
在与该学生彻底沟通后，张老师循循善诱，为其制定了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从正面管教方面激励学生，希望他找回中学时的学习状态和感觉。
后来的结果，该学生“五年”本科毕业，张老师更是鼓励他报考本校的研究生。
经过两年的潜心努力，加上专业老师的辅导，上天终不负有心人，该学生最终考取了难度颇大的专业研究生。
从本科的“学渣”升华为研究生的“学霸”，为自己正名，也为父母争了一口气。
这个励志的小故事告诉我们：独立自主，是孩子必备必需的能力和素质，也是孩子走得更高远的关键要素。
有时，父母包办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港中大（深圳）今年“广东家长志愿者年度大会”上，徐扬生校长的讲话言简意赅，深中肯繁，非常值得家长们深度思考。
“首先，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家长要学会‘放心、放手’，尤其是妈妈们，总是放心不下，事事都想帮孩子去设计规划，或者尽可能去保护孩子，但是你的保护和代劳越多，孩子就越缺乏锻炼，越不利于成长。”
“其次，一个人的成功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所要具备的条件是不同的，大学之前的学习，理性的部分占了90%，而大学阶段或之后，理性的内容就只剩下60%，另外的40%是由性格、意志、共情等素质构成的。”
“再次，孩子的学习过程不要像打球比赛一样，总是盯着那个记分牌，看着双方分数的变化非常紧张，弄得全程处于高压状态。这些都是不对的，你只要全力以赴投入学习就足够了，不要关注分数，反而最终的效果是最好的。”
特别是第二点，徐扬生校长用科学的数据分析问题，大学前后各种要素的变化，是不同结果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往往是家长、孩子容易忽视和不在意的。
习惯的力量，多么重要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的话题更加活跃起来。
另一个好朋友赵兄，我的亦师亦友，也是张老师所在高校的校友。
他说，朋友的女儿在加拿大实习期间，兼职保姆，为一个老外照顾两个八岁左右的小孩，但老外对她“约法三章”：除了两件事不可为，其它均可。
哪两件事呢？
一是热开水凉了以后，规定小孩子每隔二小时喝一次水，若超过二小时不喝水，必须让孩子再等待二个小时；二是不允许帮助孩子收拾房间的玩具，任由她们玩耍。
该女生不解，请教老外。
老外说了两点：第一件事，是让孩子明白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等待，要学会等待的思维，错过了，就要通过自己的等待获得机会，这是规矩；第二件事，是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比如孩子在玩耍过程会有创新，会有许多创意的想法，如果她们觉得玩具阻碍了自己的空间，她们会动手整理。
或许，这就是中外小孩子在小时候习惯形成的差异罢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习惯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的推文，里面曾经引用乔布斯的一句话：在你生命的最初30年中，你养成习惯，在你生命的最后30年中，你的习惯决定了你。
习惯，是我们小时候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养成的惯性行为和思维模式。
古话说，三岁定八十，还是有一定道理。
日本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奶汁。日本女人喂奶，不仅仅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更重要让婴儿感受到母亲这种喜悦和快乐。
我们老是埋怨孩子养成不良习惯，其实最大的因素不在社会，不在学校，而是在家庭、在家教、在家风。
老外这个故事，仿似熟悉又陌生，但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否会给中国的家长们上了最现实的一课。
这些零碎的故事，是我在旅途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所想，希望通过分享一些小故事，从中得到一些新思路。
同时，希望学校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更加着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更加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从学习中找到正确的认知和乐趣，从成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和大海。
教育为了谁？为你，为我，为他，为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