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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不信人间有白头
2022年，女儿高考之后，我写过一篇推文《少年，请读懂生活之不易》。
该文对当前大学生的素质做了一些浅析，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也曾思考过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教育，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凭学历？是为了更好地谋生？还是追求更多的财富？千人千面，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理念和看法。
自从女儿进入大学之后，我对教育之思考，尤其是对大学教育之深思，愈发明显，有一种“不信人间有白头”的执念。
如下微言之见，只想抛砖引玉，寻找更多的共鸣人罢了。
千年之问，谁来作答？
大学是什么？
起初，我想到了孔子。
孔子终其一生，周游列国，却怀才不遇。最后发出悠长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从此之后，华夏大地上便有了“博文约礼”。
窃以为，“博文约礼”是大学之雏形。
业界认为，1088年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第一所大学，是欧洲“大学之母”。
古人之大学，与现代之大学，无论形式，还是内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但核心的逻辑没有改变，那就是对“人性”的驯养。
近代大学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至今全世界各类大学约3万多所，中国有2868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接近4800多万。中国大学生之规模，应为全球头部。
而大学是什么呢？我以之为“千年之问”。
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篇万言文很火，题目是《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
这是武汉大学一名本科生写的文章，作者毕业于2008年，此文在2011年发表，曾在教育界泛起不少“涟漪”。
迄今近13年，再有人拿出来“说事”，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些公众号利用它的流量带货，商业之用；二是有些人真正在反思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是否还在“原地踏步”？是否还在“吃老本”？
在那篇万言文中，作者列举了13年前知名大学一些“趣闻”：
现象一：学生上课睡觉，女生追韩剧，甚至还有同学因长期旷课在宿舍打游戏而被校方劝退。
现象二：有些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
现象三：因为就业难，有些学生不敢“放纵”自己。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
现象四：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
现象五：学校选用“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
现象六：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
现象七：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其实，这些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是它“阴魂不散”，长期依附在某些高校而已。
重读大学里的“趣闻”，让我想起了两位大学校长。
一位是蔡元培。
孑民先生五十一岁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北大，以腐败著称。
北大当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学生被称为“老爷”，教员称为“中堂”或“大人”，官僚之习气未有洗尽。
教员也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发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了事。学生觉得没趣，或瞌睡，或看看杂书。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对立，甘做“好好先生”，或提前告知题目，或划出范围，平时不用功的学生，都可以轻松应付过去。
讲堂之外，由于没有高尚娱乐或社团活动，学生在校外，全为不正当的消遣，比如聚众赌博、抽大烟、逛窑子，甚至娶妾。
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这些劣根性，让孑民先生甚为头痛。
另一位是刘道玉。
1981年7月，刘道玉先生四十八岁，被推到武汉大学校长的岗位上，是当时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这位“武大的蔡元培”，曾经推动了一波又一波“波澜壮阔”的高校改革。
在任期间，他率先取消政治辅导员，开设导师制；实行学分制、主副修制；实现自由转学制、插班生制；实施教授定编制等一系列新制度、新机制。
他甚至对学生喊话：“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这些举措，放在当下，仍是高校改革最前沿的方案。只可惜，1986年那段火车上的“小插曲”发生后，在武大如日中天的刘道玉，1988年突遭罢免。
有人说，武大最耀眼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和他的时代。
难怪野夫在其撰写的《刘道玉记》中发出长叹：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但是，若刘校长读到那篇《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他会是多么的痛心疾首。
大学是什么？正是这个千年之问，让中国的教育家在此问道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上下求索。
千年之问，谁来解题？
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
这是野夫的观点，也是大实话。
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这三位民国时期的校长，是了不起的教育界领袖，对于推动近代大学的发展，昭垂后代。
王云五先生主编的台湾《传记文学》，对这三位教育界巨匠有如斯评价。
“他（蔡元培）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一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
“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
“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
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对大学之重视，应是“前无古人”。他与“教育次长”范静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辩论。
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孑民先生谦虚地总结；“范君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从这段对话来看，可窥见蔡元培对教育认知的“高屋建瓴”，办好大学，才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正是这个重要的底层逻辑，我们才会看到孑民先生对北大的改革和整顿，为中国新式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作为“千年之间”的解题者，孑民先生着实给出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解决方案。
且看他在北大的一些“改革举措”。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孑民先生到校第一次演讲，就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学术上，孑民先生素信派别是相对的。对于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这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这是蔡元培先生的原话。
学科上，孑民先生认为文理不分科。他说，譬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设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为此，他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孑民先生很注重美育教育，所以北大有美术史教课。1921年，蔡先生还亲自讲了十余次，后因足疾入院才停止。
我以为，孑民先生可能是中国近代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第一人。特别是他任“教育总长”后，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的五育并举，影响深远。
他说，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
他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
孑民先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是人性的回归，对时下高等教育改革，仍有着积极的思考启示。
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先生，曾是其中一个践行者，像他那样“痴迷”教育事业的学者，屈指可数。
他自喻是一头“拓荒牛”、“躬耕牛”、倔强的牛，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说自己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改革的执着，已经融入血液，与生命形成了共同体。
刘道玉曾提出“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在业界引起热议。
何谓“理想大学”？他认为：
第一是“以人为本”。理想大学必需以人为中心，实行人性化的教学与治理，使人的个性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解放。
第二是“大学独立”。大学一旦失去独立性，就会被政治化或功利化。
第三是“思想自由”。自由不仅意味着摆脱限制，而且也是对于一定的认识。
第四是“学术至上”。理想大学的师生必须以学术为终身志业，安贫乐道从事纯学术研究，敢冒研究工作中的危险，勇于为行为结果承当责任。
第五是“民主学风”。理想大学是无条件提出真理的地方，而不依赖、不抱偏见、不迷信威望和敢于质疑、争鸣的民主学风是创造的根本保障。
第六是“创造不止”。理想大学的性命力在于创造，因此创造精力必须贯彻到学校的一切工作领域里，老师为创造而教，学生为创造而学。
刘道玉认为，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理想大学是教育的乌托邦，教育需要乌托邦。
莫言这样评价他：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
易中天亦有言：刘道玉不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
诚然，在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路上，刘先生敢说真话、敢求真理、敢做真人，是一只烧不死的“凤凰”。
千年之问，神仙湖寻道
2014年，《齐鲁晚报》刊出了刘道玉撰写的文章《大学如何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他在文中指出：一所大学能否营造创新校园文化，从根本上取决于大学的校长。创新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而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那一年，徐扬生院士刚走马上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校长。
在那里，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全人教育；在那里，学生第一、老师第二、校长第三；在那里，国标评价、全球招聘、院士领衔。
经过十年的栉风沐雨，港中大（深圳）已成为自主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先行者。通过十年的融汇创新，港中大（深圳）已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示范田。
在南中国大湾区的神仙湖畔，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初见端倪。
当年刘道玉要在体制内开创先河，办成一所“理想的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徐扬生则选择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新制度，一个品牌，两个校园，顺势而为。
在办学风格上，道玉先生是“很倔强的牛”，容易得罪人，但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偏执。而徐扬生是“会转弯的马”，行势不行力，做事风格，带有梅贻琦的“慢稳刚”。
链接：行势不行力 | 第三只眼睛解构港中大（深圳）成长的哲学
但在“教育情结”上，这两位“教育家”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譬如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情、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执念等等。
徐扬生一直强调，港中大（深圳）不是培养专家的地方，而是打造“全人教育”的乐园。
在今年港中大（深圳）新生入学典礼上，徐扬生对学生们说：
“你到这里来上大学，不仅仅是来获取知识，不仅仅是来掌握技能，也不仅仅是来研究世界的，你是来提升自己的，我希望在这四年里，无论你的智力、情商、领导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常常说招收了一群优秀的学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四年后能有一个巨大的增值，这个增值在数学上常常叫Δ（delta）。”
读书容易，做人更难。
徐扬生这些说话，间接道出了“上大学”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2005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老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接着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好的人才？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大学。为什么没有好的大学？因为没有好的大学校长。
这个逻辑，似乎有点道理。
如果让我说说“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校长”，他（她）一定会具备如下特质和特性。
以人为本。学校校长不是官，学生才是本位。只有读懂学生内心，走进学生内心，才会共情共鸣，才会有温度、有大爱、有作为。
多元包容。能够容纳拖鞋短裤和西装革履共处同一屋檐下，方为多元；能够小事谦虚，大事认真，才叫包容。
哲学艺术。大学校长必须大力推动“美育美学”教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时代来临之前，此举尤为重要。
刘道玉曾批判中国目前的教育价值观，家长将考高分、高学历与成才画上等号。他说，“这是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最大的功利性主义。纵观我国历代劝学的名言，都是以功利主义为诱导的。”
呜呼！
无论是蔡元培的“逆风而行”，还是刘道玉的“壮士暮年”，抑或徐扬生的一腔热血“大学梦”，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和大志，也是我们的“教育梦”。
在这条未知的路上，也许很拥挤，或许很浮躁。
“在拥挤的世界里找到自己，你就有‘自信’；在拥挤的自己里找到世界，你就有‘胸襟’！”
这是徐扬生送给同学们的一句话。
其实，也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