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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千年风骨在,龙性谁能训
嵇康,于现代人而言,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毕竟,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或穷尽物质,或娱乐至死,或娘炮横行,或崇尚躺平,有了“风气”,却没有了“风骨”。
但,这个“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1800年前的华夏“男神”,一个“天质自然、高洁清峻”的“帅哥”,一个“能属词、善鼓琴、工书画、美凤仪”的天才,他的故事应该被挖掘、被传颂、被升华。
《世说新语》着墨嵇康之处达二十一则,可见后世对其喜爱之甚。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在校注《嵇康集》,他对嵇中散的推崇和热爱,从其文章中都可找到叔夜的思想和影子。
木心先生曾说过:“嵇康的诗,几乎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可以说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为了加深对这个千古风骨男人的深入了解和印象,《思想铺子》的撰稿人“伟歌”(意为“至伟的歌颂”),采取穿越时空的做法,梦回魏晋,与嵇康这位“大神”面对面,采用现代人的新闻采访手法,尝试去还原那些“风流名士”在那个“风云诡谲”时代的点滴。
卷一:样貌与婚姻
伟歌:叔夜先生,安好。能与嵇兄赓续一场千年对话,甚幸亦喜。
闲话少提,直奔主题,后人皆知你是一位身高188的“大帅哥”,《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先生,更是用“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来赞赏你的美貌,你对此有何感觉和想法?
嵇康:相由心生,貌由天定。吾或继承父母先天之优,令季伯贻笑我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此乃抬举有加。
言及样貌,甚是烦恼。
记得年少时上街玩耍,常常惹来好多异性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她们连农活也不干了,纺织活也不做了,孩子喂奶也停了下来,就像你们现代人“追星”那样疯狂,这些行为,让我头痛得很。
诚然,整个洛阳女子为吾之容貌而疯狂,我也成了无数洛阳女子的偶像,甚至惊动了皇家,这是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为此,吾只得将自己扮丑,衣衫褴褛,实为不得为之。
不过,魏晋时代,士人爱美为风尚,男人亦有涂脂抹粉者。
相信后人听说过“傅粉何郎”吧,就是吾妻之祖父曹操,其养子何晏,肤白如雪,容貌俊朗,依然脂粉不离身,是否你们当代人眼中的“娘炮”?
一年春事闲中过,镜里容颜奈老何。再漂亮的脸蛋,也会老去。
吾从不求“万人迷”,只是追求内心的笃定,还是信奉你们现代人那句“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靠才华”的网络用语。
伟歌:叔夜先生,能否聊聊你的婚姻或私生活?
嵇康:此话题说来话长,前事已过千年,今仍有千千心结。
吾本寻常布衣家庭出身,普通的士大夫家族,父亲嵇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乃中下层官吏,他在曹军中督办军粮,于吾襁褓之时便撒手人寰,至今未记清父之轮廓。
吾之成长,必谢母兄,长兄为父,亦兄亦父,亦兄亦友。所以,我曾在《幽愤诗》写下: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
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忧肆妲,不训不师。
正是母兄的养育之恩,让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让我没有体会到那个乱世之人间疾苦,更是培养了我放荡不羁的性格特质。
在此,须提二哥嵇喜,他被推荐为秀才从军时,亦是我伤心欲绝时。那时那刻,吾之心情,若如失去了一位亲人,失去了一位知己,我方写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好句。
伟歌:是的,画圣顾恺之论画,常引用你此句诗词:“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唐宋后辈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在吟诗作对时,会“偷偷”借用你的经典语录。
嵇康:没想到真情流露的几句感慨,可以流芳千古,这也是我始料不及。不过,情感来源于生活,经典来自于思悟。
在洛阳,我遇到吾之所爱。
我要感谢那个彪炳千古的时代,虽为乱世,却可让有学识、有才华、有见地之士出人头地。那时的“玄谈之风”,正如你们当今所说“遇到风口猪也会飞”。
我就是那一头“猪”。
何谓“玄谈”,就是以老子庄子之道和《周易》为依据而辨析名理的谈论,这种“清谈”,若套用你们现代人的说法,美其名曰“吹水大会”。
魏王曹芳正始年间,风靡洛阳都城“玄谈之风”的领军人物,乃前面所述的“美男子”何晏和王弼。
王弼是谁?他的继祖父王粲乃“建安七子”之一,他可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玄谈”的创始人之一,你们后人看到的《道德经》和《周易》的作注,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罢了。
由于我自小深谙老庄之道,而非钻研儒学,我也加入“清谈大军”,得到何晏的赏识和宠爱,他更成为我的红娘。
平叔之妻为曹天王女儿金乡公主,她的胞兄沛王曹林,也就是我的岳父大人,她的女儿长乐亭公主,即我的夫人,全得益于何晏的引荐。
说起夫人长乐亭公主,她的出身也是充满传奇,她的故事说起来也有“几匹布”那么长。
其实我夫人的身世也是蛮“坎坷”的。
爱妻的奶奶是吕布的手下秦宜禄之妻杜夫人,关羽曾与曹操有约定,如果拿下吕布,杜夫人要许配给他当老婆,谁知曹天王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跟人抢老婆,等到拿下徐州城,马上派员找到杜夫人,生米先煮成熟饭,把杜夫人变为了曹杜氏。
后来,曹天王与杜夫人生下了大儿子曹豹(即曹林),他就是我的夫人亭公主的父亲。
或许,我的一生与曹氏集团有前世姻缘,剪不断,理还乱。
卷二:音乐与文章
伟歌:从古至今,情感这东西,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个难题。
或者我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叔夜先生,你的音乐和文章,造诣颇高,特别是《琴赋》和《声无哀乐论》,颠覆了当时许多人的主流认知,能否谈一下对这两个领域的体会和看法?
嵇康:聊起音乐,不得不说下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背景。
在魏晋时代,要传承周朝和西汉儒学传统,我们这些读书人,必须掌握“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音乐排在第二位。动听的乐曲,可以抒发心中的情感,可以将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等等寄情于乐。
小时候,我成长在山阳(今安徽宿县西南),那里的嵇山,葱葱竹林,潺潺溪水,百卉吐芳,池戏鲂鲤,素琴挥操,不亦乐乎,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
我能够写出《琴赋》,得益于那把古琴“号钟”,它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琴赋序》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原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
我的父亲嵇昭在曹军为治书御史时,姜维刚刚当上中郞将,他们情投意合,成为了忘年之交。后来姜维来到我家乡谯郡,见我精通音律,便收我为徒。
虽然我的师父姜维在祁山之战后投降了蜀汉,但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他每天教授我骑马、习武、射箭、操琴、作文,让我的“六艺”进步神速。
基础打得牢,就不怕地动山摇。
我这把古琴“号钟”,它制作于周代,楚人“琴仙”俞伯牙抚之留下《高山流水》,齐桓公惜琴如命,也曾收藏过,小白死后,齐国发生内乱,此琴流落民间,师父姜维慧眼识物,从当铺买了回来,现在辗转又到了我手中。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号钟”正如我的情人,三日不抚,手生心钝。每每遇上烦恼事,我都会带上它到山阳的竹林,迎对溪流,狂弹数曲,以解忧愁。
伟歌:叔夜先生,听说你的《声无哀乐论》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也有不少争议,我们近代的冯友兰先生更是赞赏其为“中国美学史上讲音乐的第一篇文章”,由此可见,你这篇文章的历史分量很重。
嵇康:你说得很对,站在那个时代背景,我敢于提出此论,是顶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舆论压力,但当时清谈成风的“言论自由”,有机会让我们这些士大夫尽情发表下“异见”。
我们那时候的“乐”,不是你们现代人以为的“纯粹艺术形式”,那时的音乐,与政治、教化高度关联,它是社会风俗的投影,是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举个例子,听罢一个国家的音乐,就可以推定这个邦国的社会风俗,就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就可以推测这个政权的具体走势。
那时的“乐”,是占卜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标签”,是教化群众的工具和手段,有着深深的政治“烙印”。
而我以为,音乐本身是一种形式美,它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可言。
音乐起源于自然,好比色彩和味道,都是自然的产物。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在遇到音乐时内心表现出来的一种形态,这就是我所说的“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自先秦以来,儒家学派认为音乐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特别是阮籍兄的《乐论》提出“审乐以知政”,社会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明,都可以通过音乐来测知。
这就是当年大时代的主流,要想颠覆秦客之“音乐关乎政治、声有哀乐之分”,何其容易?
在我看来,国家的兴哀存亡乃取决于政治,庄严肃穆的雅乐与郑卫的靡靡之音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盛衰的特征。
那些郑声(民间音乐),像美色、美酒一样,很美妙,但容易迷人醉人,应当适可而止,有所节制。为此,我也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一说。
伟歌:叔夜先生,你的文章被后世传颂和赞誉,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说你和阮籍体性有异,谓“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又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
东晋“书圣”王羲之,曾专门抄录你的《太师箴》作为书法作品,近代文学家木心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他将你和屈原定义为他心目中的“艺术家”,亦即“仅次于上帝的人”。
鲁迅先生为了校注你的文集,倾尽一生之力。他说你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那些经典的名句,譬如:“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人无志,非人也”等等,无不体现你的阳刚之气,能否谈谈你对作文的看法?
嵇康:谈及千古文章,离不开我生活的那个“大时代”。
后人亦知,魏晋之人大兴“清谈”,或提酒携琴,或挥手弄弦,或奋掷麈尾,或赏景吟诗,我们这些“异类”的士大夫,为了避免政治站队,纷纷远离时政,只能寄情山水,寓意于文,追求的无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尘脱俗。
吾自小深爱老庄之道,对儒家学派不甚“感冒”,吾文之风格受西周《诗经》和《楚辞》影响最大,其诗简洁明了,用词精到,特别是赋、比、兴的运用,甚为精湛,故我尤为擅长四言诗,建议后辈们好好研读这些先贤之书,从中可以学习和领悟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
其实,阮籍兄的诗词乃“上品”之作,充满了象征性和神秘性,正如南朝梁钟嵘撰写的《诗品》中评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伟歌:你的四言诗影响深远,直至现代,亦不乏经典之作,譬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和远方”等等。你如何评价现代文学?
嵇康:正如你所言,我甚爱四言诗,可能受《诗经》影响,一直在模仿,甚至想超越。
《诗经》和老庄的文字太美了,读百遍也不厌倦,需要细细品味和深入思虑,方能略有领悟。所以,我的诗作里面,经常会引用到他们的典句。
至于你说到的现代文学,特别是一些诗歌,确实写得不错,他们颇有才华,也是一个时代的“标签”。
我也留意到,海子和顾城,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极具想象力创作力,但也有同样的结局,都是以非正常手段结束自己的宝贵生命。
这一点,很可惜,我也不敢苟同。
或者,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学之士,其抗压能力比现代人强得多。统治集团愈打压得厉害,我们愈有战斗力。而那些年轻的文学天才夭折,大都是遇到“他杀”。
譬如孔融,“建安七子”之一,而他极度喜欢和曹操捣乱,曹天王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曹氏集团最后忍无可忍,只能把他杀掉。
还有一个祢衡,他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后来也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最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
魏晋时代,只要扣上“不孝”的罪名,权贵集团就可以置人之死地。包括我在内,也被司马昭用“不孝”之罪,最终成就了吾之“千古风骨”罢了。
卷三:吃药与喝酒
伟歌:叔夜先生,听说在魏晋时代,如果不吃药、不喝酒,算不上名士?鲁迅先生曾说何晏是“吃药的祖师爷”,你对吃药和喝酒,有哪些深刻体会?
嵇康:诚然,清谈、饮酒和吃药,那是我们那个特定时代的风尚,也就是后人称之为“名士风度”。
服食药石,是我们当时养生延年的重要渠道。你们也知道,那是战乱不断、瘟疫流行、生命转瞬即逝的时代,我们只有通过服食药物去养生。
何晏兄自小体弱多病,通过服食寒食散(即五石散)后,颇有效验。
寒食散,主要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和石硫黄等五种矿石合制,再掺杂人参、白术、桔梗和防风,其药性甚为剧烈,毒性也很大,服用后若失调,会引发多种疾病。
平叔兄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还有美容功效。为此,很多名士们纷纷效仿,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潮流。
不过,吃药后,需要做散发药力的活动,就是散步,我们称之为“行散”。我曾经服用寒食散后,身体出现了虱子增多、瘙痒不已、心闷不断等特征。
伟歌:你曾在《答难养生论》中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消散,此五难也。”请问吃药与养生有一定关联吗?
嵇康:吾在《养生论》中说过:“夫服药求汗死,或有弗获”。吃药是为了出汗,但有的人却不出汗,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
服食丹药,是为了调养身体,使形体精神相互亲近,外表内里一起受益。其实,养生,关键在于“抑欲”。追逐名利、喜怒无常、贪恋声色、沉湎滋味和情志不稳,是养生的最大天敌。
伟歌:你的《养生论》,可能是华夏历史上最早最全面阐述生命存续的文章,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观点?
嵇康:这要从我的家庭背景说起。
父亲嵇昭在我年幼时早亡,这让我深感生命的短暂无常,加上当时老庄之学大行其道,对我影响深远。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反复强调沉湎于声色享受,会损害人的健康,这个观点已刻入我的灵魂深处。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描写的这位“神人”,提倡清淡寡欲,让我坚信减少私欲,可以养生。
为此,我对养生笃信不疑,一直坚持不懈,也写下了此长文。
伟歌:竹林七贤中,除了你不善酒力外,王戎曾说你“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而其他的兄弟都是饮酒的“天才”,特别是阮籍和刘伶,他们喝酒的故事,“名”垂千古。
你们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看来喝酒是“魏晋风度”里面必不可少的“标配”。
嵇康:没错,喝酒和吃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标签”。
阮籍兄的酒量最大,故事也最多。
嗣宗兄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他才华卓绝,是“恃才傲物”的另类,却是“大智若愚”的精品。
遇到“三观”不一的统治集团,他可以迂回穿行,而我是“一根筋”,十头牛也拉不回去,吾为道德有“洁癖”之人。
阮籍天天把酒临风,呼朋换友,佯狂酣醉,无酒不欢。
他甚至要求司马昭让其去步兵营做个“酒官”,为的就是可以无时无刻都能喝酒,高兴能喝,伤心能喝,站着能喝,躺着能喝。从此,他也赢得一个响亮的花名——“阮步兵”。
阮兄寄情于酒,对他的“仕途”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嗜酒,反而成为他躲避政治迫害中的“挡箭牌”。
司马昭想和阮籍结为亲家,为了躲避这门亲事,阮兄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一醉就是两个月,根本就让子上没有提出的机会。
嗣宗兄的诗文很狂,他在《大人先生传》里就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就是说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的,一切都是虚无的,沉湎于酒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在司马昭集团面前经常“耍赖”,但他做到“口不臧否人物”,所以他活得比我潇洒,活得比我好。
伟歌:叔夜,如果说阮籍是一个“酒圣”,那么刘伶就是一个“酒仙”,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嵇康:是的。
刘伶个头不高,只有六尺(约一米四多),样子虽然不好看,但却是个“酒鬼”。
后人美谈“杜康美酒醉刘伶”、“刘伶一醉睡三年”的故事,足见伯伦兄酒量之大。确实,他对美酒之嗜好,可以用“睡觉时靠着酒缸,醒来时抱着酒壶”来形容。
但伯伦兄生活得写意,抱着酒壶走天下。
他喝多了,肯定是放浪形骸的姿态,很多人会看不惯,甚至会嘲笑他。有一次有客过来,他不穿衣服,客人责问他,而刘兄却道:我以天地为住宅,房屋为衣裤,你们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了?
看似玩世不恭,却是非常有力的还击,这就是伯伦兄的性格。
刘兄的《酒德颂》是大气之作,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对我们当时礼法和旧教的辛辣讽刺,文气浩荡,笔酣墨饱,那是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气势。
特别是那句“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不知越出了多少倍。
“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刘兄把太阳跟月亮当作门窗,把八方荒远的地方当作门庭,可能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
刘伶兄的文章,那是气吞山河、仰视日月的豪迈,读完后有一种超脱凡尘的感觉。
伟歌:叔夜,听闻你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热爱打铁,还特意在夏天穿棉袄去打铁,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嵇康:打铁是一项很好的养生运动,可以锻炼身体,磨练意志。
遥想当年,与向秀、吕安一起在山阳竹林打铁、种菜、灌园、赋诗作文的日子,我甚为怀念。大伙们对酒当歌,谈玄论道,抚琴挥弦,不问尘世,优哉游哉,怡然自得。
吃完寒食散后,需要排汗,打铁是比较好的方法。那年夏天,在大柳树下打铁,向秀兄帮我拉风箱,他见我身穿棉衣,挥汗如雨,不解,曾问起此问题。
我答曰:孙敬读书头悬梁,苏秦夜读锥刺股,为了更好做成一件事,你必须承受更多的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毅力。我打铁穿冬天的衣服,就是要告诫自己,勿懈怠,勿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卷四:生命与信仰
伟歌:后人一直把你作为最有风骨的名士看待,主要是你宁可抛弃生命,也不屈服于司马昭集团的权势,看透司马昭之心,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人格。在对待生命这个问题上,你是怎样看待和思考的?
嵇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这是我撰写《卜疑集》中的两句话,也是我对生命定义的最终回答。
我们那个时代,为什么要服药?最根本就是延长生命。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生活坎坷,欢少悲多。所以:
曹操有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曹丕有曰: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
曹植有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阮籍有曰: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陆机有曰: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刘琨有曰: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王羲之有曰: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陶潜有曰: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我们那个年代的文人墨客,对生命无常、人生易老的感悲和慨叹,只因当时战祸不断,疾疫横行,政治迫害,死亡枕藉,就算你是上层的贵族和士大夫,也在所不免。
人生是那么短暂,太多的离别、相思、怀乡、愿望、友情、亲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沉重的生命画卷。
为此,我们必须及时行乐。
而此“乐”不是肆意挥霍岁月,纵情无度,而是在有限的光阴里,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友人,大家一起追求内在的精神气质,保持内心的笃定和生动。
伟歌:你在慷慨赴刑时,不忘奏响《广陵散》,三千多太学生为你联名上书求情并跪行相送,可见你人格的伟岸,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嵇康:在古时看来,那是一个“忠”字,你们现代人说的是“信仰”。
此“忠”,乃为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性情,忠于自己的所求。吾之“忠”,源于爱憎分明。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吾深受老庄之道影响,也曾作诗: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
做人做事,先要注重充实和丰盈自己的个人修养,不求于外物,深藏质朴,返璞归真,再高的权位也没有自己的生命宝贵,我向往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
“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功名利禄不可久居,如果人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去追求这些虚无的东西,甚至还希望载入青史,这是异想天开的想法。
功名与生命两难全,只可取其一。
后人也可看到,在我们七兄弟中,面对人生岔路时,各自的选择决定各自的命运。
阮籍兄善于“口不臧否人物”,为了苟全性命,主动投入司马氏的怀抱;山涛兄自幼便有“位列三公”的抱负,急不及待投入司马氏的阵营。吾勇拒司马昭之征召,只能以生命换取汗青。
君子和而不同。
每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吾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虽然我们志向迥异,但友情仍然长存,我将儿托付于山涛兄,就是兄弟之情的信任。
伟歌:你的“风骨”深深影响了华夏子孙后代,你如何评价后人岳飞、文天祥的“忠烈”故事?
嵇康:其实,吾并非愚忠于曹氏集团,吾信奉的还是老庄之道。
那时司马昭是旧礼教势力的主要代表,以“孝”之虚名统治天下,全力拉拢和镇压各路名士,如果不愿意投入其麾下,将被铲除。
阮籍兄名气很大,搞定他很有代表性。
在司马昭多次威逼利诱之下,他无奈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表明他站在司马氏那边了。而山涛兄推荐我出仕,引起吾之愤懑,撰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也让司马氏集团划清了界线,非除掉我不可。
吾不愿为司马昭效力,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岳飞和文天祥是宋朝的民族英雄,他们受教育的背景是改良后的“儒家文化”,北宋大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经深入民心,“家、国、天下”已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
他们是“大宋风骨”的杰出代表,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
无论是岳飞的“三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值得后人好好思索和掂量。
伟歌:除了在治国平天下的信仰外,你在修身方面,比如友情方面,也是有着强烈的信仰,可否谈谈友情方面的体会?
嵇康:这里要感谢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他在“贤媛”篇中这样描述我与山涛、阮籍的友情。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
季伯的才情蛮不错。真正的友情,就应该像深谷中幽香的兰花,在春风中嗅到了另一株兰花的幽芳,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相互呼应。
伟哥评论:三从四得,有感而发
从事件细节窥视社会百态
从内容精彩把脉历史易象
从生活点滴探索人生哲学
得思考,得启示
得情性,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