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生 等｜城乡迁徙视角下我国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探究——基于CGSS 2017年数据的AMOS结构方程分析

刘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摘要：青年农民工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对我国的政治生态、民主发展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影响，是政治参与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研究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有两个视角值得关注：宏观上，从动态的社会变迁层面关注城乡迁徙的流动性，这是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微观上，关注城乡迁徙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媒体使用的变化，这是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动机、态度及行为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通过这两个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本文运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迁徙年限和不同的媒体使用与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除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具有显著负效应外，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在其他方面均表现为显著正效应，这表明在城乡迁徙时空格局中，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化”作用，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这对提升新时代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和优化社会治理路径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城乡迁徙；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中受到重点关注的概念和问题之一。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参与实践在不断发展。研究显示，在2002—2011年，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广度明显扩大，政治参与的深度显著提升，并出现了结构化差异。伴随实践的发展，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在推进。公众政治参与不仅是被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有关中国政治学研究经验文献最丰富的领域之一。相当多的研究基于本土实践尝试对中国的政治参与问题进行探索，除了宏观的阐释性和一般描述性研究，一些学者开始针对具体问题和微观机制进行量化研究，例如面向农民、青少年、政府官员等多种类别公众政治参与行为所展开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测量。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政治参与，其区域性和群体性问题开始被关注，一些地区性的政治参与和特殊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政治参与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专门对1998—2020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883篇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包括农民、农民工等在内的人群政治参与是研究的热点。

总体看，现有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多为一般性的描述和概括性阐释，基于具体实践和微观因素的深入探究还不多，尤其缺乏社会动态系统的、针对这个群体最主要特征和影响这个群体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的研究。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视角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时代性的社会变迁和结构特征视角。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在社会日益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徙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结构性特征之一。农民工群体的崛起，就是这个结构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当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规模已近3亿人，人口迁徙导致一个如此庞大规模的群体出现，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空前的。根据美国学者E.S.Lee提出的推拉理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力有极大的需求，城市凭借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众多的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农民。他们为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更便捷的公共服务、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条件等，由农村迁徙至城市，并成为社会常态。这意味着，在我国城镇化提速发展的今日，这种人口迁徙仍将持续。因此，农民工群体对我国政治生态、民主发展和社会治理产生着无法忽视的影响。

二是“媒介化”所带来的全新网络社会结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日益“嵌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一个“媒介化”的社会日渐出现。对于这个因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结构，曼纽尔·卡斯特尝试将其概念化为“网络社会”。就中国而言，由于社会结构变迁和新媒体发展在全球均处于较高水平，所呈现的网络社会特征就更为明显和复杂。值得追问的是，在日渐深度“媒介化”的网络社会中，从城乡迁徙和媒介变革的互动中看，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对农民工而言，城乡迁徙不仅导致这个群体所居住的地理空间位置发生变化，迁徙的年限、迁徙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对其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此，本文在网络社会的大背景下，选取农民工中的主要构成——青年农民工作为研究群体，尝试以城乡迁徙作为结构性视角，重点探究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这两个变量及其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

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关注的是参与者自身因素，包括参与意识、受教育程度、知识能力、参与获得感、政治效能感等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客观方面，侧重的是媒体使用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等外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本文重点探讨客观层面的外在因素影响。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外在因素对政治参与影响的成果颇多，可归纳为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运用两个维度。

媒体使用的维度。媒体在公众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多和越通畅，政治参与就越便利。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媒体动员论，认为媒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起积极作用，通过媒体设置公共话题、传播政务信息，可不同程度地激发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强公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实现动员公众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第二种是媒体工具论，通常而言，媒体具有告知、教育以及决策作用。有学者认为，媒体的运用不一定对公众政治参与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它仅仅是作为中间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个人的内在特征和认知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第三种是媒体抑制论，指大众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抑制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娱乐节目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的认知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对电视娱乐节目依赖过多会占用公众政治参与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参与度。

社会关系网络运用的维度。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带来个人成就，例如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更为优质的工作岗位；二是不同层级社会关系网络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美国学者帕特南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本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起促进作用，其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和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两种形态：横向社会关系网络指公众个体和邻居、亲戚、朋友、同学等因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网络；纵向社会关系网络指公众个体与对自己有一系列资源支持的群体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村表现为公众与基层干部、乡贤等权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之间的关系。同时，相关研究也指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关系网络，在微观层面为个人提供着物质与情感支持，在宏观层面促进社会成员之间为共同利益而展开协调合作，促进集体行动。行动者可以有效调用的关系网络规模大小与网络中各成员占有的社会资本多少也影响着个体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

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如何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立起联系，有学者归纳总结为以下四点：其一，公众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公共事务相关信息；其二，公众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相应人脉，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进行合法化的社会资源互换；其三，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易培养出人际信任，公众政治参与行为受其身边人影响；其四，社会关系网络对公众身份信息起到资格认证作用，增强其可信度。以上方式均可加快公共事务信息的传播速度，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行为和态度。

综合国内外已有文献来看，上述两个维度都凸显出外在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传递信息加强交流的共同作用，但都忽视了城乡迁徙（空间地理变量）背景下迁徙年限在公众政治参与中的独特影响。

作为农民工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城乡迁徙又如何在微观层面影响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本文主要针对这个问题，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运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重点考察不同迁徙年限和不同的媒体使用与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采用城乡迁徙作为视角，主要基于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城市与农村之间现实存在的地理空间距离，主要说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的拉力作用以及农村的推力作用下形成的迁徙现象。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城市作为信息传播的中心作用日益加强，并通过频繁的城乡迁徙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产生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逐渐使得城乡交流及公众政治参与由身体在场走向身体缺场，突破了旧时空的限制。信息传播格局由块状发展至网状，公众个体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互联网技术将社会空间分为线下实体空间和线上缺场空间，公众政治参与既可在线下进行，又可在线上进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应用使得青年农民工在线上缺场空间的体验和认知不自觉地会影响其在线下实体空间社会实践的表现行为。基于社会现实，城乡地理时空差异并未使实体在场空间和虚拟缺场空间的公众参与行为割裂开来，而是相互影响的。

城乡迁徙背景下，除了地理空间距离，迁徙年限是社会变迁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社会群体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以及关系网络，均会随着迁徙年限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另外，不同媒体类型在传播效果方面存在差异，对公众社会事务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基于城乡迁徙，本文拟采用多重中介模型，结合新、旧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已有的研究框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已有相关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的研究指出，长时间的城市生活能够改善迁徙者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与自我认同的融入状况。从经验出发，迁徙年限越长，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城市政治环境的适应性和参与积极性提升，其政治参与的行为也因此会更频繁。

假设2a：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旧媒体”使用具有消极影响。

一般而言，新、旧媒体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流动程度，二是“把关人”地位。“旧媒体”即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把关人”居于绝对强势地位，能够筛选传播内容，具有单向传播的特点，对社会公众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同时，过往调查结果也显示农民工新生代群体中，新媒体的普及程度已经高于传统大众媒体的应用水平。因此，伴随社会变革进程与媒体发展现状，青年农民工迁徙时间越长，与城市外在环境与事物接触越多，旧媒体使用频率也将越低。

假设2b：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新媒体使用具有积极影响。

新媒体，即以互联网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把关人”居于相对弱势地位，其信息流动具有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社会公众成为重要信息生产者，信息规模堪比海量。青年农民工迁徙至城市，新媒体成为他们获取必要信息、建立人际关系、获得安全感、实现身份转变的重要途径。迁徙时间越长，青年农民工对城市外在环境与相关事务的需求越大，其新媒体使用频率也会越高。

假设3：媒体使用对横向、纵向社会关系均有积极影响，新媒体的使用对社会关系建构影响更大。

新、旧媒体使用丰富了公众接触外部信息的渠道，青年农民工对外交流行为更为频繁，促进了横向与纵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与维系，尤其是社交性强的新媒体能更有效地跨越时空限制，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

假设4：新、旧媒体使用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有积极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青年农民工可以在线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旧媒体筛选后的政务信息，增加了其对青年农民工的公信力，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具有积极影响。

假设5：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均有积极影响。

既往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的丰富程度与公众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关系网络和纵向关系网络两方面，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公民与外界联系就越密切，所接触到的信息也就越多，公民意识越强，社会认同感就越强，政治参与意愿也就越强。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CGSS 2017年的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样本总量为12582个。本文研究所需变量主要来源于问卷的 A 部分（核心模块）、C部分（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模块），主要集中于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行为和态度情况，因此筛选户口登记状况是农业户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段，青年人的年龄上限为44岁，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本文将青年界定在18-45周岁的人群。因为本文研究的是迁徙年限与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关系，故筛选出受访者目前的户口登记地在本区（县、县级市）以外的人口，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数为581个。

（三）变量设定

1.因变量

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多样，本文首先对政治参与这个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处理（表1）。为了便于区分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方式，以体现不同因素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本文将政治参与分为信息流政治参与和意见流政治参与两大类。

本文将因变量设为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包括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4个维度，包括7个题项（表2）。信息流政治参与是通过问卷C部分的4个问题进行测量，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无所谓同意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5”。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是通过问卷C部分的1个问题进行测量，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是通过问卷A部分的1个问题进行测量，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否=0”，“是=1”。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是通过问卷C部分的1个问题进行测量，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否=0”，“是=1”。

2.自变量

自变量是迁徙年限。假设在城乡迁徙背景下，受访者的迁徙年限也会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及其态度。根据问卷A部分迁移板块题项“您是哪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以及根据受访者的答项和问卷调查的时间，计算出青年农民工的迁徙年限。

3.中介变量

第一是新、旧媒体的使用情况。根据问卷A部分生活方式板块的题项，受访者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手机定制消息使用的频率。根据媒体分类特点，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归为旧媒体，将互联网以及手机定制消息归为新媒体，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从来=1”，“很少=2”，“有时=3”，“经常=4”，“非常频繁=5”。

第二是不同层级社会关系网络情况。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关系网络和纵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指受访者和其同一等级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问卷A部分生活方式板块的2个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和“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对受访者的答项进行赋值：“从来不=1”，“一年1次或更少=2”，“一年数次=3”，“大约一个月1次=4”，“一个月数次=5”，“一周1到2次=6”，“几乎每天=7”。分数越高表示和邻居及朋友联系越密切，其横向关系网络就越丰富。纵向关系网络，指受访者与其在社会参与过程中能获得相关资源支持的群体社会关系网络。问卷A部分的题目“您认为您自己目前位于哪个等级上？”，根据答项取值1~10，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数值越大，表明所处的阶层越高，其纵向关系网络也就越丰富。

（一）描述性统计

调查对象迁徙年限、媒体使用、社会关系网络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显示：第一，样本的迁徙年限均值将近10年，为9.03年。第二，新、旧媒体使用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旧媒体使用均值为2.05，而新媒体使用均值为3.27，样本的旧媒体使用频率低于新媒体。第三，社会关系网络层级不高。样本的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均值为3.84（赋值满分为7）；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中下层，均值为4.18（10为最顶层）。这种情况符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均属于社会资本中的一部分，社会资本越丰富，公众从其中得到的资源支持才会更多，以上两个数值表明诸多青年农民工从横向和纵向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资源支持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通过调查对象政治参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可以发现，因变量信息流政治参与的均值为3.49，调查对象的信息流政治参与处于“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和“同意”之间的状态；因变量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的均值为2.05，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处于很少和有时之间的状态；因变量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比例为14%，有86.0%表明自己未参与其中；因变量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比例为10.4%，有89.6%表明自己未参与其中。

（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拟合度分析

本文重点在于分析迁徙年限、媒体使用频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媒体使用频率包括旧媒体使用和新媒体使用两个维度，社会关系网络包括纵向关系网络和横向关系网络两个维度，政治参与包括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4个维度。根据前文所述的理论模型，利用AMOS 22.0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初步分析发现，概念模型和收集到的数据可以拟合，表明构建的理论模式路径比较合适。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可以看出（表5）：χ²/df在2～3，RMSEA大于0.05但小于0.08，AGFI、GFI、IFI、CFI、NFI均大于0.9，综合这些指标，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检验结果（图1）为最终显示模型，虚线表示不显著路径，实线表示显著路径。由图1可知，迁徙年限通过新媒体使用来影响青年农民工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其中，迁徙年限通过新媒体使用来影响青年农民工纵向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迁徙年限通过新媒体使用来影响青年农民工的横向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另外，旧媒体使用可以直接影响青年农民工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

（三）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根据模型各变量及测量项之间的影响系数（表6），C.R.用于判断两个变量是否有相关性，当其绝对值大于临界值1.96，代表两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参照路径系数和显著性，我们可以看出，正向影响中，横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大（标准化系数为0.324），然后依次是旧媒体使用频率对信息流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315）、旧媒体使用频率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306）、纵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254）、旧媒体使用频率对横向关系网络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70）、横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52）、新媒体使用频率对纵向关系网络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19）、旧媒体使用频率对纵向关系网络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16）、新媒体使用频率对横向关系网络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00）、纵向关系网络对信息流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097）、旧媒体使用频率对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标准化系数为0.080），横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小（标准化系数为0.078）。

负向影响中，迁徙年限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影响最大（标准化系数为-0.299），然后依次是迁徙年限对信息流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59）、新媒体使用频率对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42）、迁徙年限对新媒体使用频率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39）、新媒体使用频率对信息流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18）、迁徙年限对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的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102）和纵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小（标准化系数为-0.102）。

（四）结构方程模型效应和假设检验

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效应如表7所示，反映了直接效应尤其是间接效应的具体结果。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对5个假设验证结果做以下解释。

模型各变量及测量项之间的影响系数显示，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的检验P=0.278，＞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除此之外，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即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检验结果显示为如下四项：

（1）“迁徙年限-旧媒体使用频率”假设检验P＞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反“迁徙年限-新媒体使用频率”假设检验P<0.05，而C.R.值为-3.370，即迁徙年限越长，圈层越固化，使用新媒体认识新朋友的需求越低，横向、纵向社会关系中的情形也能补充说明这一点。假设2a未得到支持，假设2b反向支持。

（2）“旧媒体使用频率-横向关系网络”假设检验P <0.05，且C.R.值为4.109，“旧媒体使用频率-纵向关系网络”假设检验P<0.05，且C.R.值为2.797，正向影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旧媒体使用频率对青年农民工的横向关系网络影响显著超过对纵向社会关系的影响。青年农民工从旧媒体中接收各种信息，使用越频繁，与同阶层人群关系越密切。

“新媒体使用频率-横向关系网络”的C.R.值为2.409（横向）、对纵向关系的影响为2.826（纵向），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3部分获得支持，新、旧媒体对社会关系均有积极正面的建设作用，但是较之有社交属性的新媒体，在青年农民工的横向同质化社群关系建构里面，旧媒体发挥的作用更大。

（3）“旧媒体使用频率-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假设检验P>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除此之外，旧媒体使用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均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新媒体使用频率-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和“新媒体使用频率-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的假设检验P>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新媒体使用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的假设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显著影响。检验结果部分支持假设4。

（4）“纵向关系网络-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假设检验P>0.05，C.R.值为0.69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显著影响。“横向关系网络-信息流政治参与”假设检验P>0.05，C.R.值为0.75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显著影响。此外，纵向关系网络对信息流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C.R值分别为2.455和6.744，均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横向关系网络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的C.R值分别为2.047、3.621和8.533，均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我们可以认为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的部分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即部分支持假设5。

综上所述，直接影响有四类：迁徙年限时长对新媒体使用频率具有负面效应（-3.370）；新、旧媒体使用频率对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都有显著影响（2.826、2.409、2.797、4.109）；横向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影响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2.047、3.621、8.533），不影响信息流政治参与行为，纵向社会关系对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行为无影响；旧媒体使用频率对除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以外的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媒体使用频率对信息流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间接影响显著的有两类：迁徙年限—新媒体使用频率—横向、纵向关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旧媒体使用频率—横向、纵向关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图1）。

可以看出，迁徙时间越长，圈层固化，对使用新媒体交友的需求越小。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均能影响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新、旧媒体均不能直接影响政治参与行为，但其均能通过影响横向、纵向社会关系网络来影响政治参与行为。

（一）研究发现

本文采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迁徙年限如何通过新旧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以上设计、测量和分析，有以下发现。

第一，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从迁徙年限来看，迁徙时间越长，其越难以融入新组织，越难以适应新兴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因此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越少。

第二，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新媒体使用呈负相关关系。此结论打破常规经验认知，迁徙年限越长，圈层越固化，新媒体使用频率降低，由此进行社交或者借用新媒体进行严肃的政治参与的概率均有所降低。

第三，旧媒体使用直接影响青年农民工信息流政治参与行为、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行为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不影响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新媒体使用对信息流政治参与行为和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随着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发展势头正猛，但是其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取代，而是迭代、互补的关系。青年农民工仍会使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并通过这些途径获得一部分政治信息。其从农村迁徙至城市，更多的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以及更为便利的生活条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虽大不如前，但其作用仍是不可小觑的，尤其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仍然存在用武之地。

第四，横向社会关系网络不直接影响信息流政治参与行为。青年农民工的横向社会关系网络更多的是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包括邻居、朋友、亲戚、同学等群体，其政治参与行为受同阶层群体影响较大，更为相信从该类群体所获取的一系列政务信息。信息流政治参与行为主要受自身公民意识影响，同横向社会关系网络联系不紧密。当然，横向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中的一部分，社会资本越丰富的群体其政治参与倾向会更高。

第五，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青年农民工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是呈负相关关系。青年农民工的纵向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其与基层干部、乡贤等权力地位比自己高的群体交往时形成的关系网络。在我国农村，村党支部是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青年农民工进行政治参与接触得最多的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当前，可能存在部分基层党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政治参与的力度不够，不能切实解决群众需求等问题，一些跟农村基层干部熟络的青年农民工会认为公民政治参与可有可无，更多的是形式主义，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这种途径表达未必会得到有效回应。因此，受多种因素影响，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呈负相关。

（二）意义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在城乡迁徙背景之下迁徙年限如何通过不同的媒介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影响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由此评估和预测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出一些通过调节媒体使用和调整社会网络关系的相关措施，优化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途径，以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本文是一项关于政治参与的探索性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尝试。

第一，以迁徙年限这个结构性特征作为一个新视角，在动态的、整体性的社会系统中，探究影响青年农民工这个重要群体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由于参与空间日益复杂，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存在很多难点。为此，从全球的政治参与研究来看，一是要找到更好的理论基础，二是要针对整体的延伸展开实证研究，三是要采用更高级的多层次动态研究设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使得中国农村的公共事务参与尤其是基层的公共事务参与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试图通过一个新的视角，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性特征即迁徙性，以迁徙年限作为自变量，在媒体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态背景下探究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第二，通过AMOS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这个复杂和重要现象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当前我国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一个仍处于探索阶段的难点问题。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传统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政治参与现象，在政治参与实践方面，中国与西方差异明显；其二是研究对象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其流动性造成研究的困难，尤其是不易获取经验性的资料和数据；其三是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在宏观时空和微观机制方面都有着全新表现的复杂现象，缺乏研究视角和切入路径。本文以媒体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中介变量，尝试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关系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第三，不同于传统的研究结果和经验认知，本文有一些新的发现。如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除了不支持村委会投票这个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外，对信息流政治参与、意见流媒体政治参与、意见流组织政治参与行为均存在负向影响，即迁徙年限越长，其政治参与越少，越难以融入新组织。此外，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呈负相关，其背后所反映的基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现实意义上，本研究也有一些启示与建议。

第一，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农民工早已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农民工规模已达到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而4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例为50.6%。该群体数量庞大而又相对年轻，对我国政治生态、民主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当然，笼统地讲，一个社会并不是政治参与度越高，社会治理效果就越好，但是如果制度性的和组织性的政治参与渠道合理畅通，则有利于公众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协商关系，促进社会有效治理；而如果政治参与渠道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公众的不参与或更多采用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那就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甚至滋生矛盾，不利于社会治理。本研究发现，探讨如迁徙年限等变量如何通过媒介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影响政治参与，从关键因素的路径层面为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了思路。

第二，应高度重视农民工政治参与背后的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述，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意见流法定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部分基层干部组织和农民工之间的沟通存在不畅和不足的问题，甚至影响农民工参加基层选举，这既不利于切实解决农民工的需求，还有可能会积累矛盾，形成隐患。如何改善纵向社会关系，是当前基层工作的重点。

第三，应主动利用新、旧媒体的作用，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调节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促进社会治理。研究发现，尽管迁徙年限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并无显著的直接相关性影响，但横向社会关系网络正相关的间接效应显著，这表明在城乡迁徙时空格局中，横向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化作用得到发挥，在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体现。新、旧媒体使用直接影响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我们应在媒体融合以及县域融媒体建设的背景下，主动发挥媒体的服务和社交功能，重构新型社会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基于网络环境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针对该县近40%的人口长期在县域外创业务工的特点，依托平安浙江信息系统和浙江政务APP，建立“域外网格”与县内部门联结机制，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构建“域外网格”探索社会综合治理新模式。以全科网格管理模式为基础，在景宁人相对集中的12个省份、地市、县，建立18个域外网格，其核心职能就是承担域外网格党的建设、平安综治、便民服务等5大类16项信息采集，以及与县内部门协作联动、在外景宁人诉求处置等职能。其通过“1+1+1+X”的网格队伍建设模式，吸纳在外党员及热心群众参与，打造以乡情为纽带、以服务为导向的域外网格员队伍，发挥“老乡帮老乡”的独有优势，依法妥善排查、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其实质就是顺应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通过新的媒介形态重新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关系，其中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拓展和优化。

（三）不足与展望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是数据和样本的局限。受一手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只能基于CGSS 201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二手数据的验证，这对本研究的效度虽有一定影响，但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构建模型和探讨变量关系，当然也希望今后在条件具备时，展开更科学的一手数据分析。需要说明的是，CGSS 2021年调查数据虽然已公布，但一是由于问卷有所调整，对本研究无法保持比较的一致性，二是CGSS 2021年的调查数据来自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数据与常态社会有一定差异，故本研究未采用。受样本限制，本文并非针对总体的农民工，本文的样本是农民工中的青年。如果调查条件具备，针对整体的农民工进行分析比较的价值更大。另一方面是难以对农民工及新、旧媒体进行细分。本文旨在从新的视角和路径构建模型和探讨变量关系，但我国的农民工是个复杂的群体，尤其是地区差异极大，本研究难以针对地区进行细分。媒体使用和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复杂的系统，限于篇幅，本研究未对新旧媒体进行细分，也未深入探讨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原因。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笔者非常期待后续有机会能致力于更为细致的研究，例如根据地区差异（如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同年龄段等社会因素进行细分，以增加研究的普遍性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