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飞 程文璇｜“日常的爱国主义”：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活实践

“日常的爱国主义”：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活实践

方飞，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程文璇，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摘要：近年来网络爱国主义逐渐演变为青年群体“日常的爱国主义”特殊实践。区别于网络民族主义的被动激发，“日常的爱国主义”是青年群体的生活实践。基于其政治功能，“日常的爱国主义”成为常规化网络政治参与形式。“日常的爱国主义”的生成逻辑是青年在网络日常生活中的爱国自觉，被网络碎片化事件触发爱国情感，并实现媒介实践与爱国主义的互构。“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进路包括爱国情感动员的双重模式，爱国议题生产制造“重叠共识”和爱国消费风尚的行为转化。拓宽青年政治参与的边界，以爱国主义的建构优化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日常的爱国主义”导向有序化和规范化发展是题中之义。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青年；爱国主义；生活实践

爱国主义是建构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伦理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发展进程中有不同的内涵。近代以来，爱国主义兴起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爱国主义异化为网络民族主义、粉丝民族主义等特殊形式。近些年爱国主义在网络媒介中更加趋于常态化，其参与主体、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和政治功能都与之前不同，亟须对网络爱国主义进行新的探索。

目前，学界对网络爱国主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注其变种形式的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具有非理性倾向与情绪化表达的爱国主义，但在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维护方面有正面效用。其独特性体现在，网络民族主义是突发性、反应性的网络集合行动，以视觉修辞为主的娱乐化表达风格，优越性、排他性的“爱国”情绪表达，以米姆式传播进行共意动员，“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等。网络民族主义以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为典型代表，后又演化出以粉丝为主体的“粉丝民族主义”。二是关注网络爱国主义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方案。前者是指新的时代背景和媒介环境给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带来的挑战，如“后真相”时代“圈层化”“信息茧房”使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多重挑战，弱化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后者关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提升路径，如以内容建设、形式重塑和制度建设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以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工具，以提升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效；以理育情与以情抒理相结合，推动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等。

总结以往研究并探索当下现实，可以发现由于社交媒体极大地拓展了爱国主义实践的场域，加之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话语冲突强化了爱国主义的时代要求，网络爱国主义逐渐沉淀为青年“日常的爱国主义”常规化实践。由此，本研究从两重进路出发，一是区别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特例性行动，从日常生活视角关注网络爱国主义的常规化实践；二是已有研究大多以青年为客体探索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模式，本研究以政治参与观照青年自觉的、常态化的网络爱国主义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青年是折射时代精神的棱镜，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潮和群体特质，考察“日常的爱国主义”生活实践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有助于激发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和活力，规范与引导爱国主义实践的合理有序发展。

青年“日常的爱国主义”的时代图景有两个面向：一是，区别于由特殊事件激发的网络民族主义，将之定位为青年群体的生活实践；二是，基于其政治功能，将之纳入青年群体常态化的网络政治参与。

（一）作为生活实践的“日常的爱国主义”

以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日常的爱国主义”成为青年的一种生活实践。日常生活来源于法语“la vie quotidienne”，意指生活中的习惯、例行和常规。日常生活理论由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发扬光大，并推动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将网络爱国主义的研究视野从宏大叙事转换为网络日常生活，关注平凡而真实的青年主体性生活实践。

日常生活以它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态度”解放潜能，打破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单调和重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之融入现代日常生活、日常认知图式、日常行为习惯和日常价值认同之中，使青年在网络日常生活中进行主体感知并自发进行爱国主义生活实践，促使个体成为“存在”的主体并实现自我发展。

以网络民族主义作为参照，对比参与主体的范围、行动触发的方式、行动发生的频率、情感流露的类别，可以看出“日常的爱国主义”何以成为近年来更为独特的生活实践。网络民族主义大多是由敌对“他者”激发的“被动应急反应”，其触发点诸如“港独”“台独”倾向的发言或“反华”“辱华”等特例事件。“日常的爱国主义”的唤起方式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事件或行动，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仪式和过程之中，由网络碎片和具体细节发酵而来，是一种不同于爱国主义宏大叙事或平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常规化形式，爱国情感被持续建构与裂变传播。其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小粉红”“粉丝”“饭圈女孩”“二次元”等群体，而是跨越圈群标签，辐射至普通青年。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更多地指涉国家优越感与对他国的支配，强调无条件的忠诚或排他性的情感依附，多是情绪化和娱乐化的。网络爱国主义虽然也暗含了“我们”与“他们”比较中涌现的政治情感或政治观念，但更强调的是国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同胞的关切，爱国表达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

（二）作为常态化网络政治参与的“日常的爱国主义”

“日常的爱国主义”成为常态化的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参与的时代变化密切相关。从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来看，青年逐渐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参与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选举为主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当下所处的第三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的属性逐渐模糊，青年作为“网生代”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元形式高度适配，展开各类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如网络动员、在线请愿、网络集体行动等。从政治参与的类型来看，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显性的、直接的、传统的参与行为（manife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还包括潜在的政治参与（lat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即和政治相关但又非旨在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主要体现为表达政治态度或政治意见。潜在的政治参与、青年主动的激情的群体特质、散漫的碎片化的网络使用相结合，形成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新特征，即当代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偏向“表达型参与”，以网络点赞、转发和评论为主要方式来对公共议题进行表态，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从政治参与的场域来看，网络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场域。互联网改变青年介入政治过程的方式，它既是青年政治信息获取和交换的渠道，同时还为政治参与提供虚拟公共空间，满足了青年“以更灵活的方式获取多元政治信息的需求，进而刺激了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青年从尽职尽责的公民身份转变为自我实现的公民身份，这种身份倾向于松散的网络行动主义，并致力于个人价值观的实现。

爱国主义具有情感和法理上天然的正当性，“是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利益统一的政治情感”。爱国主义的激情特质与青年群体的主动性特质、网络政治参与的“表达型”特质、网络媒介的聚合联结功能进行了有机结合。数字媒介时代，“日常的爱国主义”深度嵌入网络政治参与之中，成为青年进行政治表达、参与公共生活、塑造政治认同的生活实践。“日常的爱国主义”以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为观察透镜，聚焦青年在网络日常生活中的爱国表达、行动逻辑和实践进路。爱国主义既包含自发的、天然的自然情感维度，也包括政治义务及责任的维度，后者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爱国主义的紧密相关性。爱国主义是公民为了国家利益参与公共事务、履行公民责任的价值理由。在“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中，青年以政治态度表达和爱国情感动员为主，核心目的是表达爱国主义立场，对冒犯爱国情感表达不满和抗议，对弘扬爱国主义情怀表达支持和拥护。青年个体的爱国情感与身份认同之间高度相关，体现了对国家的群体性依恋。

爱国主义是普通公众政治价值观的底色，“是个体以公民身份对国家伦理本质的自觉意识、实践精神、道德追求”，揭示了公民对国家的依存关系。“日常的爱国主义”作为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活实践，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青年主体的爱国自觉在网络事件中被触发，并以媒介实践与爱国主义的互构，在虚拟和现实双重维度进行“日常的爱国主义”的生活实践。

（一）内驱力：青年在网络日常生活中的爱国自觉

现代爱国主义是一种多维度的复合情感，它涵盖了对政治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以及身份共同体的深厚情感和价值认同。爱国自觉是青年主体性意识和理性化发展趋势的体现，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深刻的精神觉知。其得益于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以及社会实践的个体经验和网络生活的参与实践。媒介技术、政治参与需求和青年自我身份认同的驱动，重新塑造了网络爱国主义图景。青年的网络爱国主义从认知启发变为体验自觉，由社会化学习的过程“转向直接经验的尝试与反馈”。

首先，青年群体的爱国意识是在日常生活中萌发、察觉和体悟的，是自然的情感表露和内生的价值信念。青年以“常态型”爱国话语进行“真实自豪”的流露，爱国表达更加自信和健康。青年的爱国自觉更偏向于“内向发力型爱国主义”，即“优先强调以国家内部国民权利、自由的保障凝聚认同，形成忠诚的国民国家共同体”。其次，青年的爱国自觉呈现日常化转向，日常社交、娱乐消遣、游戏玩乐等活动都能诱发爱国表达，体现出体量轻、频次高、常态化的特点。爱国自觉充分应用于多种媒介之中，文字类的“热梗”、图像类的“表情包”和视频类的短视频都成为表达载体，表现形式更加柔和、幽默，以情感诉求为主。最后，青年的爱国自觉基于身份认同需要和政治权利渴望。爱国自觉不只是单纯的爱国热情表达，由于爱国表达具有高度正当性，并倾向于导向正面结果，青年的爱国自觉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表达，相较其他议题是安全的、集体的、激情澎湃的，有利于获得群体性身份认同和补偿现实中的政治权利落差。

青年的爱国自觉常以三种方式呈现：科普宣传、身份展演、建言献策。科普宣传意指对相关事实的考证、梳理和澄清，包括对史料史实的整理剖析和对现场勘察的实景传播，如汉服爱好者依据相关史料制作马面裙工艺、面料、形制的科普视频，为中国传统服饰正本清源；留美青年拍摄熊猫丫丫的现场视频等。身份展演主要指以集合性行动去相关议题下留言、“对线”、辩论，尤其是以表情包、“热梗”等作为抗争工具。建言献策包括向官方留言、反馈信息等，如在相关议题下要求官媒发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敦促官媒表态；在舆情事件中提供官方投诉通道操作说明和具体话术等，推动网络议题的扩散和讨论。

（二）触发点：网络碎片化事件与爱国情感碰撞

青年群体参与网络日常生活是经验化和无目的性的，获取网络新闻的过程是跳跃的、偶遇的、无规律的，泛在网络连接影响了网络政治参与触发的事件或对象的不确定性，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碎片化”。碎片化事件与青年内生的爱国情感一经碰撞，形成更大规模的网络舆情事件及网络政治参与。青年群体容易被某种情绪框架如同情、愤怒、自豪所影响，形成激情式的网络参与。爱国情感是一种具有国民性的朴素情感，“爱国情怀成为年轻网民最重要的心态特征”，它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当中。青年熟悉网络传播规律，习惯碎片化地接收信息；对网络热点关注度高，对政治表达热情度高，他们遍览网络，擅长抽丝剥茧地挖掘信息，对议题倾向性感知敏锐，爱国与否甚至是网络议题的第一道审判程序。一张微信截图、一个品牌宣传片或一句公共人物的言论，都可能诱发爱国主义审视，进而随着舆情扩散形成有影响的政治议题。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经验化和随机性深刻影响了网络爱国主义实践。勘察是否爱国立场不坚定或有损国家荣誉的嫌疑，这是青年对相关事件定性的重要步骤，决定了后续的网络政治参与的规模与行动方式。

当下网络舆情风险加剧，网络事件的发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是时代症候，这影响了青年群体对于风险的感知和预判。信息流动过快导致无法耐心甄别信息，冷静仔细思考。网络碎片化事件与爱国情感的碰撞激发，让青年卷入随机的、无计划的爱国主义实践当中。数字媒体时代催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热搜政治”。热点话题的政治影响形成规模舆情，进而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以个体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基于微观社会生活来对政治信息进行扩散、接受、认同和内化，呈现出“传播催化政治”的特征。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新闻接触程度影响线上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青年群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以个体感知和群体意见为起点，网络事件激发了瞬间的爱国自觉，媒介联结扩散了政治效应。青年群体习惯通过转、评、赞来发表政治意见，并通过媒介连接形成爱国主义行动，转化为网络政治参与。

（三）催化剂：媒介实践与爱国主义的互构

青年的爱国情感在网络日常生活中被触发并经由媒介传播而扩散，转化为以政治态度表达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动机、愿景、主旨的参与行为，并联动线上和线下。个人化的网络参与打破公私分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议题经由媒介向外可见，由公共讨论汇集形成政治参与的起点。社交媒介介入后的政治议题是可见、可观察和公共的，网络政治参与在程度和范围上得到提升。议题通过媒介转化被更多个体接受，青年获得关于政治事件的认知，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权力、权威和公正等在讨论中得以普及。同时，各类线下的爱国实践经由媒介的中介作用实现信息流动、意见汇集和沟通交流，并以一种线上声势浩大的舆情热度来显露声音，表明态度。“日常的爱国主义”呈现出网上网下联动的新运作模式。

网络社会发展至今，已经是具备自主性的空间结构。网络世界并不单纯是现实世界的虚拟版本，它运行着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规则。网络媒介与政治活动的密切互动，使得现代政治出现新的政治形态——媒体化政治，托马斯·梅耶称之为“传媒殖民政治”，即“传媒系统原有的规则扩展到了政治系统，而且主导以至于取代了政治系统本有的规则”。媒介网络社会的自发性结构“深刻影响了青年从‘私人’转化为‘政治人’的过程”。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本身是私人属性，在媒介的连接互动作用中，私人议题转化为政治议题，青年群体联结成为议题公众。青年群体在互联网的泛连接关系中重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理解私人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变动过程。

青年群体在网络媒介中进行爱国实践，并影响真实的国族身份感知，媒介实践与爱国主义形成互构关系。网络生活是日常生活的场域延展，媒介实践是现实实践的组成部分。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人的延伸”将媒介置于“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的层面。媒介作为“‘ 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传播要素的‘ 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为不同传播要素间的汇集、互动、联结提供可能。“Z世代”青年群体长期浸淫在互联网文化之中，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政治信息，进行议题表达，集合参与行为。“日常的爱国主义”并非仅仅发生于虚拟世界，而是真实地渗入他们的精神意志之中，并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青年的爱国情感结构与国族身份建构紧密结合，媒介实践与爱国主义在生活实践中得以统一。

青年“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与媒介高度关联，青年的权利意识与参与观念在网络日常使用中得以形塑，青年的爱国主义实践借由媒介连接得以实现。在“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中，爱国主义的情感动员是基础动力；爱国主义的议题生产起到关键的连接作用，它将爱国情感具象化、议程化，提供讨论、思考和交流的窗口，并制造“重叠共识”；爱国主义的消费风尚是情感的行动转化和议题态度的直观表现。

（一）爱国情感动员的双重模式

网络政治参与常伴有各种情感激发和情感共鸣，参与强度随情感浓度而变化。政治参与需要具备传染力和凝聚力的情感启动模式，爱国主义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情感启动模式。爱国情感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有效唤起与广泛传播有助于动员青年群体讨论与参与政治议题。青年群体使用“情感”来进行爱国叙事并以情感动员为主制定行动策略。青年“日常的爱国主义”常与爱、恨、愤怒、自豪、讽刺等情感相联系。爱国主义的情感动员包含两重情感，基于国族认同的热爱和自豪情感与基于价值判断的愤怒和厌恶情感。

基于国族认同的热爱和自豪情感。国族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国民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地域、血缘和亲缘的认同，还包括对民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层认同。国族认同是一种抽象情感，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具象化、实在化，并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紧密结合。建筑、石刻、壁画等物质文化遗产和茶艺、书法、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来源的具体载体。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使命和身份归属感构成了国族认同的情感基础。以国族认同进行情感动员相对来说可操作性强，利用身份强化认同，容易形成社会合意。爱国情感动员连接着青年与国家以及青年与社会其他成员，通过情绪共振为政治参与提供道义上的正当性。

基于价值判断的愤怒和厌恶情感。作为情感动员的爱国主义，不仅会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基础认知，“也会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身份认同，引导公众对世界、事件进行道德评判”。爱国主义作为核心价值判断，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持续地引导和启发青年群体对政治议题的认知、态度和评价。涉及政治立场、国家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等议题，负面事件非常容易激起愤怒、质疑、厌恶等情绪，“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因为关乎国家的声誉和尊严，爱国主义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抗争策略，具备道德感召能力和法理层面的正当性，是推动公共舆论形成和传播的力量。青年在某些“涉华”议题中对外国品牌的抗议源自价值判断带来的愤怒情绪，展开如对商品不当宣发的质问声讨、代言人不当言论的线上抵制行动，“请尊重我们的文化”“停止文化挪用”等线下抗议活动。

（二）爱国议题生产制造“重叠共识”

爱国一直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恒定母题。在这个社会意见多极化趋势愈发突出的时代，如何制造“重叠共识”、调和对立的观念群体分外重要。“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是政治哲学领域中有关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之间如何达成意见一致和协调行动的重要概念。“重叠共识”是个实践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政治文化中寻找‘重叠共识’，尤其是在政治实践中构建‘重叠共识’”。爱国议题可以说是当下社会共识的最大重叠区域，爱国是公众普遍认可的集体情感。因此，如何以爱国议题生产去弥合冲突隔阂的多元群体、重构社会基础共识，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

爱国主义是与当下青年群体最为贴近的政治议题。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国家及其背后的文化、历史、习俗等，爱国主义是一种古老而自然的情感延伸，是国民对共同体与同胞的热爱之情。爱国主义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捕获青年群体，影响他们的思想意志与价值观念，加之媒介随意可得、即时可用，能集聚青年的想法与行动，在“日常的爱国主义”中强化爱国共识。

在基于“重叠共识”的爱国议题中，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特别能提升议题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造就民族精神的鲜活来源，也是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并与当下的社交媒体产生有机融合。青年群体主动选择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主题，尤其是短视频。爱国主题在短视频中往往以温和、隐性的形式展现，以传统器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类短视频最为典型。比如牛皮大鼓的制作、古法胭脂的复刻、纺织技术的复原等，这类短视频能达到超高的播放量和一众好评。有关文化、风俗、历史、地理和器物的短视频，不仅还原、复刻、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而且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包含过程、仪式和规范的动态体系。爱国主义议题生产能够在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的同时激发公众爱国情怀，并对其他自媒体产生示范效应。爱国植根于日常的器物、观念与实践，青年能够在网络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爱国主义熏染。

（三）爱国消费风尚的行为转化

消费平台的选择、消费模式的更新、消费偏好的重设和消费者身份的变迁，展示了消费社会的“景观化”趋势。民族品牌担当社会责任的正面效应溢出，消费国货成为一种媒介景观。网络传播的特质让青年热衷于媒介景观、媒介事件和流行文化。年轻网民的社会心态更多的是展现出对娱乐与趣味的追求，追捧国货即追逐潮流。爱国情感具象化为实际的消费主张，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为。消费国货是青年对民族品牌的支持，对中国企业展示家国情怀的正反馈。除了购买国货，爱国消费风尚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爱国主义受到商业营销的推波助澜。在实体经济中，爱国情感和商品消费形成一股时代合力，各类民族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跨界结合，尤其是各种新中式服饰的爆红，形成时代发展和审美偏好的同频共振。多个民族品牌将爱国情怀嫁接于商品销售宣传之中，以“购买国货就是爱国”的话语来制造卖点，尤其是在各个直播间中将爱国话语视为刺激消费的重要话术。

消费领域是一个“富有结构的社会领域”，消费行为推进了消费共同体内的集体合作，是新的自我认知来源，展示着交往意愿和利他精神。这是青年群体体现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选择中的更碎片化、个性化和符号化的“身份政治”。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网络政治参与大多是非正式的、自发的，带有强烈的象征性的行动。青年选择购买国货是因为爱国，购买国货不仅是一种社会风尚，更是以消费行为彰显自身的政治态度，包括“新疆棉”事件、“福岛核污水”事件中对外国品牌的抵制，对国货的支持和对国潮、国风元素的追捧等。商品的经济价值不再是唯一购买原则，商品背后的政治取向、价值立场、国家尊严成为重要考量，“政治消费主义”成为新兴潮流。公众以消费权利获取政治力量并表达政治偏好。青年群体支持秉持家国大义、担当社会责任的民族企业，使群体身份在爱国消费行为中得到彰显，昭示出多元化、年轻化以及感性化的政治参与。

引领青年群体以爱国主义的情怀和社会责任的担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成为时代命题。爱国主义的政治效应在于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与政治参与的勾连体现在诸多方面，维护国家形象，支持民族品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创造性传播等，这些都有助于激发青年对国家的认同与热爱。

爱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情感和价值观，极易成为主导话语，成为政治参与的正当性驱动力。然而，这种情感也会被误解或滥用，青年群体可能会迷失在错综复杂的信息迷雾中，被当作推动网络舆情进程的工具人。青年群体对爱国相关议题的讨论容易滑向对敏感话题的过度引申、强行附会，甚至引发“网络暴力”，而未聚焦在更具建设性的议题讨论中。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数字媒介的偶然集聚可能并不能形成有聚合性和凝聚力的公众，只是“汇集而不聚集”“没有向内性的群体”。诚然，爱国热情能够非常迅速地调动青年群体，但由于网络的虚拟联结和超量的信息热点，爱国激情也会快速地消散，爱国实践沦为经常性的“快闪”活动。这些问题都不利于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凝聚，由此加强对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尤为迫切，引导青年群体持续性地将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

年轻世代在自我表达的倾向、政治技能素养等方面存有优势，价值观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递增，由此对年轻世代的有序政治参与引导需要更加关注。拓宽青年政治参与的边界，将爱国主义行动纳入政治参与范围内，“日常的爱国主义”导向有序化和规范化发展是题中之义。首先，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对国家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在开放的世界格局中，爱国主义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坚定地对本国历史文化表达热爱，并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表达对国家的热爱过程中，青年要“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到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其次，青年群体在“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应坚持批判性思维，基于事实进行判断，坚持常识与逻辑，不被情绪所左右，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在对某些个人、企业、组织进行是否“不爱国”的定性中保持高度审慎，避免因为误解或偏见而产生对立。青年群体需要兼顾爱国主义表达自觉和表达过程的守法自律，确保“日常的爱国主义”实践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进行。最后，青年从日常生活和自身经验切入网络爱国主义实践，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应以国民权利为基础，以爱国主义的建构优化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网络政治参与的深化需要承认每个进入公共生活的青年个体的主体性地位，保障青年在平等开放的空间关注和讨论议题，提升青年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效能感，使爱国主义成为青年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当代中国青年主动性、个体化参与行为让他们在网络生活中进行政治信息的阅读、理解和传播，提升表达能力，激发参与热情，维护政治权利。表达和参与是构建观念共同体必不可少的条件，参与的本质在于它始终是公共的、合作的，而且是自觉的，青年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确认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形成自身与国家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实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爱国主义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