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 周子涵｜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与线下公共参与

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与线下公共参与

李雪莲，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周子涵，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摘要：政治传播研究倾向于认为政治知识能预测积极的政治参与。基于我国青少年的日常实践，探讨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在线下参与中的心理干预效应以回应这一假设。通过中国三省份初高中生的多阶段抽样，检验青少年政治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及其与线下公共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对时政信息感兴趣并采取更积极媒体接触行为的青少年，其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较高，但这一影响相对家庭社会经济因素而言较小。这一效能感对线下公共参与形成重要心理影响，自我时政知识获取效能感更高的青少年更积极参与线下公共议题的讨论，但更少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相反，低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青少年体现出更高的行动性。弥合青少年在时政知识获取和公共参与中的行动差异，应为未来公民教育的重点。

关键词：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知；政治知识；公共参与

大众传播时代，蒂奇纳认为从媒介中获取信息的不平等会扩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随着媒介环境中信息量的增加，知识差异会形成社会沟通差距。政治知识领域的媒介信息获取尤其重要，知识渊博且政治效能高的人被认为会在政治进程中更积极，反之可能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和失衡。蒂奇纳认为，电视媒介的发展将带来“均衡器”的效果，有助于降低人们在公共事务知识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但帕特南认为，人们主要在电视上进行娱乐，较少投入公民或社会活动。随着在线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在丰富的媒体环境中长大的千禧一代，对新闻和政治本身就不太感兴趣，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世代政治知识水平并未得到提升，政治参与水平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在一些在线活动中，青少年群体又体现出自发、积极的群体性参与力量和热情，部分行为与民族主义、群体极化等议题高度相关。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青少年群体中的政治知识和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尽管此前研究认为，政治知识和参与水平之间密切相关，但随着媒介信息接触的个人化、参与活动的非正式化，学者应更关注参与者内外部效能感的影响。政治传播领域的“知识沟”研究传统，始终关注政治知识的客观性及其在影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而关于效能感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政治效能感与媒介素养之间的中介调节效应，较少关注个体政治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知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本文认为青少年在政治信息获取方面的自我效能感可能对政治参与产生心理干预，为以上相互矛盾的现象提供结构性解释。

本文重点关注自我效能感，原因在于个体对其在特定领域能力和效果的感知会影响其抱负和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与行动。自我效能主要来源于家庭、社交伙伴和学校，在青少年阶段可以有效解决相关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是政治进程健康发展的重要部分，而且青少年时期的政治参与习惯会持续到成年时期。当前关于政治知识和参与的研究主要针对成年人，青年群体则集中于大学生，较少面向处于政治观念形成早期的青少年。本文认为以青少年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为衡量标准，既可以对当下的政治知识与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也可对青少年群体中的媒介接触、知识获取和参与中潜在的不平等有所了解。

本文聚焦青少年通过媒介获取政治知识的自我效能感，以及这种心理倾向如何体现为参与层面的差异。综合本研究前期访谈结果，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所处的信息认知阶段和接触实际，我们将政治知识具象化为时政知识的接触与获取效能感。通过在中国三省份的问卷调查，考察个体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来源及其在公共参与中呈现出的差异，为政治知识和参与的作用机制提供微观解释。本文将回应政治知识和参与之间的线性假设，为缩小学校和家庭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信息和参与的不平等，提升青少年自我效能和理性参与提供经验依据。

（一）青少年的媒体信息接触与政治参与

数字时代的媒介接触，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使用，引发了关于政治参与的广泛讨论。Norris曾概述了三种主要理论假设，分别是动员论、强化论和循环论。研究多依据这三种假设来验证两者关系，其中动员论强调媒体使用激发政治参与，社交网络有助于增加信息接触，社交网络中形成的网络结构也更容易促进使用者参与政治以及动员政治不活跃的人群。强化论则认为政治参与会激励媒体使用，在线媒体主要对那些有政治知识和已经加入政治进程中的人有吸引力，从而扩大参与差距。同时，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媒体的使用也可能加剧政治参与的不平等。良性循环论认为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尤其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更多研究指向良性循环假设。强化螺旋论则有机结合了强化论和循环论，将媒体使用视为政治参与中动态、内生过程的一部分，关注态度和相关行为维持和强化的机制。

尽管有大量研究投入这一领域，但媒体接触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至今未有明确证据。在移动数字设备、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普及过程中，媒体接触和信息消费模式发生较大变化，两者之间的正向关联可被数字媒体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形式的改变所解释，尤其是社交网络和在线政治参与工具的兴起。对青少年来说，媒体选择增加可能产生政治参与差距，不同形式的参与与互联网使用形式正相关，而与传统媒体关系较弱。考虑年轻人在线媒体的信息使用习惯和社交网络特征，基于政治兴趣的参与差距支持强化论点。

媒体及其使用的变化，同时也在改变政治参与形态。青少年更依赖多个平台获取新闻，倾向于参与大量非传统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和基于身份认同的社区，这带来其政治参与和公民规范的变化，由原来以尽公民职责的参与转向更个性化、追求自我实现的参与。线上媒体的发展促使学术研究中政治参与概念的调整和扩展，在线表达等社交媒体中的参与形式也被纳入研究范围。有学者认为，在线参与和离线政治在概念上应加以区分，因为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新闻使用、交流的渠道，但在线参与的一些形式往往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活动，无法有效实现政治目标。也有研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社交媒体中其他用户的政治活动，促进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习，形成良好公民规范，可以指导、促进人们的线下政治参与行为。

因此，本研究将青少年的公共参与限定于线下层面，关注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讨论公共议题的情况，以及其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表现与媒介接触之间的关系。

（二） 政治知识测量：客观知识的局限性

“知识沟”延伸研究关注政治知识对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大量研究认为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当今青少年在新媒体环境中长大，他们的信息接触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研究者更关注在线媒体环境对政治知识获取的影响。当下研究重点考察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认为社交媒体会阻碍新闻获取和政治知识学习。其原因在于新媒体环境高度分化的媒介使用，人们可能更不关注严肃的政治新闻，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新闻消费也可能使人们消费有偏见、主观、不准确或错误的新闻，增加的媒体选择扩大了政治知识差距。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认为其可能阻碍新闻获取和政治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也影响个体本身的信息获取态度，使人们产生“新闻会找到我”（News finds me）的心理，从而减少积极寻求新闻的意愿。乐观的消息是，传统媒体用户受这一影响较小。以上因素产生的显著后果就是当前青年群体将自己政治参与下降归因于自己缺乏政治知识，研究者开始关注特定类型的政治信息效能与年轻群体政治参与的关系。总体而言，媒体与知识的关系、知识与参与的关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文认为，目前对知识的测量仍以客观知识为主是重要的原因。

本文结合媒介环境变迁的语境强调政治知识测量面临的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政治知识传统的衡量标准，即客观知识的衡量，主要是关于日期、人物、事件等的记忆、复述等，以上信息事实不等同于对复杂政治概念的理解。第二，在混合媒体环境下测试客观的知识获取，需要衡量的因素更多，如个体多元的媒介获取渠道、内容、偶然接触等因素，不再像大众媒体时代，可依据均质的媒体内容和接收习惯所创造的准自然环境进行测量。第三，既往研究较为关注预设新闻、知识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积极关系，忽视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尤其是从政治知识到行动之间的认知和心理干预，被极大忽略了。这种积极的预期可能夸大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真实关系。

随着媒体对事件报道的频次增加，人们会产生“知识幻觉”。Feezell和Ortiz进一步发现，政治信息接触在增加实际政治参与者的知识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增加了政治兴趣水平较低的群体“自我认知中的知识”。这种状况也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对政治知识接收的测量，对政治知识细分为对事实信息检索准确性和信心。考虑不同知情度的公众都一样参与政治，政治知识中的信心这一未被充分重视的变量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有研究将之明确区分为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主观政治知识涉及人们认为自己对政治了解多少。

鉴于目前关于政治知识与参与效果的研究方向尚未达成一致，存在着一些分歧，本研究认为，除了区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外，青少年对自身知识获取效能感的评估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它不指向获得的知识或信息准确与否，或对自己掌握的知识主观上有多确信，而指向对自己在媒介接触中增加了知识与否的一种效能评估，它同时隐含了受访者对自己媒体信息接触的满意程度，是自我评价的一种。我们的研究就聚焦于知识获取效能感和参与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心理干预。在面向成年人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经典“知识沟”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其知识获取效能感反而更低，呈现出一种结构性悖论，而对青少年群体的表现如何则较少研究。

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对青少年群体来说，他们从日常媒体接触中获得政治知识的自我效能感如何，其来源是什么？

（三）自我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涉及个体对自我能力、有效性和行动的认知和评估，关注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实际能力。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和表现，强调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和自我调节，并通过对自身主观评估的激励来控制自身行动。

因其在影响行动方面的重要性，自我效能感知在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受到特别关注。Bandura和Wood通过实验发现，仅仅是在实验室中被诱导产生了高自我效能感的人会产生更高的目标，表现出更好的技能，压力和消极情绪也更少。感知的自我效能影响人们的抱负、他们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在努力过程中的感受以及努力的坚持程度。由于自我效能感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班杜拉认为基于媒体的干预可能对实现心理和文化变革有积极作用。

政治研究中的自我效能表征个体认为自身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信心。政治效能被认为是间接影响政治参与过程，并逐渐发展成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两个维度，内部政治效能主要指个体对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的认知，外部效能主要指个体对政府及官员响应的看法。新闻媒体使用会激发个人对政治事务的认知，从而促进政治效能。当前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数字媒体使用与政治效能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Boulianne等对两者关系的元分析表明，数字媒体使用与内部政治效能存在较大相关性，然而，现有大量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因此其衡量标准和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随着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日益个性化，内部的政治效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治知识的提升能够增强内部政治效能，并增加公众参与政治的机会。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比实际知识更能预测动机，而动机更能预测未来的参与和公民态度。因此，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更重要。此类研究普遍认同自我效能与参与之间的正向关系，而效能感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在线数字媒体使用产生的主观感受可能对政治参与形成负面影响。对即时消息和新闻通讯应用的研究表明，客观知识与政治参与呈负相关，而拥有主观知识的人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新闻接触会让人们产生知识增长的幻觉，即便仅浏览新闻帖子摘要，也更有信心和意愿参与话题讨论。在两极分化的研究中，应考虑知识感知的影响。尽管以往研究普遍认为自我效能感对个体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具体领域，尤其是政治参与方面，自我效能感与实际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回到本文最初讨论的现实矛盾，一方面我们面临全球年轻人政治参与热情下降的现实，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政治激进行为却在多个领域和社会事件中频繁出现。政治知识获取的自我效能感是否能解释这一现象，是本文的重要研究目的。知识获取在行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既往研究多从研究者视角考察客观知识的获取，而较少关注青少年对知识获取的自我认知。本研究旨在明确，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政治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与其更广泛的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项于2020年12月到2021年1月进行的全国性问卷调查。研究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选取广东、湖北和甘肃作为调查地点，然后，分别在三个省份选择其省会城市和一个县/市作为调查区域，最终选择广州市、武汉市、兰州市、惠州市、枝江市和榆中县共六地开展调研。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2所中学，再以整群抽样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出2个班级，并尽可能确保初、高中生的数量接近相等，最终，抽取了24个中学班级。

本研究采取面访形式，在课间向学生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在甘肃、湖北、广东三省，各发放问卷510份、493份、505份，总计1508份。所有问卷都按时回收。在剔除不合格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396份，男性样本690份（50.2%），女性685份（49.8%）。受访者年龄分布在12~19岁（M=15.13，SD=1.49）。本研究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考察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采用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效能感群体在线下公共参与中的差异。

我们的研究对象正处在基础教育阶段，升学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这一时期的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习惯。此外，政治课作为我国青少年重要的升学考试科目，政治知识的接触除了政治兴趣本身之外，还与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在前期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青少年对于政治知识的看法，接近或等同于时政知识，因此，本文考察青少年群体对时政知识信息接触的自我效能感。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测量如下。

（一）时政知识获取的自我效能感

为评估青少年在多样性媒体环境中对时政知识获取的自我效能感，我们设计了单一的测量问题，将青少年自身对有效性的评价作为衡量标准。问卷就青少年认知中时政类消息接触对自己的作用进行提问：“在您看来，了解时政新闻有哪些作用？”其中，包括对“增加知识”这一条目的打分（1-5分，1分为“非常不同意”，5分为“非常同意”）。本研究将填答4分和5分的受访者编码为1（79.5%），表示“认为在日常关于时政类消息的新闻接触中增加了知识”，体现为较高的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填答1-3分的被访者，则编码为0（20.5%），定义为低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群体。

这是一项比较单一的衡量方案，尽管心理学、政治学、市场营销等领域的研究习惯于采取多个项目来测量一个建构属性，多个项目测量可能在大部分议题中表现很好，人们似乎天然认为单项测量有致命缺陷，但大量学者的讨论认为，在特殊议题上单一测量可能更符合需求。有学者认为，如客体可以概念化为具体、单一的，就不需要多个项目来表示。鉴于单项测量所遭遇的质疑，学者也对单项测量的可靠性进行专门研究，表明单项测量与多项目测量的结果存在高度相关性。具体到本文，与以往考察客观知识不同，我们仅关注青少年对通过媒体信息接触获取时政知识效能的整体判断和感知，不涉及具体的事件记忆、信息检索的准确性及信心，我们认为是个体整体的自我效能感知，在行动中发挥潜在心理干预进而造成参与层面的差异。我们的调查中也涉及其他相近题项，但是“知识”概念本身所拥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我们认为选取直接、确定、清晰的关于“增加知识”的看法更能直接明确地回应本研究的问题。

（二）时政知识获取效能感的来源：媒介接触和动机

本研究在考察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来源时，首先关注基于青少年日常生活情境的媒体信息接触行为，将信息接触层面的相关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1）使用不同渠道媒体的情况，对青少年从不同渠道获取时政新闻的情形进行考察，具体分为纸质版或网络版的报纸杂志、电视或网络电视、广播或网络电台、门户网站、社交媒体、新闻聚合类平台、海外媒体7个类型的接触频率打分（1-5分，1分为“从不”，5分为“很多”），生成传统媒体使用频率、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变量。（2）近年来政治极化和信息茧房研究多强调信息来源多样性，因此我们考察了青少年时政消息来源构成，对青少年接触中央官方媒体、地方官方新闻媒体、市场化网络媒体、政务新媒体、网络自媒体的情形按照1-5分打分，1分为“从不”，5分为“很多”，我们将每类媒体接触频率填答4-5分编码为1、1-3分编码为0形成一个分类变量，并进行相加，获得新变量“时政消息来源多样性”。（3）青少年主动检索信息的频率（1-5分，1分为“从不”，5分为“很多”）。（4）在结构性和媒体接触的具体行为影响之外，青少年当下的时政知识的接触，本身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社交网络影响，我们考察了青少年周围人际关系主动与自己提及或讨论社会热点和时政方面的话题的频率（按照1-5分打分，1分为“从不”，5分为“经常”），包括亲人、老师、同学、朋友、熟人（如邻居）、网友，将每项填答4-5分编码为1，并将所有类型加总，生成新变量“人际网络时政话题讨论（被动）”。

（三）社会人口控制变量及其交互效应

在青少年阶段，青少年的政治信息和学习不仅受自身学习阶段影响，获取信息需要的媒介素养和技能也与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模型分析中，针对潜在的混杂因素进行了控制，具体来说，考虑了通常与政治知识和自我效能感相关的标准社会人口变量，如性别（女性=1）、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是否独立拥有手机（是=1）、时政消息兴趣、党（团）员身份（党团员=1）。自我效能感对行动影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干预青少年早年成长阶段中的不平等，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自我评价也代表着对自身生活水平、境遇、公平性等一系列复杂感受的直观认知，因此我们也将这一主观感受纳入模型。受访者对“总体而言，你是否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按照1-5分打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5分为“非常满意”。

此外，本研究在模型中考察了性别、父母最高文化程度、年级，家庭月收入和少年时期居住地的交互效应。青春期是一个动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青少年的态度、行为会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捕捉年龄（年级）对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潜在非线性影响，我们对年级变量加入了二次、三次和四次项，以使我们能够模拟青春期不同阶段年龄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增加和减少，以揭示复杂的社会动态。

（四）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的影响：线下公共参与

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行动有关，鉴于本次调查中体现出的青少年对本地消息的关注，以及此前研究中青少年对在线政治参与概念的分歧，我们重点考察线下公共参与，了解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在线下公共参与中呈现出的行动差异。

基于Verba等的经典分类，政治讨论、媒体互动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讨论政治话题能够帮助青少年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与其他人交换意见，对政治社会化有重要作用。人际讨论是各种媒体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联络政府部门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方式，参与集体活动是提升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通过直接与政府部门联络，青少年可以参与地方治理，影响公共政策并体验公共参与的实际效果，而参加集体活动则有助于扩大社会网络，增强社会团结。结合以上文献和我国青少年的实际参与情形，本文设计一组量表，问题集中在线下公共事务讨论、政府联系、媒体表达、活动参与层面：（1）和家人/朋友/同学讨论时政话题；（2）向别人表达自己关于公共事务的想法；（3）在课堂、班会或小组会中提及或讨论时政话题；（4）给政府部门提建议或反映问题；（5）向媒体表达自己关于热点事件的想法；（6）参加集体性的活动并向相关部门表达诉求。这6个条目，按照1-5分打分，1分为“从不”，5分为“很多”。

为了确认知识效能感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模型考察青少年的个体差异和所处的生活环境、学龄阶段、媒介使用等因素的影响及交互效应（表1）。

表1列出了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来源的结果，青少年群体整体上呈现出较高比例认同自己在时政类消息的接触中增加了知识。青少年自身的时政兴趣对知识获取效能感影响非常显著，女性更倾向于认同获得了更多知识。

与此前研究结果一致，传统媒体的使用对青少年产生了正向影响。尽管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今青少年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在这一阶段，青少年仍保留一定的传统媒体使用习惯。我们在前期的定性访谈中发现，学校会统一订阅报纸、播放时政新闻，印发时政热点材料，这些做法可能对青少年获取时政知识的自我效能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以及其媒介素养，如主动检索新闻的能力，都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然而，独立拥有手机、消息来源的多样化以及人际网络中的主动政治讨论，并未与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在媒体接触之外，党团员和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高的青少年也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获取了更多知识。尽管媒体接触变量的影响显著，但其作用小于青少年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和政治面貌这两个变量带来的影响。由于青少年所处的发展变化阶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考虑性别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我们在模型分析中发现了性别、年级和父母教育程度呈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

根据表1中的交互效应，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性别和年级呈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在初二之前，男生的认同比例更高，初二之后女生呈现更高的认同。随着年级升高，即年龄增长，整体上呈现出更高的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男生群体反映的规律和的模式更具复杂性与多样性，峰值出现在初一，随后一直下降，在高中学龄段才开始逐渐回升。二是，父母的最高文化程度对女生群体的调节作用更显著；在男生之间，父母高文化程度体现出极其微弱的优势。女生群体呈现出随着年级升高，父母文化程度越高，时政知识获取的自我效能感也越高的趋势。这种差异在相对平稳的学习阶段较小，而在临近高考阶段差距明显。

地域空间带来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差异，在我们的分析中体现为家庭收入和少年时期居住地的交互效应。在本次研究调查的区域，省会城市与县级市或县城的青少年在收入影响方面较为平稳，不同家庭月收入水平的青少年在时政知识获取和自我效能感水平上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居住在乡村和地级市的青少年，以家庭收入“8000~10000元”为界形成完全相反的趋势：在家庭月收入低于“8000~10000元”范围的群体中，来自地级市的青少年随家庭收入上升，时政知识获取效能感直线下降；而居住地在乡镇或农村的青少年，则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升高，自我效能感不断提升。两类群体处于整个地域分布中的两极。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对线下公共社区参与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从媒体中获得了更多时政知识”作为一种自我感知，在青少年的公共参与行动中体现出的差异。在综合了政治参与中的分类，同时结合我国青少年成长环境和社会参与特征的基础上，我们着重考察青少年群体的线下公共参与。一方面这是更为日常的参与行为类型，另一方面体现出真实的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所在的社区的关注，是时政知识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意义。

我们对青少年线下公共参与的六个条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两个因子即“线下公共议题讨论”“线下社会治理参与”（KMO=0.836，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

如表2所示，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更高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更积极地与自己周围群体进行公共性讨论，更积极地向周围人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更多地在学校环境中讨论时政话题。时政知识获取效能感低的群体则更积极地“给政府部门提建议或反映问题”“参加集体性的活动向相关部门表达诉求”，也更频繁地“向媒体表达自己关于热点事件的想法”，呈现高行动卷入的特征，与高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群体呈现出相反的特性。

既有文献关于成年群体的研究认为，随着新媒体接触增加，社会公平感较低的个体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否认同自己“时政知识增加”，本次调查显示，社会公平感的上升显著提升了 “参加集体性活动、向相关部门表达诉求”的可能性。在低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行动比例（X²=116.401，df=20，p＜0.001）。因此我们认为，既有的、面向成年群体的关于公平感知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在青少年群体中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仅就本次调查的数据而言，两者不直接体现为相关关系，其他的解释可能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检验。

2000年以来，随着媒介技术发展，政治传播研究进一步强调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政治知识一直是测量中的核心问题，但对于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从媒体信息接触过程中获得的“增加了知识”的效能感，以及这种效能感是否与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动相关则较少有研究关注。本研究集中于青少年的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并试图以其解释这一心理因素在当前青少年线下公共参与层面体现出的差异。

我们发现，青少年在接触媒体时政信息的过程中，确实有较大比例认同自身知识有所提升，展现出较高的知识层面自我效能感。我们首先对青少年群体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青少年自身的媒体接触行为的影响是积极的，媒体信息接触更积极（社交媒体使用、更主动进行信息检索）、对时政知识感兴趣的青少年更可能获得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此外，传统媒体接触也与更高的效能感相关。对于青少年而言，人际网络中主动讨论政治话题的情况以及媒体内容来源的多样性，并未显著影响其政治参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具重要性，而是表明其影响更为复杂，未来研究须对此进行更加精确的测量与探讨。

青少年的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在城市发展水平等多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和具体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随着年级升高，女生群体中父母文化程度的差异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愈加显著。与此同时，家庭月收入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差异化的效应：在省会城市和县城，收入水平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较为平稳；而在地级市和县城/农村，以家庭收入8001~10000元为界，地级市的收入越高，自我效能感越低，而居住在农村的青少年则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他群体。整体来看，青少年的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是其学龄阶段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呈现出正向、积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影响，也反映了宏观社会环境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塑造。

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青少年对时政知识的自我效能感知与其对客观时政知识的掌握存在正向关系，并与其整体知识获取情况具有较高一致性。以往研究认为，政治知识本身的特殊性也影响知识获取的效果，考虑社交媒体的参与度和网络结构多样性之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相对获得更多政治知识收益，这一结论在青少年群体中并没有得到验证。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青少年阶段，青少年对媒体信息获取的自我效能感评价更贴近他们自身积极的媒介使用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面向成年群体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问题不在于社交媒体让青少年产生了知识获取的错觉，而是在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低的情况下，他们付出了积极的行动。我们注重对线下公共参与的考察，发现高效能感群体在讨论层面的参与更为积极，但低效能感群体对付出更多行动的参与行为表现出较高兴趣，如向政府部门提建议、参加集体行动等。这种差异非常微妙。以往研究强调自我效能感在推动行为和能动性方面的积极效果，但在公共参与领域，青少年群体的表现却有所不同，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相关，也可能与政治参与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未来的研究应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媒介接触对青少年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整体是积极的，但相较于生活居住城市发展水平、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其作用相对有限，我们需要对体现出的不均衡本身有所反思。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我们所使用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无法就时政知识获取的自我效能感与线下公共参与作出因果推断。但是，数据本身呈现的潜在趋势非常重要，且考虑既往研究中关于“知识幻觉”与激进主义层面的论述，我们认为青少年群体的媒介信息接触、效能感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种低效能感是否与其他层面的不均衡感受相关，行动是否与激进主义行动有关，或在青少年成长过程有累积影响，这些不是一次问卷调查可以完成的课题，在后续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青少年公共参与过程中的具体形式和心理感受。

本研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知识沟”理论中关于知识测量的传统框架，并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有关政治知识与参与的现有结论，初步理解了知识获取与政治参与之间复杂的心理互动过程。纳入时政知识获取自我效能感的考察，丰富了关于知识衡量的新视角，关注未被充分重视的知识获取自我效能，从而有效捕捉青少年对媒体接触和知识获取效能与参与的关系。

针对青少年群体展开研究，原因之一在于关注学校环境对青少年政治知识掌握的作用。本文的一项基础数据显示，学校教育具有“平衡器”的作用，在媒体信息接触、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网络均报告低水平的群体中，学校讨论这一参与类型与高自我效能感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学校提供的集中信源、政治课程、学校讨论有助于平衡由不同媒介素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带来的信息获取和公共参与的不平等。本文建议更进一步关注公民教育，在开放的话语课堂中平衡政治知识、社会时政和社区公共事务信息的沟通和讨论，提升青少年的政治知识和知识获取效能感，促进未来公民对政治进程的了解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