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和背景论证

本研究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因为它特别适用于在现实生活背景下深入调查现象，利用多个数据源(Yin 2009)。上海老旧小区的城市再生，由于其复杂性和居民扮演的核心角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和动态，这对于理解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的细微差别至关重要，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合作生产理论的新视角。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领跑者，一直在积极追求旧城市社区的再生，特别是那些有20多年历史的社区。本研究集中在两种常见的再生项目：老化建筑中的电梯加装与非机动车辆车库的翻新。这些项目遍布上海的街道，体现了居民在重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居民，特别是作为发起者和战略思想家、设计师和创新者，以及这些项目的实施者、管理者和维护者，在协调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街道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实现了切实的城市改善和公共价值的共创。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

研究者们选择的案例体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突出了居民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地方政府的支持

街道政府对这些项目提供了各种支持。对于电梯项目，他们调查了所在地区的每栋老建筑，以确定哪些建筑可以安装电梯。然后，他们编制了安装指南，并提供了合格电梯公司的名单，以帮助居民。他们还补贴了很大一部分建筑成本。安装一部电梯的总造价约为70万元，其中40%由街道政府补贴。同样，在车库项目中，每个车库由街道政府给予其建设成本20%的财政补贴。

私营企业的参与

私营企业在这些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和业主协会(HOAs)主要选择与私营公司签订建造-运营-转让(BOT)合同。例如，在电梯项目中，居民向电梯公司支付使用费，合同期限为15年；费用按楼层分摊；15年后，电梯的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理权将自由转让给居民。在车库项目中，每辆非机动车的使用费用为每月20-25元，合同期限为10年。前五年的使用费收入归承包商所有。然后在第二个五年，承包商和居民业主协会按7:3的比例分享收入。10年后，车库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自由转让给居民。

作为核心角色的居民的作用

当地居民发起了这些重建项目，决定了建造电梯或车库的必要性和具体细节。只有在社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设施。例如，在银杭街道，193个非机动车车库中，有154个被居民批准改建。在当地政府提供少量财政补贴作为首付款的情况下，代表居民的业主协会(HOA)与私营企业谈判签订建造-运营-转让(BOT)合同，并监督BOT合同的执行情况。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官员在质量保证和维护规划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具体来说，案例强调了居民在决策和实施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了合作生产的核心要素：共同委托、共同设计和共同交付。

在共同委托阶段，居民作为发起者和战略思想家，与地方政府合作，优先考虑和分配资源。他们启动了重建项目，共同分析了公众和居民的需求，共同决定了选择供应商的标准，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共同委托的特点。

在共同设计阶段，居民从单纯的“用户”转变为“设计师和创新者”，在设计过程中与服务提供商合作。例如，在车库项目中，居民积极提出安全方便的布局改进建议；在电梯项目中，他们与当地政府合作，勘测设施和设计电梯井道。

共同交付是指公民和服务提供者共同采取行动提供服务。在本研究的所有项目中，都是由居民和他们的代表HOAs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监督项目的执行，并在这些设施建成后制定维护计划，从而展示了共同交付的特征。

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通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者们深入研究了项目的各种制度，包括文化和组织方面，从而提供了对合作生产过程的丰富详细的了解(Easton 2010)。研究重点是上海的城市更新项目，不仅改进了经典的合作生产理论，而且对合作生产中的公民体验提供了细致入微和具体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植根于具体案例，但对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的更广泛的知识基础是有价值的补充，强调了不同环境下合作生产实践的深度和多样性(Robichau and Sandberg 2022)。目的不是概括，而是对这些独特的经历进行详细的探索。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半结构化访谈

在2020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研究者们在上海16个街道共采访了103名访谈对象(持续时间：30-90分钟)。其中包括32名地方政府官员(记为GG1 - GG32)、8名私营企业承包商(记为CC1 - CC8)、6名政策研究人员(记为EE1 - EE6)、9名支持这些项目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记为NGO1 - NGO9)和48名当地居民(记为RR1 - RR48)。

档案和新闻报道

为了加强对这些项目的解释，并丰富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街道收集了105份文件(如政策文件、会议纪要和签署的合同)。他们也对相关媒体文章进行了审查，以补充和背景化的采访结果。数据源的组合允许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动态进行稳健性的解释(Trischler和Kaluza 2021)。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基于Gioia等人(2013)开发的方法，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严格的迭代过程促进数据的理论推导。这种方法包括将数据组织为来自访谈或观察的一阶概念，将这些概念演变为研究人员生成的类别的二阶主题，最后演变为代表总体思想的总体维度。这一过程依赖于溯因推理，允许研究人员在经验观察和新兴理论之间摇摆，通过将数据与现有框架进行比较，不断完善他们对理论的理解(Villani, Greco, and Phillips 2017)。继Gioia等人(2013)之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从开放编码开始，对采访记录和档案文件进行分析。从而在1,276个编码文本块中识别出28个一阶代码。

制度激励

在这些合作生产项目中，当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被特定的制度激励嵌入、驱动和塑造时，一个连续的过程就会显现出来，比如有利于这些再生项目的可能性和机会的支持性政策取向，以及公民对启动和实施项目的机会的感知和认识。研究发现，两种主要的制度激励是有利的政策导向和领导推动的机会吸收。

有利的政策导向

国家、省、地方各级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全面推进城市社区的更新，营造了有利于社区服务更新的环境。地方街道政府也倡导以市民为中心的社区重建项目，为领导人在重建项目中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背景。

领导力驱动的机会吸收

数据揭示了正式领导人和非正式领导人在创造有利于促进和产生再生机会的有利条件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居民在拥抱或利用这些机会为他们有利方面发挥的响应作用。例如，街道政府官员，他们的正式角色，担任召集人、促进者、调解人、教育者和倡导者。他们煞费苦心地开展活动，向居民宣传新的政策和补贴，鼓励居民讨论在他们的社区重建一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他们还提供了安装指导、相关审批程序和配套政策，并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一位政府官员GG26所说：“在安装电梯的情况下，我们街道政府已经成立了15个临时小组来协调解决居民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住在一楼的居民通常不同意安装电梯，因为如果在他们的窗户外面建一个电梯井，他们的公寓就会贬值。因此，我们建议其他楼层的居民给予补贴，并承诺使用政府补贴来美化竖井。”

非正式或自愿的领导，通常由居民和业主协会(HOA)团队展示，这同样至关重要。这些非正式领导人通过促进讨论、与地方政府和承包商谈判以及签署合同，创造了这些机会。他们的积极态度激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正如GG11所强调的那样，志愿者领导是由居民自己选择的……一些居民领导是退休人员，他们充满热情地协调居民之间的关系。像“住宅区指导服务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宣传重建政策和调解冲突的活动。GG7认为，非政府组织在缓解冲突方面的专业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正式领导者采用以身作则和面对面交流等策略来影响和激励他人。

关系激励

在利益相关者关系中观察到的互惠和相互依赖也是关系激励的结果。除了居民和私人承包商之间的正式激励，即官方合同的形式，具有有形和可衡量的激励和绩效指标，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居民、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共同目标所激励的。这些关系激励依赖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质量，并通过不断重复的互动所带来的互利来维持。例如，这些关系激励有助于解决社区重建过程中的冲突和减少障碍。HOA的一名志愿者解释说:“一些居民在重建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惑，在设计阶段对项目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讨论了他们的担忧，并得到了静安寺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在财政补贴方面，还是在项目设计方面，都缓解了一些居民的担忧。我们是多年的邻居，有着基本相同的目标，所以基本上所有居民都相信我们会保护他们的利益”(RR17)。

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共享

在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过程中，制度激励和关系激励为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铺平了道路，共享成为后续过程中的关键机制。共享，包括目标、期望、知识、信息和责任，相互促进和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惠互动，产生比独自努力更好的结果。居民RR24表示，我们对政府官员和承包商越来越熟悉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们，我们和他们分享了我们对建筑的想法，他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共同修改了令我们都满意的计划。这些频繁的互动和合作生产中的分享有助于价值的共创。据一位NGO工作人员观察，这些项目完成后，街道政府给了这些居民一些他们(居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价值是通过让居民参与进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和意见得到了尊重，实际上这也符合政府的利益(NGO5)。

居民决策

在制度激励和关系激励的推动下，“共享”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就是否推进社区再生项目达成最终决定，以及如果投票通过，如何实施这一决定奠定了基础。与文献中许多非政府行为体因权力差异而在决策中被边缘化的合作生产的案例相反，研究表明，居民是关键的决策者，直接影响政策结果。我们观察到，由于居民是这些项目的决策中心，他们对项目的价值都很满意。地方政府发挥推动者的作用，提供指导，营造支持性的政策环境，扩大财政激励。正如政府官员GG1所说，“我们是帮助者和促进者。最后的决定是由居民做出的。我们当然会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与此观点相呼应的是，受访者RR43提到“安装这个电梯是由4楼和5楼的住户共同提出的。”这栋楼的所有居民都协商了是否安装它以及如何分担费用。在我们所有人就细节达成一致后，我们决定继续前进并实施项目。”

承包和实施

在居民决定进行重建项目后，HOAs的领导人开始与私人承包商进行合同谈判。街道政府提供了一份经过审查的合格承包商名单。合同谈判和项目实施表现出PPP模式的特点，强调公共部门(居民和HOAs)与私营部门之间在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方面的长期合同关系。这种PPP模式的本质在于公私部门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然而，与政府和私营企业主导、公民极少参与的传统公私伙伴关系不同，观察到的案例将公民置于与私营企业合作的中心位置，而政府则采取更多的幕后支持办法。一位承包商CC3解释说，“居民经常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结果，不需要什么结果。因此，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需要产生的非常明确的输出。”街道政府在承包过程中发挥了支持性作用。一位政府官员强调说：“我们提供合同模板，对于业主协会和私营公司签订的合同，我们街道邀请了律师来帮助业主协会检查合同条款。”其目的是保护各方利益。对于需要修改合同的情况(很少，因为我们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合同模板)，我们也会安排双方协商并做出适当的调整。

承包和实施

在居民决定进行重建项目后，HOAs的领导人开始与私人承包商进行合同谈判。街道政府提供了一份经过审查的合格承包商名单。合同谈判和项目实施表现出PPP模式的特点，强调公共部门(居民和HOAs)与私营部门之间在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方面的长期合同关系。这种PPP模式的本质在于公私部门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然而，与政府和私营企业主导、公民极少参与的传统公私伙伴关系不同，我们观察到的案例将公民置于与私营企业合作的中心位置，而政府则采取更多的幕后支持办法。一位承包商CC3解释说，“居民经常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结果，不需要什么结果。因此，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需要产生的非常明确的输出。”街道政府在承包过程中发挥了支持性作用。一位政府官员强调说：“我们提供合同模板，对于业主协会和私营公司签订的合同，我们街道邀请了律师来帮助业主协会检查合同条款。”其目的是保护各方利益。对于需要修改合同的情况(很少，因为我们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合同模板)，我们也会安排双方协商并做出适当的调整。

在从互动式治理的角度探索城市社区再生项目时，本文深入研究了价值共创和合作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框架中利益相关者互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价值共创的本质强调了利益相关者之间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存不仅仅是一种静态关系，而是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激励下，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互动展开。在此研究背景下，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街道政府和当地居民，都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中，其特征是一系列的互动机制。这一机制始于制度性激励，其标志是鼓励协作的支持性政策和治理环境。

与此同时，建立在关系激励的基础上，从战略上动员利益相关者并减少障碍，合作生产通过相互分享期望和资源的阶段过渡，最终在知情决策和项目实施中达到高潮。在这个框架中，价值不是作为一个预定的实体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集体共识出现的，这种共识是由合作生产过程中无数的经验形成的。共同创造的价值不仅可以为利益相关者的回顾性评估提供信息，还可以作为未来合作生产努力的指导原则。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理论贡献。首先，案例研究通过对复杂、相互依赖的环境中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生产的结构化顺序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扩展了现有的合作生产理论。与以往主要关注政府主导举措的工作不同，本研究对合作生产过程中公民驱动的动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理解。本文系统地说明了以公民为中心的倡议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跨越合作生产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展的。这种方法不仅通过详细描述公民参与的过程和动态性质丰富了合作生产文献，而且还挑战并扩展了我们对如何在各种社会政治背景下，特别是在上海这样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协调和维持合作生产的理解。

其次，它提供了关于制度激励和关系激励在推动合作生产走向共同创造价值方面的关键作用的见解。本文确定和分析不同形式的激励——正式的制度机制和非正式的关系动态——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合作生产过程。而现有的合作生产研究主要强调如何激励公民参与合作生产(Y. Wang and Zhang 2023;Zhang, Wen, and Tang, 2023)，本研究通过关注价值创造所需的激励来进一步研究这一点。让公民参与合作仅仅是一个起点；最终目标是使他们能够与政府合作创造价值(Ran and Qi, 2019;Ran and Qi, 2018)。

这种多功能性强调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为世界各地的当地社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他们可以确认和定制自己的合作生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