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设

近年来，关于政民互动中的行政负担的研究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繁琐的规则会给公民带来成本，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他们参与社会计划的意愿和能力，即使他们正式有资格参与社会项目（Moynihan，2015）。这已在全球各种社会安全网计划中得到证明。繁琐的规则会给公民带来成本，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他们参与社会计划的意愿和能力，即使他们正式有资格参与社会项目（Moynihan，2015）。这已在全球各种社会安全网计划中得到证明。

来自新公共管理和公共选择的理论结构强调了与官僚冗员相关的成本问题（Brennan &Buchanan，1980；Osborne，2006）。Landau（1969）认为，组织中冗余可能会放大系统和流程的复杂性，进而可能阻碍高效的决策和运营。在Wagner和Weber（1977）的一项研究中，政府雇员的增加需要扩展资源和基础设施，从而导致公共支出的增加。Christensen和Lægreid（2003）的另一项研究指出，冗余会导致角色模糊和混乱，从而导致时间和资源浪费。此外，Schillemans（2010）还做出假设，如果有多个部门或个人负责相似的任务，则在出现错误时可能会导致问责模糊。Brown和Potoski（2003）还认为，冗余的政府可能不太偏好私有化和外包，从而可能影响公共服务提供效率。

相反地，官僚冗员也可以作为一种弹性机制，为组织提供实质性的好处（Landau，1969）。冗余的维稳性质意味着，当一个部门出现困境时，其他部门可以介入以确保运营连续性，这在医疗卫生、安全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部门尤为重要（Lerner，1986），并在9.11等重大危机中可见一斑（Kettl，2013）。执行相同任务的冗余部门还可以交叉验证彼此的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并可能提高整体工作质量（Miranda & Lerner，1995）。此外，冗余组织内部的内部竞争可以刺激创新，因为从事相同任务的团队可能会涉及不同的方法和解决方案（Nonaka，1990）。

研究数据

本研究共整理了包含中国274个城市的2593个PPP项目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还补充了274个城市的行政、政治和经济特征，其中行政数据（例如管理PPP项目的规章和机构）和政治数据（例如地方官员的简历）是从地方政府主页收集的，经济数据（如公职人员人数、政府收入、支出和人口）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查阅PPP合同和地方政府网站，本研究识别了PPP项目全寿命周期内所需要办理的政府审批事项最高可达90项，政府审批部门最高可达26个。这些繁杂的行政审批势必会增加企业的行政负担，具体而言是企业的合规成本（compliance costs），其中包括直接成本（如行政审批的收费）和间接成本（包括时间和资源的机会成本）。区别于已有研究中广泛地使用问卷调查主观度量行政负担，本研究采用的政府审批事项和部门的数量是更加客观的度量方式。另外，由于PPP项目的审批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绝大多数部门，所以本研究采用地方政府公共部门雇员总规模度量官僚冗余程度。

研究方法

为了评估官僚冗余对合规成本的直接效应及其对PPP合同终止的间接效应，首先为官僚冗余与合规成本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OLS回归模型，随后为合规成本与合同终止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逻辑回归模型。这些模型如方程（1-2）所示。

其中，是合规成本，包括政府审批事项和部门的数量， 是政府雇员的数量。控制变量包括政治环境、财政能力、项目特征和城市特征。为了降低内生性，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滞后了一年。代表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而是按行业聚类的标准误差。

为了检验官僚冗余与合规成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应用了门槛回归模型，如方程（3）所示。

其中，是指示函数，λ表示门槛值。根据门槛变量是否高于或低于门槛值，以及不同的回归斜率和，可以得到不同阶段的回归模型。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尝试了各种工具变量，但并未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宏观层面的解释变量（公共部门雇员规模）和项目层面的被解释变量（企业行政负担和PPP合同终止），从而减少了反向因果的问题；另外，尽可能多的加入了已有文献中出现过的控制变量。

基础回归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1和2中，政府雇员规模的系数为正，对于政府审批和相关机构，政府雇员规模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论证了合规成本会随着官僚冗员加重而增加的观点。因此，假设1a得到了数据分析的支持，而假设1b则没有。此外，在模型3中，合同终止的员工人数系数为5%，呈显著相关。然而，在将政府审批和相关机构整合到模型4和5中后，其显著性降低到10%。政府审批和相关机构对于合同终止的相关系数分别为正（10%）和显著（5%）。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合规成本可以作为官僚主义裁员和合同终止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3得到证实。

阈值分析

使用政府雇员规模作为阈值变量，确定了每种关系的阈值。政府雇员规模-政府审批的相关性阈值（1.583）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政府雇员规模-相关机构的相关性阈值（1.452）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表明在官僚冗员和合规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图2中，两个阈值都明显小于9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明上述两个阈值是有效的。

图2（a）政府雇员规模和政府审批、（b）政府雇员规模和相关机构相线性阈值的置信区间

图 3异质性分析：（a）由政府审批衡量的行政负担、（b）由相关机构衡量的行政负担

研究结果表明，（1）官僚冗余会导致企业行政负担增加。（2）存在一个最优的官僚冗余规模，超过该阈值后企业行政负担才会增加（图2）。（3）官僚冗余对企业行政负担的影响在私营企业和外地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国有企业和本地企业中并不显著（图3）。（4）行政辖区合并和地方立法权下放会强化官僚冗余对企业行政负担的影响，因此应谨慎采用上述改革措施（图3）。

在公共管理领域，关于行政负担的研究迅速增加，但以往的文献主要将行政负担归因于政治动机，而没有关注政府单位的行政特征。本研究在支持这一观点方面独树一帜：行政负担，特别是合规成本，可以成为政府管理实践的环节，而非公开的政治偏好（Brodkin &Majmundar，2010）。官僚冗员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地方政府的行政特征，当政治因素得到控制时，官僚冗员会显著增加合规成本。

尽管本文的理论框架假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假设（H1a和H1b），但实证证据主要证实了官僚冗员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H1a）。这归因于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假设的政府裁员的好处可能很少，导致H1b被拒绝。第二，政府的好处可能会被其成本所掩盖（Chan &Gao，2018），因此可以抵消合规成本降低的影响。有鉴于此，只有当官僚冗员与合规成本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关系时，H1b才会得到支持。

此外，H3表示合规成本增加了PPP合同终止的可能性。本研究还检验了政府改革对于官僚冗员与行政负担相关性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还揭示了不同承包商之间合规成本的不同分布，这些分布因所有权结构和地理位置而异。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企政企互动中企业合规成本的行政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Petersen，2022），这可以应用于其他公共采购模式，例如外包和公共部门承包，以及对市场的规制（如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创业）。

最后，本研究增强了对导致PPP项目失败因素的理解。以往的研究强调了政治机会主义（Bertelli，2020）和不完善的制度框架（Casady，2020；Casady，2023）作为PPP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引入了另一个维度，提出行政负担是导致PPP合同终止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