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声誉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源，其在政社合作中的作用尚未被探索。那么，非营利组织声誉是否影响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绩效?非营利组织绩效是否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声誉收益?近期，两位巴西学者Aline Brêtas de Menezes and Alketa Peci 的识别策略为：采用面板回归方法（panel regression methods）来评估非营利组织声誉是否影响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绩效，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巴西卫生部(MoH)与60家非营利医院之间进行了675次合作。研究结果表明，声誉良好的非营利性医院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雇佣更多的员工，实现更高的生产水平。这项研究还表明了一个良性循环：更好的非营利组织绩效会导致非营利组织在官方排名中的声誉提升。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de Menezes, A., & Peci, A. (2024). The Benefits of Nonprofit Reputation: Government Funding, Nonprofit Performance, and Nonprofit Reputational Gai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4(2): 323–337. DOI: https://doi.org/10.1111/puar.13669）.
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讨公共-非营利合作重要的无形资源——非营利组织声誉对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绩效和非营利组织声誉收益的影响。公共行政研究将声誉定义为内部和外部受众对机构过去行为和当前绩效的集体感知（collective perception）(Carpenter, 2001)，并承认其作为官僚机构战略资源的作用(Busuioc & Lodge, 2017;Gilad et al 2013, 2018)。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也有不同的声誉，这被定义为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关于它们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他们互动的总体评估，反映了非营利组织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的能力和意愿(Helm & Salminen, 2010)。然而，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作为一种罕见的无形资源，具有塑造合作的潜力，其作用一直被忽视。
理论：声誉、绩效、政府资助和声誉收益
声誉的概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Lee &
VanRyzin, 2019;Overman等人，2020)，通常被定义为内部和外部受众对组织过去行为和当前绩效的共同信念(Carpenter, 2001)。良好的声誉可以增强官僚机构的权力和自主性，减少对其合法性的威胁(Carpenter & Krause, 2012)。
非营利学者也认识到声誉的重要作用(Schloderer et al, 2014)。声誉包括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他们（指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的总体评估，反映了非营利组织满足他们期望的能力和意愿(Helm & Salminen, 2010)。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吸引捐赠者(Bennett & Gabriel, 2003;Lee,2020)，获得政府资助，参与额外的合作(Van Slyke, 2007)，并增强公众信任(Sarstedt & Schloderer, 2010)。因此，声誉是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之一，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也可能增加政府对公共-非营利合作的资助。政府在决定资助时可能会使用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作为参考，特别是当有关非营利组织绩效和有效性的信息相当有限时(Santos，2019)。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密度可能加剧对政府资助的竞争(Lecy & Van Slyke, 2013)，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可能是政府合作伙伴区分非营利组织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已经表明，在类似的非营利组织中，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影响着非营利组织在吸引资金方面的成功(Padanyi & Gainer, 2003;Santos et al, 2019)。
此外，非营利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在这些国家，政府资助的波动反映了围绕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的高度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AbouAssi and Bowman 2017;Peci, 2021)，这给合作的顺利运作带来了重要的负担，并最终破坏了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计面临这种波动和不确定性的政府将更顺利地将资金转移到比同行拥有更强大、更积极声誉的非营利组织。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与政府资助呈正相关。
假设H2：非营利组织声誉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
假设H3：政府资助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
假设H4：政府资助在非营利组织声誉与非营利组织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5：非营利组织绩效与非营利组织声誉收益呈正相关。
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巴西卫生部之间正在进行的675项公共-非营利合作(卫生部)和60家慈善医院，这是巴西非营利部门的传统组成部分。这些非营利组织在巴西统一的公共卫生系统(Sistema Único de Saúde-SUS)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医院数量大幅增加(1970年至1980年期间增加了68%)，而这是以“牺牲”非营利组织为代价的（at the expense of nonprofits）。这些被称为慈悲之家(Santas Casas de Misericordia )，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很普遍，最初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采用的。
这里关注的长期合作是由公共和非营利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目标塑造的，它们共同共享信息、交换资源和开展活动(Lazzarini et al, 2020)。它们与竞争性合同安排不同，竞争性合同安排通常依赖于投标，并指定其工作范围和可交付成果以及公共合作伙伴支付的价格(Brunjes, 2021)。合作和合同也在巴西立法中正式加以区分。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合作伙伴共同利益的指导下，他们调动互补资源，共同努力提高绩效，造福当地民众(Kivleniece & Quelin, 2012)。
数据收集
本研究基于对2012年至2019年期间卫生部与57个城市的60家非营利医院之间的675项公共-非营利合作的分析。由于公共合作伙伴在所有这些合作中都是相同的(卫生部)，因此控制了公共方面的异质性。通过结合三个官方数据集的数据开发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美国国家统计局排名的98家非营利组织的声誉数据来自Qualiss排名。11,623项公共-非营利合作的政府资助数据来自“+巴西平台”。研究者们合并了这两个数据集，发现从2012年到2019年，卫生部资助了60家排名靠前的非营利组织。从样本中剔除了38家由ANS排名的非营利组织，因为他们在此期间没有与卫生部合作。关于非营利组织绩效的数据来自Datasus，这是一个提供绩效指标的卫生部数据库，如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和分布。
变量测量
非营利组织的声誉数据来自于美国商学院通过Qualiss的排名。质量排名提供了一个称为IDSM(市场可持续性维度)的综合指数（a composite index），它根据调查数据(如客户/患者满意度调查和卫生监管机构(ANS)对公立、私立或非营利医院提供者的看法)以及客观数据(如客户投诉)汇总不同指标。因此，IDSM是这两种受众中不同医院提供者声誉的极好代表。事实上，声誉之前是通过调查数据(例如，Lee和Van Ryzin 2018)或语言媒体分析(Bellodi, 2022;Peci, 2021)。
衡量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因变量是非营利组织的员工和非营利组织的生产(Coupet & Schehl, 2022)，以给定年份的住院床位总数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Qualiss排名不包括此类性能数据。因此，要确保非营利组织的员工和非营利组织的生产反映了不包括在声誉排名中的非营利组织指标，防止了模型中的重复关系（tautological relationships）。
控制变量以确保替代因素合理地影响结果：模型内生性（endogeneity）的一个潜在来源是，样本中的政府资助可能是与市政特征相关的时变环境（time-vary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条件方差的函数。因此，公共密度包括在同一城市运营的公立医院的数量，而非营利密度表示在每个时间段内每个城市运营的医疗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以控制非营利组织对公共资金的竞争(Da Costa, 2016;Puyvelde, Stijn， & rayymaeckers, 2020)。
研究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支持假设H1，即非营利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正相关，如表2所示。模型1显示非营利组织声誉的正系数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因此，排名较高的非营利性医院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总的来说，这些结果可以更直接地比较非营利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也支持假设H2，即非营利组织声誉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模型2显示非营利组织声誉对非营利组织生产的影响系数为正，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模型3显示非营利组织声誉的正系数，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排名靠前的非营利性医院提供更多的住院床位，并雇用更多的员工。总体而言，在模型4和模型5中的结果支持假设H3，并且可以更直接地比较非营利组织声誉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影响。表2提供了固定效应模型的详细信息。
此外，研究结果也支持假设H3，即政府资助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模型4和模型5显示，在5%的水平上，非营利性生产和非营利性员工的正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由于人口控制变量的系数在各模型之间是一致的，因此它们表明，在较大的城市，工作人员数量和可供住院治疗的床位较多。
中介分析
为了检验假设H4中所述的中介效应，中介分析与Zhao等人(2010)描述的步骤一致。指定该模型是为了确保非营利组织声誉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影响是由政府资助介导的。表3报告了中介分析结果，它检验了非营利组织声誉对非营利组织员工（绩效）的影响是否受到政府资助的中介作用。蒙特卡罗检验和工艺性能的正系数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部分中介。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发生，因为从非营利组织声誉到非营利组织员工的路径在绝对规模上减少了，但当引入中介变量政府资助时，它仍然不同于零。此外，RIT和RID选项的相加产生以下比率:RIT =(间接效应/总效应)。(0.537/3.602) = 0.149。
讨论
声誉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Bustos, 2021;Lee & Van Ryzin, 2019;Overman et al, 2020)。声誉的作用在公共-非营利合作研究中也得到了认可，尤其是在解释合作动机方面。政府依靠非营利组织作为负责管理公共资金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管家(LeRoux & Wright, 2010)。因此，政府可能会将非营利组织的声誉视为其诚实的标志(Amirkhanyan, 2009)。受众(如公民、政治家)可能会因为其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表现不佳而指责政府，从而导致政府资助更好的非营利组织以保护其声誉(Coupet & Schehl, 2022;Van Slyke, 2004)。因此，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吸引外部资金(Bennett & Gabriel, 2003;Willems等人，2016)，获得政府合作(Van Slyke, 2007)，建立公众信任(Sarstedt & Schloderer, 2010)。然而，更有信誉的非营利组织从与政府合作伙伴的合作中获得了什么好处？研究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声誉可以提高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绩效。
模型评估了非营利组织声誉对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声誉的影响。此外，还确定了更好的非营利绩效是否会提高非营利合作伙伴的声誉收益。根据最近的公共管理奖学金(例如，Schmidthuber等人，2021;Smith, 2016)，还采用中介程序来测试政府资助如何中介非营利组织声誉和非营利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非营利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支持假设H1和假设H2，即非营利组织声誉与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绩效均呈正相关。因此，排名较高的非营利性医院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多的住院治疗床位，并雇用更多的员工。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假设H3，即政府资助与非营利组织绩效呈正相关。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引入中介过程绩效后，非营利组织声誉到非营利组织绩效的路径在绝对规模上减小，但仍不等于零，证实了假设H4。最后，研究结果支持公益合作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绩效会增加非营利组织的声誉。这表明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可以提高其声誉收益，支持假说H5。
结论
政府面临的社会挑战日益复杂，扩大了与非营利伙伴合作的作用，这是提高公共服务绩效的有效途径(Lee & Hung, 2021;Scott et al, 2019)。这些合作涉及合作伙伴共享的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源，以提高其绩效。在这些无形资源中，声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信念或感知，而是实际上反映了组织的能力和绩效(Bustos, 2021)，并转化为改进的绩效。因此，本研究通过强调非营利组织声誉在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绩效和声誉收益中的作用，有助于声誉和公共-非营利合作奖学金的智力发展。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系统证据来支持非营利组织声誉、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绩效和声誉收益之间的联系。还展示了公共-非营利合作的良性循环，表明非营利绩效与非营利声誉收益的增强有关。
总之，研究为声誉和公共-非营利合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深入探索声誉与公共-非营利合作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绩效和非营利组织声誉收益。
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文献与探索】社会企业社会影响的前因：系统回顾和未来研究议程
【治理与反思】什么推动了中国地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基于产业发展分析范式的组态研究
【治理与反思】互惠互动和社会组织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
【治理与反思】公私合作创新伙伴关系能否改善公共服务？一项合成控制法研究
【治理与反思】区域倡议中的第三部门组织：公共政策工具还是共同生产的伙伴？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puar.1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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