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现有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邀请知名学者进行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授课。那么，为什么有些学术文章会得到政策界更多的引用，而有些则引用少呢？最近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季、&明尼苏达大学程远两位教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系统研究。本研究分析了展示了公共行政与政策(PAP)大类学科学术文章在政策文件中的引用情况;从三个维度考察了影响因素:合作性的团队、跨学科互动和颠覆性范式。通过利用30种被引用最多的PAP同行评议期刊和来自1107个政策机构的38,062份文件的数据，研究发现10.1%的PAP学术文献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得到了高引用。合作团队、跨学科互动和颠覆性范式都可以增加政策界的引用，但这种关系不是线性的。非学术作者可以持续吸引更多的政策引用，无论是单独发表还是与学术界合作。一篇文章最好引用不超过13个学科主题。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之间没有明显的权衡，因为学术引用和作者的学术声誉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引用。这些发现为优化学术研究以促进政策影响提供了新颖而具体的见解。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威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Ma, J., & Cheng, Y. (2024). WHY DO SOME ACADEMIC ARTICLES RECEIVE MORE CITATIONS FROM POLICY COMMUNIT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online first:1-78. DOI: https://doi/10.1111/puar.13857）.
研究目的
自从引入“影响因子，IF”(Garfield，1955年)以来，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评估学术期刊声誉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这一倡议后来在1961年和1972年分别建立了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些指标的基本前提是，学术工作的影响可以根据它从其他学术研究中获得的引用频率来衡量和排名(Garfield，1972)。这些发明极大地影响了学者如何评估其文章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努力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以获得认可并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由于影响因子仅由学术界内的引用决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催生一种激励结构，这种结构将优先考虑学术界内的学术引用，而忽视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政策影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界迫切需要证明其社会和政治相关性(Reale etal .，2018)。本研究根据学术文章在智库、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发布的政策文件中的引用情况，考察了学术文章的政策影响。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公共行政与政策(PAP)期刊上，因为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身份在于架起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并影响政策的发展(Glied, 2022; Pandey et al.， 2022; Walker et al.， 2019)。尤其是三个目标：(1) 展示政策机构出版的文献中PAP学术论文的引用情况；(2) 识别能够提升政策界学术论文引用的因素；(3) 确定这些因素发挥最大影响的情境。
为了实现这三个目标，研究者们跟踪了从1923年到2023年一个多世纪以来344份同行评议的PAP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然后将这些文章与引用它们的1107个政策机构的38,062份文件进行交叉引用。为了保持高度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对30种最常被引用的PAP期刊及其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了深入分析。
公共行政与政策:政策影响力就是脉搏
本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公共行政，它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复杂性，以便对实证发现进行解释。公共行政领域致力于研究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具有追求政策影响的悠久历史(Behn, 1995;Kettl,2000)。在各种社会科学分支中，公共行政学术将自己定位于学术与实践的交叉点，并将其政策影响作为其主要特征和贡献之一(Behn, 1995;Orr & Bennett, 2012)。这一领域融合了各种学科方法(例如，管理、政治和法律)，以及不同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个人、社会和政府)，所有这些都是为实践者和决策者提供解决方案不可或缺的(Rosenbloom, 1983;Wallmeier et al.， 2019, p. 496)。因此，为了强调本研究的跨学科重点和对政策影响的承诺，将这一领域命名为“公共行政与政策”。PAP的研究领域深深植根于实用主义，其创始学者既是实践者又是学者(Behn, 1996)。然而，随着PAP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发展，学术与实践的鸿沟成为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一个显著问题，这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面临的共同困境。
增加政策引用:协作、跨学科和颠覆性
本研究关注的是政策界中学术文章的引用情况。学术研究要实现政策影响，首先需要得到政策界的认可。此外，政策引用——一篇学术文章被政策文件引用的次数——比影响更直接、更可量化(Reale et al.， 2018;Reed et al.， 2021;Weiss,1979)。Nelson等人(2023)对影响学术文献在公共政策中的利用的众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回顾。通过对60篇文章的综合分析，他们提炼出了近40个决定因素，阐明了学术社会科学研究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尽管并非详尽无遗，但这份详尽的清单提供了当前和全面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共识。此外，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将知识融入政策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涉及从业者、学者、这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研究本身的性质(Nelson，2023，14)。与这一过程视角及其广泛的清单相一致，研究者们识别出三个突出的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从知识生产延伸到其传播，并可能对政策可见度产生重大影响:学者和从业者之间的合作，跨学科互动和研究范式的颠覆性。
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至关重要，因为科学只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一条途径。社会学习理论确定了影响政策的多种途径，包括信仰、传统、大众媒体、专业实践、市场、政治和意识形态(Kirlin, 1996年，第420页)。在这一框架下，政策分析超越了其作为单纯问题解决工具的角色，成为民主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公民提供了塑造其偏好和理性的理念和框架，并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hulock, 1999，第240页;维斯,1977)。此外，学者们认为，与实践者的合作是其他因素(如跨学科性)有效影响公共政策的先决条件(de Sandes-Guimar˜ aes et a， 2022)。科学本身不太可能为我们社会面临的大多数紧迫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它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正如Kirlin所建议的那样，“民主国家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改善整个社会学习”(Kirlin, 1996，第420页)。对实践者和学者之间合作研究的呼吁并不是PAP独有的，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回应。
跨学科互动:生产者和用户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广泛的促进(Gibbons et al.， 1994)。跨学科互动采取多种方式，如多学科，涉及不同学科的见解和方法并置，但不一定整合;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将不同领域的概念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创造新的视角或框架;以及跨学科，超越个人学科界限来解决共同的复杂问题，通常在研究过程中纳入非学术利益相关者(Wagner et al.， 2011)。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跨学科合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弥合现有学科之间的差距，产生突破性的知识，并解决已经变得过于复杂而无法由任何单一学科处理的社会问题 (D’Este et al., 2019; Klein, 1999; OECD, 2010; Rigney & Barnes, 1980)。跨所有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出版物稳步增加，资助机构优先考虑跨学科提案，连接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心已成为大学日益普遍的特征(Jacobs & Frickel, 2009, pp. 46-54;Ma et al.， 2023，5)。PAP的研究领域是跨学科努力的一个完美例子。该领域的开始是为了应对公共部门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在政治学和行政科学等现有学科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Henry, 1975;Rosenbloom, 1983)。
颠覆性范式:作为启蒙和社会批判的研究
库恩提出的“研究范式”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的基石 (Kuhn, 1970)。库恩的理论认为，在“正常科学”时期，已建立的研究范式对于知识积累至关重要，在正常科学时期，研究人员主要关注解决现有范式内的难题。然而，这种对既定范式的关注可能会扼杀新颖性和颠覆性的工作，导致更少的科学革命。计算方法的最新进展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科学发展的颠覆性的兴趣(Edelmann et al.， 2020，第68页)，研究结果表明，跨学科的颠覆性科学趋势越来越少(Park et al.， 2023)。
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科，颠覆性范式一直是PAP发展的核心。例如，政治-行政两分法是20世纪初一个显著的里程碑，它强调政府的司法和非政治功能应该独立研究(Goodnow, 1900)，对行政官僚机构的研究应该从它的主干学科——政治学中分离出来(Henry, 1975, p. 384)。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是另一个例子。尽管将NPM归类为一种新范式尚存争议(Gruening, 2001;O’flynn, 2007)，对于其对民主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看法(Lynn Jr.， 2001)，这一思想流派为传统PAP中所谓的“官僚范式”引入了新的价值观和行政文化(例如，关注专业管理、效率和产出控制)，受到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极大欢迎(Gow & Dufour, 2000，578)。PAP的范式仍然是一个丰富的讨论领域，包括理论，方法，学科发展等等(例如，Kettl, 2000;Rommel & Christiaens, 2006)。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库恩也强调了这一点，即新的范式可以打破现有的僵局，提升研究水平，并与从业者产生共鸣(Kettl，2000)。
表 1 框架研究：跨学科视角
研究问题
总结研究问题，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检验政策引用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构建了以下开放性问题来指导我们的探索性分析:
1.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哪些PAP期刊是政策引用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者？我们如何描述这些学术作品？
2.考虑到学术成果的利用，谁是主要的政策消费者？他们有哪些特点？
3.我们如何描述PAP学术文献与引用它们的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政策界的引用行为有哪些模式出现？
数据与方法
数据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依赖于两个数据集:学术集(PAP学术文献的代表性样本)和政策集(政策文件的集合，引用学术集中的任何条目)。
PAP学术文献
界定公共行政和政策的范围是本研究的第一步。鉴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高度跨学科性质(Vogel & Hattke, 2022, pp. 21-22)，建立一个明确的范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以全面性为优先，依靠三种被学者和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期刊清单来编制PAP期刊清单:
1. Web of Science主期刊列表(WOS)。Web of Science是我国最早、最知名的书目数据库之一，是评价学术期刊绩效的主要来源。虽然其排名方法存在争议，但它仍然是最权威的来源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科学计量学研究。我们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新兴资源引文索引中检索了“公共行政”类的所有期刊。该来源建议85种PAP期刊。
2.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ing (SJR)。SJR是另一个由最大的书目数据库之一Scopus发布的期刊排名系统(Baas et al.， 2020)。它的“公共行政”类别推荐了176种PAP期刊。
3.Google Scholar作为最全面的书目数据库(Gusenbauer, 2019)，Google Scholar按研究领域维护顶级出版物列表。我们纳入了“公共政策与管理”类别中排名前20的期刊。
政策文件
将上述来源所识别的PAP期刊纳入考量后，我们收集了Overton 8数据库中所有引用这些期刊的政策文件。Overton数据库于2019年建立，旨在应对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在科研影响力评估中的滥用和过度使用(Szomszor & Adie, 2022)。这些指标，如文章引用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往往仅反映了学术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Reuter & Smith-Ready, 2002, p. 340)，从而诱发了“影响因子痴迷”等学术弊端，以及将引用数与研究影响混为一谈(Cagan, 2013;Hicks et al.， 2015)。
提炼数据集进行分析
虽然我们从各种来源收集了344种PAP期刊发表的文章的文献记录，但这些记录的质量和期刊本身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进行准确的实证分析，需要对原始数据集进行细化，以确保(1)排除低质量的数据记录，最小化噪声并实现准确的估计，以及(2)细化后的数据集保持代表性。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将分析限制在政策文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前30种期刊的文章中。如表3所示，这些期刊代表了72.91%的政策引用和67.51%的学术引用。这表明我们的精细化数据集有效地包含了总记录的很大一部分。
测量：
政策引用
学术文章的政策引用是通过文章从政策集中的政策文件中获得的引用次数来量化的。而这些引用数象征着学术工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可见性和认可度，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对政策结果的直接影响。
表3：TOP 30 政策引用的公共行政与政策期刊：引用指标
合作:非学术与国际合作
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协作。首先测量了非学术作者的百分比(%Non-acad)。要被计算为非学术性，作者应该与大学或学院没有关联。此外，统计了一篇文章隶属的国家数量，以量化其国际合作(#Country)。
跨学科引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视角
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有多种形式，比如跨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这些方法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衡量它们本身就是复杂的研究问题，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Huutoniemi et al., 2010; Porter et al., 2006; Wagner et al.,2011; Wang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7)。这项研究采用跨学科引文来近似地估算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不同学科之间的整体互动。(Larivière & Gingras, 2010, p. 127)。
颠覆性：引证与语言模式
一些最新和最著名的研究都根据其引用模式来操作学术作品的颠覆性(例如，Park等人，2023;Wu et al.， 2019)。通常被称为D值的测量方法假设，如果一个焦点工作i具有极大的颠覆性，那么在焦点工作之后发表的研究只会引用i，而不会引用焦点工作所引用的研究。按照同样的原理，如果焦点工作极具发展性，那么接下来的所有研究都将同时引用焦点工作和焦点工作引用的研究。
研究结果
在政策领域剖析PAP学术文献
本研究给出了被政策引用次数排名前20位的PAP文章。该表揭示了一系列不同的主题，从规划理论和工作设计到金融开放和教育领导，这表明政策界从广泛的学术见解中汲取决策。这些文章跨度超过50年，从1959年到2014年，突出了基础理论和模型在当代政策制定中的持久相关性。《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和《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等期刊的频繁出现表明，政策界可能将这些期刊视为可靠的学术来源。
图3根据政策引用和学术引用的z分数将所有文章分为四组，进一步阐明了政策引用和学术引用之间的差异。“双宠儿”类别尤为重要，占总数的10.1%(7968篇)。这一类别包括那些有效平衡了学术严谨性和实际相关性的文章。高亮显示的右上角的文章(117篇)，政策引用和学术引用的z分数都超过3，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体现了学术研究和政策适用性的理想结合(顶级文章请参阅附录表C2)。
“政策磁铁”类别，占总数的9.02%(7115篇文章;排名靠前的文章参见附录表C3)，包括被政策团体引用频率高于学者引用频率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侧重于直接适用于政策制定的实际见解或行业特定知识。
相反，“学术象牙”类别占总数的6.79%(5354篇文章，排名靠前的文章见附录表C4)，代表了学术上被高度引用但政策影响有限的文章。这表明，该研究虽然具有学术价值，但可能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政策领域。
最后，“未被注意”类别包含了惊人的74.09%(58,448篇文章)，其中包括很少受到政策团体和学者关注的文章。这一相当大的类别引起了人们对PAP学术文献重要部分的相关性和实用性的关注。
政策消费者及其引用行为分析
PAP学术文献的经常使用者:OECD国家
PAP学术文献广泛影响了全球的政策界，在38,062份政策文件中被引用。这些文件由来自106个国家或地区的1107个机构发表。表5详细列出了这些文件和机构在排名前几位的国家/地区的分布情况。附录中的表C5至表C7按类型对顶级政策机构进行了细分，其中包括政府组织(共381家)、国际政府组织(共72家)和智库(共654家)。
结果显示，71家政府间组织是PAP学术文献最频繁的使用者，共产生8877份政策文件，占总数的23.32%。进一步细分，这些文件中的大多数主要来自OECD(5.67%)、世界银行(4.67%)和世界卫生组织(3.08%)这显示了PAP学术文献在一些最重要的全球机构中为政策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成为PAP学术文献的第二大用户，占所有政策文件的18.66%。此外，美国政策机构占24.30%的份额，表明PAP学术文献在众多美国政策机构中得到广泛使用。
英国和欧洲联盟也对利用PAP学术文献编制政策文件作出重大贡献，尽管它们各自的生产者情况明显不同。英国贡献了5,066份政策文件，占总数的13.31%，由186个机构生成(占总数的16.80%)。相反，欧盟的3816份政策文件(占总数的10.03%)来自数量较少的机构，实际上只有19份，仅占总数的1.7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要是政府实体，包括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产生2339份文件，占总数的6.15%)，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提供388份文件，占总数的1.02%)和联合研究中心(提供371份文件，占总数的0.97%)。
政策引用模式
研究结果描述了按年份划分的政策文件数量和政策引用的年龄(即，从政策文件的出版年份中减去学术文章的出版年份)。由于数据库的可用性，大多数政策文件都是在2000年后发布的(Szomszor和Adie, 2022，第629页)。被引用的总年龄(即不同类型政策机构的被引用总和)在10年到8年之间波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文件被编纂，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最新的PAP学术文献正在更迅速地被政策团体所吸收。值得注意的是，PAP学术文献的使用比Overton政策文件数据库中索引的其他研究领域大约快两年——所有政策文件中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平均年龄在10年左右，并且在不同领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Szomszor & Adie, 2022, p. 635)不同机构类型(即政府间组织、政府和智库)不同类型的政策引用之间没有一致的差异。
图8：解释变量与政策引用之间的曲线关系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与数据质量、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相关的复杂性，我们对表7概述的结果进行了广泛的稳健性测试。
研究讨论
第一个模型证实了假设效应，并表明组织创新氛围对政策工作中的创新力具有
为什么一些学术文章更受到政策界的关注?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表1)来揭示使某些学术作品更受政策界重视的因素。连接学者和实践者的合作团队、跨学科的互动引用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文章，以及挑战传统方法的颠覆性研究范式，都可以为更多的政策引用做出贡献。然而，它们的影响程度差异很大。最有效的因素是被政策团体引用为连接不同主题的参考文献(β = 0.62)，其次是在研究文章中引用不同学科的文献(β = 0.19)，以及与非学术作者合作(β = 0.17)。虽然其余因素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但其影响相对较小。
描述性结果还揭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10.1%的PAP学术文献在学术和政策界都获得了很高的引用。然而，他们也揭示了一个警告:74.09%的PAP学术文献很少得到学术或政策团体的引用。
这些发现最终提出了三条改善政策引用的实用建议:(1)优先考虑政策团体的观点;(2)与多学科的学者合作，同时避免过度分散以保持专注的努力;(3)促进与非学术作者的合作。此外，本研究的结果和局限性强调了扩大PAP学术全球影响力的重大障碍。后续章节将详细阐述这些观点。
优先考虑政策界观点
增加政策引用的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因素都围绕着跨学科引用，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最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因素是——这一指标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视角。相比之下，第二个因素，涉及引用不同学科的文献，反映的是学术视角。政策界观点对政策引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学术观点的影响。虽然这两种关系都表现出曲线性质，但政策界观点的影响下降的速度要慢得多。政策界和学术界观点之间的这种分歧也可以在描述性证据中找到。
瞄准最优努力:理论和实践意义
正如引言中所讨论的，现有研究已经提出了对增加政策引用的努力与其结果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担忧，挑战了“越多越好”的概念。虽然这些推测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它们的实际意义可能有限。在本研究的所有二次项中，只有引用不同学科文献的实践表现出显著的曲线特征——引用超过13个学科类别的文献会对政策引用产生负面影响。大约6.18%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超过了这个最优数量，这与之前关于学术引用的研究结果一致:“纯跨学科文章(> 95%)平均获得较低的引用率，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并且不太可能成为被引用最多的5%的文章之一”(Larivi 'ere & Gingras, 2010, p. 128)。
扩大PAP学术文献的全球影响
虽然PAP学术文献的使用者遍及106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分布极不均衡，近80%来自OECD或发达经济体。这种明显的不平衡可以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障碍和地理偏见。本研究审查的PAP学术文献和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北美组织的英语材料和文件。这种显著的不平衡凸显了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无障碍挑战，很容易限制PAP学术文献的全球影响力。
另一个因素是很难追踪政策文件对学术文章的引用，尤其是那些非英语语言的引用。政策数据库确实涵盖了许多非英语国家或非经合组织国家，如日本(按政策文件数量排名第七，也是OECD国家)和中国(排名第十，不是OECD国家)(Szomszor & Adie, 2022, p. 631)，他们的大多数政策文件都是当地语言。然而，这些国家都没有成为PAP学术文献的顶级引用国(表5)。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当地语言的政策文件可能更喜欢引用以同一语言发表的学术著作，或者可能不遵守标准引用惯例。因此，在这些文件中追踪英语PAP学术文献的影响变得特别具有挑战性。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政策文件的引用来激励并为评估学术文章的政策影响提供了基础。它补充了最近使用调查等传统方法的研究(Bozeman et al.， 2023;Nelson等人，2024)和访谈(Bogenschneider等人，2019)，从而丰富了可用于探索这一主题的方法工具包。本研究强调了促进从业者和学者之间合作、鼓励跨学科互动以及提出发人深省和范式转换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在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权衡。学术引用和作者的学术声誉往往转化为政策群体内的认可和引用。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提高对学术与政策关系的理解，重申我们为实践和现实世界服务的承诺。
附参考文献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文献与探索】在治理网络中塑造影响：动机和信息交换的作用
【文献与探索】政策能力中的创新力：组织和个体因素
【治理与反思】与政府合作的行政负担：企业-政府互动中的学习和合规成本
【治理与反思】政策透明度的适用性如何促进公民遵从:一项中国城市的调查实验
【治理与反思】理解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招聘中的披露和部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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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puar.1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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