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政府治理
导言
创新力是政府政策能力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关于公共部门创新性行为的现有研究评估了员工对新想法和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开放程度，并证实了组织和个人决定因素与支持创新力的态度的相关性。然而，现有研究无法明确政府组织中政策官员工作相关的创造力水平。与此同时，新兴技术特别是社交网络服务正在根本性地改变政策官员的工作环境，改变组织特征，并可能产生重要的个体影响。最近两位德国学者Julia Fleischer & Camilla Wanckel对这一问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德、丹、意三个欧洲国家政府中政策官员的“政策创新力”。研究证明了组织和个体特征的重要性，包括使用社交网络服务所引发的应激反应。同时，捕捉了官员的创新力，并为公共部门的创新力和创新讨论以及公共部门数字转型的微观基础丰富了内容。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威期刊PAR上面。
（文献来源：Fleischer, J., & Wanckel, C. (2024). Creativity in policy capacity: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4(2):218-235. DOI: https://doi/10.1111/puar.13676）.
研究目的
创新力对于工作中的创新行为至关重要（Amabile，1983;Anderson，2014）。政府组织通常被认为没有太多的创新力空间，然而，政策工作中的创新力对于巧妙地识别信息和应对包括政治信号在内的各种工作投入至关重要（Blom-Hansen，2021;西蒙，1947）。公共政策学者将创新力确定为政策能力的核心要素，政策能力被定义为官员个人执行政策相关任务所需的技能和资源（Wu et al.，2015），尤其是在设计和评估政策替代方案时（Considine et al.，2014;Howlett，2015）。其他人则认为公职人员的创新力是他们创新行为的基础（Lapuente & Suzuki，2020a，2020b）。
尽管内在动机对创新力的积极影响在私人部门已经得到了深入探讨，但创新力与公共部门动机（PSM）之间的联系却鲜有关注。尽管政策官员所处的独特政治环境，但参与政策制定的政策官员并未成为研究PSM与创新力之间联系的对象。此外，随着新型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进入工作场所，工作中的创新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和信使服务（社交网络服务（SNS））对于与工作相关的创新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允许以新颖、更快的方式识别和处理信息和反馈。然而，目前关于政府内部此类服务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管理与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外部互动，主要是在服务提供方面。相比之下，尽管社交媒体对政策官员在工作中的创新力很重要，但它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却大多被忽视了。
因此，本文探讨了哪些组织和个人特征会影响政策官员与工作相关的创新力，强调了数字时代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的相关性，特别强调社交媒体在日常政策工作中的作用。作者们认为，组织内部更大的创新氛围和更强大的PSM可以提高政策官员在政策工作中的创新力。根据职业心理学，也预计社交媒体会引发明显的压力，从而对他们的政策创新力产生负面影响（Byron et al.， 2010）。为了进行实证分析，他们在 2020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对三个欧洲中央政府组织（即德国、挪威和意大利）的中层政策官员进行了实地调查。
数字化工作环境中的政策创新力
政策创新力的部门官员
最近研究认为，公共部门官员“对新想法和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接受程度”是他们支持创新态度的关键部分。有鉴于此，本文将政策创新力定义为政策官员在制定政府政策时，利用外部信号(即他们的组织环境)和他们自己的技能和熟练程度，发散性思考和创造新方法来处理政策问题的能力。政策创新力是代表政策官员从事政策工作以产生创造性政策解决方案的个人能力。
促进创新和政策创新的组织氛围
个人的工作创新力受到环境和个人决定因素的影响，而组织氛围是公共部门“最相关的环境因素”。组织氛围描述了员工对实践、政策和程序的共同看法。创新氛围被认为可以增强可预测性和目标明确性，这两者都是动机和绩效的重要先决条件。事实上，较高水平的创新氛围被证明与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和创新力有关。现有发现是为从事政策设计和服务提供的公共部门组织开发和探索的，因此有理由假设在部级部门工作的政策官员经历了与他们个人创新力相似的组织决定因素。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报告其组织中创新氛围水平较高的政策官员拥有更大的政策创新力。
公共部门动机与政策创新力
虽然内在动机与创新力之间的正向联系在私营部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da Costa et al.，2015），但（公共服务）动机对创新力的影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参见Jung et al.，2018）。还有研究集中在促进工作中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行为的个人属性和态度，包括内在动机。虽然内在动机和创新力之间的积极联系在私营部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公共服务动机对创新力的影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早在1990年，Perry和Wise就强调“忠诚的员工可能会代表组织参与自发的创新行为”。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具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的政策官员具有更大的政策创新力。
社交媒体压力与政策创新力
职业心理学研究考察了压力对工作创新力的影响。许多政府允许政策官员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信使工具来收集信息和反馈，同时也接收政治信号。然而，这些服务也用于社交，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由于这些服务将数字手段与媒体功能相结合，SNS的加速使用在工作场所产生了“社交媒体压力”。职业心理学文献显示了社交媒体对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但也强调了个人如何感知和应对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压力与创新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压力情境导致人们采用更简单的认知策略来解决任务，从而出现更少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社交媒体压力较小的政策官员具有更大的政策创新力。
数据与方法
样本
本研究对三个欧洲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挪威)所有部级部门的官员进行了调查。联邦或中央级别的官僚机构主要关注政策制定，代理机构以及地区和地方层面则主要参与政策执行和服务交付。这三个国家都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僚机构为特征，但表现出不同的行政传统，挪威属于北欧传统，德国表达日耳曼传统，意大利遵循南欧传统。此外，这三个国家代表了政治化规模的低端、接近平均水平和高端。为了确定调查对象，他们依靠组织结构图、部门网站和社交网络，邀请了3701名公职人员回答问卷，回应率为19.6%，这与其他跨国公共部门管理者调查相似。共有373名受访者回答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所有问题，从而形成了年龄、性别和级别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测量
本研究借鉴了现有的创造性自我效能量表，来测量因变量政策创新力，并使其适应从事政策设计的政策官员的工作环境。创新力测量考虑了两个项目，评估受访者对五点李克特量表的同意程度，从“对于我在政策和项目开发方面的工作，我有信心，我可以”开始，随后阅读“提出解决政策问题的新方法”和“确定其他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政策替代方案”。并进行信度检验和标准化处理。
自变量同样用实证文献中的现有量表进行评估。组织创新氛围从更大的多因素量表的三个项目中进行评估，该量表已应用于公共部门背景公共部门的动机是用五项量表来衡量，即询问受访者对自我牺牲、公共利益、社会正义和同情心的认同程度。
控制变量，控制了已被证明与政策能力相关的几个特征。这包括考虑上级组织可能影响组织规范、价值观和态度的政策管辖范围。此外，控制了年龄和性别，这两个因素经常被讨论以塑造工作中的创新力。并控制了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地点等。
测量模型
在进行主要分析之前，通过测试创新力、创新氛围、PSM和社交媒体压力的因子结构来评估潜在构建的区分效度。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对项目层面的反应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与德国和挪威的政策官员相比，意大利政策官员报告的创新力水平较低(见图1)。同样，对组织创新氛围的评估（见图2）在意大利官员中是最低的。而平均而言，德国政策官员最强烈地同意他们的主管鼓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对程序常规的改变持开放态度，挪威受访者强调各级成员都被鼓励贡献新想法来改进该组织的工作。对社交媒体压力的调查显示，挪威受访者的社交媒体压力水平往往低于德国和意大利受访者，这两个国家的压力模式相当相似(见图3)。
研究结果
第一个模型证实了假设效应，并表明组织创新氛围对政策工作中的创新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二个模型还表明，公共部门动机对政策创新力的预期积极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那些拥有更大PSM的政策官员也表示他们具有更大的政策创新力。相比之下，第三个模型表明，社交媒体压力对政策工作中的创新力产生了中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些在在工作中加速使用社交媒体会造成紧张和压力的人也报告了较低的创新力水平。最终模型包含了来自不同模型的所有影响，但创新氛围的显著性略有减弱，从而加强了 PSM 和社交媒体压力等个人层面预测因素在研究工作创新力方面的整体相关性。除了从事福利政策的政策官员具有更高水平的政策创新力（与国家服务的基本类别相比）外，其他控制变量均与政策创新力无显著关系。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中央政府组织内部的创新力，重点关注参与政策制定的政策官员。总的来说，尽管这种政策创新力在起草政府政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实证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为它涉及不断识别和消化来自政府内外行为者的信息以及（政治）信号。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工作的背景下，各部委的创新组织氛围对创新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PSM对政策创新力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然而，SNS的加速使用和相应的个人社交媒体压力水平显示出显着的负面影响：那些社交媒体压力较大的政策官员也报告了较低的政策创新力。尽管更广泛的创新力量表或（准）实验方法可能会提供更差异化或更可靠的推论，但本研究强调了创新力政策工作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相关性，从而将以往职业心理学以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
讨论与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公共部门的创新力和创新、公共政策制定的微观基础、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公共部门员工工作环境相应变化的影响的大争议做出了贡献。首先，通过评估政府组织的创新气候、PSM和社交媒体压力对政策工作中创新力的重要性，为创新力和创新文献做出贡献。其次，在公共政策研究中补充，在当前数字政府时代，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政策官员如何收集和收集信息和论点以及如何在准备和制定政府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产生严重影响。第三，通过分析与工作相关的社交媒体压力的潜在有害影响，增加了最近对数字时代官僚行为的研究。最后，支持了当前关于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讨论中对控制政府组织中ICT使用的可行性和潜力的日益关注。
附参考文献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文献与探索】在治理网络中塑造影响：动机和信息交换的作用
【治理与反思】公共部门改革的“滑流”：有进取心的公共部门领导者如何驾驭制度惯性
【治理与反思】与政府合作的行政负担：企业-政府互动中的学习和合规成本
【治理与反思】政策透明度的适用性如何促进公民遵从:一项中国城市的调查实验
【治理与反思】公共行政数字化转型中的合作生产和公共价值创造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puar.1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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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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