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设

本研究预测合规成本、学习成本和强制成本会影响公民的政策认知。政策反馈学者反复强调公共项目的设计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Moynihan & Soss，2014），例如医疗保健（Jacobs & Mettler，2018）和税收优惠（Haselswerdt & Bartels，2015）等情况。

对受益人的偏见

根据政策反馈理论的相关研究（Pierson，1993），对政府行为的认识将影响个人对受益者的态度（Keizer & Miller，2020）。因此，我们期望不同类型的国家行动可以减少公民对受益人的偏见：

假设1：对（a）学习成本、（b）合规成本和（c）强制成本的理解，可以减少公民对福利受益人的偏见。

政策支持

本研究预测政府行为将显著影响公民的政策支持。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个人动机，政策的“负担和好处”可能会影响普通公民的政策支持（(Jacobs & Mettler，2018）。具体而言，政府行为会带来行政负担，会影响与政策相关的成本-收益比。总的来说，在与申请流程相关的政府行为和福利获取结果变得公开透明后，公民的政策支持会增加：

假设2：对（a）学习成本、（b）合规成本和（c）强制成本的理解增加了个人对福利计划的支持。

合法性感知

政策反馈包总的来说，在与申请流程相关的政府行为和福利获取结果变得公开透明后，公民的政策支持会增加。

假设3：对（a）学习成本、（b）合规成本和（c）强制成本的理解会影响公民对政策执行者（组织）的合法性的看法。

实验背景：失业救助金

从2003年开始，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Deter，2021；Li & Walker，2021），主要内容为重新设计失业救助金（Jackson & Sorge，2012）。最重要的是，改革引入了政策计划“Hartz IV”，该计划缩短了失业救助金的领取期限（Bradley & Kügler，2019；Fervers，2019），并引入了有条件的收入和申请性制裁（sanction）制度（Deter，2021）。政策设计囊括了与三类成本的行政负担（合规、学习和心理）相关的政府行为。

第一，“Hartz IV”方案的复杂对于某些申请者来说可能非常费力，因为学习成本与申请程序和相关职责有关，例如，应用程序等复杂程序需要响应的知识储备（Fleckenstein，2008）。第二，合规性要求在“Hartz IV”中占主导地位。除了“主要申请”之外，申请者还需要三种额外的表格来证明自身的收入状况、现有资产和住房状况，因此必须有官方文件证实每项索赔。第三，“Hartz IV”引入了救助金制裁。如果受益人不遵守他们的义务，个案业务员可以在长达100个月内削减高达3%的福利（Buss，2019）。此外，当受益人觉得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被制裁时，个人对于自主权被剥夺和强制性服从的感知会被放大（Moynihan等，2015）。

实验设计

图1是本文的研究设计。

图1 研究设计

样本收集

该调查实验于2020年11月通过德国非营利性平台（SoSci Panel）进行。3位学者们在成功通过研究设计的同行评审过程后，获准使用平台的参与者库进行研究。样本库的提供商确保仅向实验参与者发送高质量的调查，作者根据来自公共管理领域的三位审稿人的意见实施了几项改进后，获批进行这项调查实验。平台通过电子邮件邀请了6500人参加这项研究，最终有1968人做出了回应。第一步有220名调查不完整的参与者被排除，第二步实验纳入了注意力检查并排除了146名未通过的受访者，第三步研究者排除了2名年龄不切实际的参与者，本研究最终样本量为n =1602。平均年龄44.43（SD = 14.9），其中948名（59.0%）女性，821名（60.0%）参与者拥有大学学位，其中755名（47.0%）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290人（18.1%）表示他们是或曾经是“Hartz IV”的接收者。该样本的平均政治意识形态在量表上为4.02（SD =1.58，10等于右）。

随机化和操作检查

在检验假设之前，研究者检查两个基本要求：（1）八个组的随机化是否成功，以及（2）检验项是否按预期工作。首先，通过测试八组是否在几个控制变量上有所不同来评估随机化机制的成功。表1概述了性别、年龄、政策经验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统计测试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八组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样本的随机化机是成功的。

表1 随机性检验

随后，研究者检验了实验操作的有效性。方差分析表明，实验组的感知差异显著（F[1,1594] =15.21，p < 0.001），正如实验预期的那样，对照组的感知程序复杂性普遍低于实验组（6/7）（M = 3.98，SD = 1.63）。唯一的例外是第5组，参与者收到有关强制成本的信息，却显示出最低的感知程序复杂性（M=3.79，SD = 1.74）。图2显示了可视化结果。事实上，强制成本的并不会增加政策的复杂性，这一观察结果可能源于一维测量，即使参与者接收了有关潜在的强制成本的信息，感知程序复杂性也可能不受影响。相反，强制成本对该政策的感知功能障碍存在影响。

图2 有效性检验

假设验证

表2展示了含所有因变量的OLS回归模型。每个模型都包含1个截距（=省略所有文本）和3种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合规成本、学习成本和强制成本）的一）。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中：1是显示，0是保留，每个系数都可以表示，某类政府行为存在或缺失的2种情况下，因变量如何变化。

第一，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对3类政府行为的理解会减少公民对福利受益人的偏见）。在模型二中，学习成本（b = 0.742，SE = 0.734，p = 0.31）、合规成本（b = 0.433，SE = 0.734，p = 0.56）和强制成本（b = −1.068，SE = 0.734，p = 0.15）均未显著影响公众对失业者的偏见，交互效应也不显著，且三个模型中均是如此。

第二，假设2得到验证（对3类政府行为的理解增加了个人对福利计划的支持）。对一般政策支持和政府支出支持分别进行了 OLS回归分析。强制成本对政策支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b = −0.186，SE = 0.081，p < 0.05），同时学习成本和强制成本（b = -0.375，SE = 0.172，p < 0.05）以及三个类别（b = -0.856，SE = 0.344，p < 0.05）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强制成本对公民对政府支出的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b= 0.084，SE = 0.033，p < 0.05）。在模型2中，学习成本和合规成本还存在交互效应（b = 0.158，SE = 0.071，p = 0.026）。总体而言，强制成本对一般政策支持存在负面影响，对政策支出支持存在正向影响。

第三，假设3得到验证（对3类政府行为的理解会影响公民对政策执行者/组织合法性的看法），该假设解释了政府行为对个人合法性感知的影响。根据因子分析和前期研究，分别进行了了一阶和二阶合法性判断（Haack & Sieweke，2020）。首先，合规成本对二阶合法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b = −0.150，SE = 0.063，p < 0.05），这表明公民期望其他公民对组织做出更多的低合法性评价。其次，强制成本降低了一级合法性（b = −0.145， SE = 0.065， p < 0.05），表明公民自身会认为该组织的合法性较低。

表2. 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检验公民的政策感知是否与行政负担相关的政府行为有关。本研究关注具体的政府行为，即合规成本、学习成本和强制成本。研究者预计这些将减少实验参与者对福利受益人的偏见，同时增加政策支持，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对政府行为的理解会解构“福利是容易获得的好处”和“申请程序完整性”的神话（Keizer & Miller，2020）。最后，研究假设政府行为会影响公民的合法性判断。

第一，缺乏公民对受益人有偏见的证据扩展了 Keizer 和 Miller （2020）的发现。Keizer 和 Miller发现，当面对繁重的州政府行动时，被试者对共和党受益人的总体看法变得更加积极。（1）然而，本研究表明，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并不会显著改变公民对福利受益人的偏见。（2）本研究认为，提供有关申请要求和强制性制裁的信息是一个相对较弱的改良手段，缺乏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政策设计和公众对受益人的社会形象没有影响，相反，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公民偏见的改变机制不那么突出，并且可能通过渐进过程发挥作用（Paluck & Green，2009），或主要影响那些持有强烈政治信仰的个体（Keizer & Miller，2020）。（3）同样地，研究者预计反映受益人经历的干预措施会导致公民偏见的转变。

第二，政策支持的结果显示，合规成本和学习成本对公民的政策支持没有显著影响。这项结果与Keizer和Miller（2020）的研究结论相似。（1）然而，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与他们的发现相矛盾，虽然他们的分析表明政府行为对公民的一般政策支持有积极影响，但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强制成本却会对公民的一般政策支持产生了负面影响。（2）尽管如此，本文的结果表明，当前的状态操作并不能代表福利申请程序的完整性，公民没有纳入有关合规成本和学习成本的信息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后果（Mettler，2019）。（3）与此相关的是，如果面临强制成本，公民可能会更支持政策的额外支出。（4）面临合规和学习成本的公民会认为这些政府行为符合政策和福利制度，因此这2类政策设计不会导致负面的政策反馈。公民可以很容易地承认合规和学习成本的必要性，却难以认可强制成本。

第三，对合法性感知的分析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见解。（1）首先，强制成本对一阶合法性和合规成本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存在一种解释，即面对“Hartz IV”的申请和收据要求的实验参与者倾向于认为公众不赞成联邦就业局；另一个可能解释是，负责实施“Hartz IV”的机构受到了广泛的负面评价，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公民认为该机构在其他公民中的合法性较低，而突出的合规成本会强化对公共组织的负面印象。（2）此外，强制成本降低了公民对一阶合法性的看法，这与本文在政策支持方面的实证结果一致。参与者可能已经意识到面向福利受益人的强制成本是一个政治问题，并且对这些要求感到不舒服（Buss，2019），这反过来又导致公民对联邦就业局的合法性打分降低。因此，强制成本了公众对联邦就业局的负面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