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中国慈善基金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期，西交-利物浦大学Echo Lei Wang，捷克学者Runya Qiaoan和南开Jiangang Zhu三位学者在一项研究中，使用“吸纳型慈善治理”一词描述在慈善部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吸纳和有目的的合作相结合的过程。这一概念阐释了这两个要素（吸纳和合作）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达到一种平衡，使得社会组织在国家框架下能够保持自主倡导能力。研究结果既揭示了基金会之间的差异，也显示了社会组织的韧性，中国慈善治理模式的演变预示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力。论文发表在非营利组织类权威期刊Voluntas上面。（文献来源：Wang, E.L., Qiaoan, R. & Zhu, J. (2024). Absorptive Philanthropic Governance: The Resilienc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midst the Pandemic, Voluntas, published online 13May: 1–13. DOI: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4-00657-4）.
研究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探讨了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作用。研究方法包括对慈善基金会（中国最大型的社会组织类型之一）进行小样本案例研究。基金会严格的注册要求表明，该行业内部存在着其他社会组织类型所不具备的同质性。为了解释观察结果，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名为“吸纳型慈善治理”的新概念：这是一种合作治理方式，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同时允许社会力量保留一定的自我动员和网络建构能力。在国家无法履行其公共职责的领域，这种能力是对国家职能的一种补充。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透视
学界有关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主要遵循西方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以社会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团主义理论。虽然这两种理论视角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基于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在中国的背景下并没有被清楚地观察到。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创新的视角重新评估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例如，Hsu和Jiang（2015）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既不是许多市民社会理论家所认为的实体，也不是法团主义模型所描述的傀儡。同样，从组织的角度来看，Hsu（2010）提出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组织模型，以非政治的方式看待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声称中国社会组织有兴趣与政府建立联盟，因为这些联盟可以帮助社会组织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和合法性。Hildebrandt（2013）等人也认识到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的非对抗性和相互依赖性。
尽管目前中国大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化的阶段可能有些混乱，正如Richard Baum和Alexei Shevchenko恰当地描述的那样‘新标签的大量涌现’，‘令人联想起盲人和大象的寓言’（Goldman, 1999），但一些理论共识已经出现并吸引了追随者。其中之一是由Kang和Han提出的分类控制。Kang和Han（2008）通过对八种社会组织类型的调查，总结了国家根据两个推论将社会组织分为五个层次：他们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等。
从“行政吸纳”到“吸纳型治理”
然而，由于行政吸纳社会对管理能力的要求较高，有时还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出现将社会完全吸纳到行政体系中的情况。Cai和Shen（2020）注意到，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政府官员需要更多的社会权力来协助他们进行移民服务和管理，这标志着向行政吸纳服务的更具体转变。这种对社会服务部门的明确关注象征着国家对社会服务提供者（包括慈善组织）治理的实际利益。基于此，研究者们提出，目前中国国家与慈善基金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吸纳与嵌入式自下而上的网络治理的混合体。他们使用术语吸纳型慈善治理来描述慈善组织部分吸纳到国家机器中的动态过程。新社会生活结构和活动网络中的慈善组织成为治理模式分析的焦点。
慈善治理一词暗示了一种慈善家在网络政治舞台上的集体行动形式（Olmedo, 2013: 455），它涉及到政府管理主义和公民参与服务提供的必要结合。因此，吸纳型慈善治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行政吸纳，另一方面，它允许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些组织被授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它们能够决定和制定自己的倡议。
研究方法
自上世纪8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目前慈善基金会仍然是社会力量重要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尤其是对中国的草根组织而言。它们通常被视为国家在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合作方面的重要伙伴和助手（Weng & Christensen, 2019; Weng & Zhang,2019）。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主要数据来源。这些数据与从各种在线和公共来源收集的二手信息进行了交叉检验。积极参与救灾行动的8家慈善基金会代表以焦点小组形式举行了在线会议。论坛促进了关于基金会的倡议、角色、行动和战略的开放式讨论，为基金会参与救灾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代表们被鼓励公开谈论他们的经历。作者为会议提供了便利，并记下了在采访中需要跟进的有关要点。焦点小组会议为随后的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框架。对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13个不同基金会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后续访谈。这些半结构化访谈以焦点小组的说明为基础，每次持续两至三个小时，深入探讨了行动和措施、协作和动员战略以及各基金会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的具体贡献。作者还远程参与了一些基金会的志愿者工作，并执行了诸如促进沟通、组织方案、寻找资源和合作伙伴以及为社会组织培训社会工作者等任务。志愿者经历帮助作者第一手了解举措，并作为三角测量来确保采访数据的准确性。
结果和证据
一个部门，三种模式
在慈善部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本研究确定了基金会采用的三种战略模式，每种模式都展示了不同的倡议、动员战略和社会目标。
作为国家延伸机构的政府附属基金会
X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其使命是推广慈善价值观，组织慈善活动，减轻城市贫困。X与社工中心（SWCs）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由区政府为区内居民运营的社区服务网络。大多数项目侧重于能力建设和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条件。作为广州市政府与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的联盟的成员，X基金会的倡议从一开始就与政府保持一致。当公共危机首次袭来时，该基金会迅速成为政府的官方代表，在当地各区与社会福利部门之间架起了桥梁。重点是建立一个安全网络，确保向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X基金会是国家在维持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应方面的延伸机构。
企业附属基金会扩大CSR倡议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由企业单独发起和支持的基金会在公益领域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作用（Lai et al.，2015;Lin et al.，2016）。这些被称为企业附属基金会，著名的例子包括阿里巴巴基金会和腾讯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是阿里巴巴集团于2011年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阿里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捐赠了5000万元人民币，并在其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下，始终将年收入的固定比例拨给该基金会，以支持解决环境问题的项目和非营利组织。同样，腾讯在2006年成立了腾讯基金会，这是一个由公司单独出资2000万元的非公募基金会，旨在同赈灾、教育、农村发展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建设促进科技与社会融合的社交网络。
腾讯基金会在全国的业务网络、丰富的人力资本、资金支持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基金会没有公开募捐的合法权力，社会项目通过腾讯公募平台与民政部下属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CSWF）合作资助。危机期间，基金会设立了规模最大的15亿元基金，用于购买设备，为受影响家庭提供技术支持。腾讯基金会和腾讯公司一直是一个一体化的单位，因为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都是腾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董事。因此，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腾讯董事会做出的。
提供独立安全网的社区基金会
全球视野下的社区导向基金会理念始于美国。Guo和Lai（2019）更广泛地使用"社区基金会”一词来定义具有公共和私营部门背景的慈善基金会，并将其视为中国一种有前景的新型慈善组织。在本研究中，草根社区中出现了一批以满足他们需求为使命的基金会。因此，“社区基金会”这个名称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些基金会的社会渊源和宗旨。采访的案例包括基金会T和基金会N。基金会N是由一群学者和社会企业家在广东成立的一个面向社区的基金会，其使命是为基层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和管理支持。基金会在珠三角地区支持了64个农民工社区项目和300多家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关注当地社区生活质量的领域，如环境保护和教育。在公共危机中，T充当了一个草根平台，将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草根社会组织、捐助者和供应商与弱势群体联系起来。该基金会与一小部分私人捐助者合作，它还促进了当地社区的身心健康，为白血病患者家庭提供物资，为患者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并支持农民工（Interview，2020）。它还集中于各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倡议，向有需要的个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当地居民提供援助。
讨论
新兴的协同治理网络
在应对公共危机的早期阶段，慈善基金会在合作努力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自主性。各基金会在追求自己的使命和利益时采用了不同的动员战略。基金会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它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救灾的共同目标，而不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协调：政府下属基金会通过协调各部门资源保障公众基本需求；企业下属基金会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和企业愿景；社区基金会与基层合作，为当地社区和社会弱势群体赋能。这三种类型的基金会都是通过相同的社会网络进行动员，同时服务于相应的使命和组织利益。这种倡议、动员策略、直接利益和目标的多样性表明，社会部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利益网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些网络提供资源和公共服务。这表明慈善基金会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进行自我动员，并开始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协同治理的标志。
韧性与分化
这些基金会的韧性体现在它们通过自身网络调动资源，甚至与政府共同发起项目的能力上，这反映了它们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以协同治理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这三种类型的基金会中，都观察到积极的民间社会参与。事实上，这些基金会在顺应国家救灾倡议的同时，展示了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和赋予特定社会群体权力的复杂战略。这些都表明，民间社会的多元性和活力保持在一个重要的水平。另一方面，值的注意的是，在基金会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政府下属的基金会即使没有直接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也继续发挥着国家在街镇层面机构的作用，企业下属的基金会专注于推动自己的企业慈善倡议，社区基金会则致力于加强其在基层的社会网络。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倡议和利益上，而且体现在它们的独特战略上。这三种模式在资源动员方面各有特色：政府所属基金会侧重行政动员，企业所属基金会侧重私营部门动员，社区所属基金会侧重社会动员。
结论
本文考察了基金会在公共危机期间的作用，并对中国慈善基金会如何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从案例研究中，确定了这些基金会的三种运作模式：政府下属基金会、企业下属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这是首次对这种三种分类进行深入研究。公共危机揭示了慈善基金会内部的巨大分化，不仅体现在其社会起源上，也体现在其倡议、动员策略和社会角色上。还观察到，即使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基金会也积极实施自己的救灾项目，并动员自己的网络。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基金会的行为可以归因于中国国家的吸纳型慈善治理，呈现出慈善基金会分化和社会韧性的双重逻辑。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理解社会组织的演变，揭示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和中国更广泛的发展轨迹。
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治理与反思】非营利组织声誉的好处：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绩效和组织声誉收益
【治理与反思】什么推动了中国地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基于产业发展分析范式的组态研究
【治理与反思】互惠互动和社会组织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
【治理与反思】公私合作创新伙伴关系能否改善公共服务？一项合成控制法研究
【治理与反思】区域倡议中的第三部门组织：公共政策工具还是共同生产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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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4-00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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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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