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老葛这个年纪的人，对宋彬彬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是她给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领袖说了一声“要武嘛！”于是她就改名为宋要武，成了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十九岁的学生宋彬彬成了最早的红卫兵之一，加入了造反组织。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她的学生给残忍地活活打死。成了文革中被第一个打死的老师。
虽然宋彬彬一直矢口否认参加过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活动。甚至还公开向被打的老师道歉。但是受害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明确表示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不相信宋彬彬所说的话，称她的道歉是虚伪的。并且说在真相大白前，永远也不会原谅。
宋彬彬是否参与了卞仲耘的死亡，是否是加害者，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他是否在现场，都已经成了历史谜团。宋彬彬本人，也对当年的行为后悔不已。公开道歉。
作为最著名的红卫兵之一，宋彬彬和她所代表的群体一样，很快失势并且被抛弃了，她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回来，不再叫"宋要武"。在时代的洪流中，宋彬彬也身不由己。1969年，宋彬彬去了内蒙古，然后在当地插队。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选择去美国留学，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纵观宋彬彬的一生，还是顺风顺水的。青少年时期虽不说钟鸣鼎食，也是衣食无忧。高干子弟自然高人一等，否则怎么会上天安门给领袖套袖章？文革时威名大震，名扬四海。虽然也去插队锻炼过，但是回城后的知青中能去美国留学的又有几人？学成后能在美国工作，加入了当年反对“帝修反”的帝国主义国籍，岂是一般人办得到的？平平安安活到77岁，也算是有福了。
文革中有的人作恶多端，但结局也有不同。四人帮王、张、江、姚都坐了牢，算是报应；聂元梓、蒯大富虽然也坐过牢，但是结果还不错，蒯大富至今还活得蛮滋润，杭州的张永生也如此。宋彬彬虽然没有犯过像他们那么严重的罪，但是组织红卫兵批斗乃至殴打老师也是作恶。
老话说：“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不到，一却都报。”但是又有另一种说法：过去城隍庙里常有一副楹联：“作恶不灭，祖上有遗德，德尽必灭；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必昌。”宋彬彬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遗德，会不会有余殃留给后代，天晓得。
宋彬彬曾经说过：“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文革中的的“宋要武”似乎在死前觉醒过，但是当下还有许多没有觉醒的“宋要武”，新的“要武”正在不断的涌现。
你只要到网上去看看，有许多人并不认同中央对文革定论的两个决议，有的明目张胆地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有的公开为四人帮招魂。
一大批没有独立思维能力、跟在司马南后面盲动起哄、渴望发泄不满情绪的愤青群体，拥有比当年的红卫兵更极端和更具破坏性的思维、行为模式，极有可能替代红卫兵成为下一次文革的先锋队。
文革首先在文化界发难，无赖文痞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弹；今天的文革幽灵一样首先选择在文化领域兴风作浪，尤其是在网络四处出击大打出手。司马南、卢麒元、乌有之乡、昆仑策之流，虽然不是姚文元那样钦定的“文革旗手”，但姚文元的无赖文风却在网络甚嚣尘上。拥有极端思维又不爱思考的愤青文痞追随他们舆论导向，对不理解的人和文字上纲上线，玩弄文革时期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等无赖文风，对锁定的目标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把真正爱国勇于捍卫良知公正的志士仁人打成“汉奸卖国贼”。
当年发动文革的口号是“反帝反修”；今天的口号则是“爱国”。取代红卫兵的一帮人先在某个“爱国”的目标上取得认识上的高度一致，然后行动上高度一致对锁定目标群起而攻之，在人数和声音上取得格外壮观的力量展示，从而在社会上赢得深刻印象，而不管攻击某个目标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在人情上是否合情合理？比如司马南对张文宏、毛星火对莫言。
宋彬彬死了，但文革的幽灵仍在徘徊。有头脑的人，谨防文革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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