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
这里说的消遥派，不是金庸武打小说中的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之类门派，也不是文学史上的桐城派、公安派，而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参与各派争斗的一类人，统统称为消遥派。
把时钟倒拨58年，那是1966年。人们刚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又迎来了后来被称为浩劫的十年动乱。
北京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大幕，于是天下大乱，刘邓陶打倒了，王关戚打倒了，杨余傅打倒了……老舍跳进了太平湖，傅雷夫妇双上吊……
红卫兵横空出世，红袖章、宽皮带威风凛凛，令人不寒而栗。他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居，到处煽风点火，后来全国的大中小学也都有了红卫兵组织。
那时候老老葛是浙大学生，浙大也有了红卫兵。大学生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虽然他老人家自己也不清楚“底”在哪里。
6月初，浙大、杭大、浙江美院的师生都贴出了大字报。《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浙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刘丹、杭大副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淡秋。省、地（市）造反派有了群众组织，称为“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到了1966年年底，“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简称“省联总”。在保江李曹（省委书记江华，后来是审判“四人帮”法庭的庭长；李丰平、曹祥仁都是省委副书记）问题上，“省联总”内部分出一个“红暴会”。于是派仗开打，一直斗到文革结束。
浙大校院园也很快大字报遍地。教学楼里没有人上课了，从教一到教三道路旁都竖起了大字报栏。到处可见“砸烂XXX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口号。
光仪系有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留学生，运动开始不久他们就撤回国了。大巴送他们离校时我和许多同学站在旁观看，只见留学生们手拿红色小本本《毛主席语录》，上车后立即有人起身收缴，大家觉得很是诧异。
校园里越来越乱，高音喇叭声音宏亮，哪派控制了播音室，哪一派占了上风。大热天，刘丹身穿纺绸衣裤，拿一把大扫帚，在校园里扫地。看似斯文扫地，实质风度不减。
老老葛在运动一开始也算积极参与的，曾经骑着自行车从城站到拱宸桥一路发传单。原以为运动大概一、两个月就会结束，可是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不见有恢复上课的样子。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开始厌倦了这场运动。
社会越来越乱。岳庙被杭四中的红卫兵砸了，灵隐寺也差一点被烧毁。西湖十景石碑九块被砸，一块被推入湖底。文攻武卫兴起，一车车头戴藤帽手拿铁棍的造反派去武斗，拱宸桥浙麻、杭丝联经常传来打斗的消息……
浙大校园也有武斗。班上姓于的同学被对方扔来的一块石头当胸砸倒，恰好他老父亲从宁波来看他，亲眼目睹这一幕，惨乎！
班上有一位郑姓同学，身患肝炎，家庭出身三代老贫农。只因为说了些责疑林副统帅的话，被造反派关了起来。等不到九一三，最后在老和山上自挂东南枝。
厌倦之下，我跟许多同学一样，当起了消遥派。当然，也有几个同学头脑灵活，不当消遥派，而是在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代表进校后，在他们马前鞍后奔走，谋得个不错的分配单位，这是后话。
说消遥，其实也是无奈。许多人想，我们是学生，总得学点本领。课没得上了，又不愿意参与派性斗争，自己去学点知识技术总可以吧？
当时杭州郊区小和山下有三家工厂：杭州仪表厂、杭州光仪厂、邮电器材厂。我们是学光做的，就到光仪劳动去！
于是一帮消遥派自己联系，去了光仪厂参加劳动。说来也是与工农兵相结合，名正言顺的。自带铺盖行李，不要报酬，去光仪厂劳动了。
可惜当时工厂生产已经不正常了。说是劳动，实际上也只能打扫打扫车间，擦擦机床。工人师傅们多去干革命了，倒是有隔壁仪表厂的几个小女工知道有大学生来了，主动来交朋友，有的还送来用萤光材料自制的毛主席像章，奈何这帮大学生心不在此。
眼看这样消遥学不到什么，过了不到一个月，大家又回到学校。怎么办？有人想到，我们是光仪系学生，总得学会摄影和相关技术吧！于是一群同学搞起了摄影。
有同学借来了照相机，还是双镜头德国的Rolleiflex。西湖风景优美，我们从拍摄到冲胶卷、印相片，到放大，学得很认真。几十年后，当时拍的照片还能勾起当消遥派时的乐趣。现在虽然已经都是彩照了，但是比不上当年黑白照片的神韵。
当时平海路口靠近湖滨有一家名叫“二我也”的照相馆，店名是沿用原老杭州“二我轩”的风格。它照相兼售照相器材，也出租相机。国产单镜头120相机租一天5角。我们租来几只，不去拍照，专供轮流拆，拆了装，装了拆。把照相机拆到不能拆为止，内部结构搞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一位同学拆装时不小心将一只相机快门的一根弹簧蹦飞掉找不到了，到处找也找不到。眼看天色将黑，要还相机了，还是没找到。有位同学灵机一动，找了一根漆包线绕了一圈弹簧，充当快门弹簧装了回去。相机送回店里，营业员一试，快门灵活自如。漆包线做的弹簧应付一、两下自然是可以的。这样就混蒙过关了。
消遥派的日子不光搞摄影，还搞起了组装收音机。按理工科大三学生的知识储备，装个收音机应该不成问题。
当时有本《无线电》杂志，每期都介绍有半导体收音机线路图。好几位同学装起了半导体收音机。三极管、电阻、电容等等吴山路有另售店可买。我喜欢电子管收音机，就装起五灯机。
那时候广播电台大多是调幅广播，音质没有现在调频FM电台好听。但是当同学们自制的半导体、电子管收音机发出声音，这消遥派的日子算是甜蜜了。
同学们的半导体收音机盒子小，弄几块三夹板就做成一个外壳。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大。三个同学到教五后面的斜坡上发现了一个游行时的大型标语得，木头的。几个人费了大劲抬到寝室，找来锯子分割成几块，每一人分得一副做收音机外壳的料。自己动手做外壳，不仅学会了做榫卯结构，还自学油漆外壳。一番劳作后，一台外观不错音质颇佳的五灯收音机就成功了。
装收音机要钱，穷学生没有钱，于是就打起了伙食费的主意。不少同学有助学金，伙食费是国家给的。学生食堂凭饭卡打菜，饭随意打。于是两三个同学拼一份菜，到月底了，凭饭卡上没有被划掉的日子数退钱。我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大部分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说来这消遥派当得还真惭愧啊！
消遥派当了近两年年，一直到1968年年底，滞留在学校的六七届和六八届大学生总算等来了毕业分配。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消遥派卷起铺盖奔走四方，去接受再教育了。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官方早有定论：43年前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动乱”。
在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再一次对文革定性：“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毫无疑问，我这一辈轮上了文革，作为个人是不幸的，当了个消遥派，是无奈的。运动耽误了我们的学业，因此消遥派中难有事业有成之人。但是比起那些运动中作恶多端的人，比起那些为谋私利出卖良心的人，我们又是问心无愧的。
都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当个消遥派也是英雄，因为他们终究没有被蒙蔽。
长按二维码 关注老老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