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欣赏｜廖献红：旧街，我与乡贤

出差新疆，兜兜转转，行程十四个小时，终于挨到飞机着陆。刚打开手机，一连串的微信、来电信息叮叮咚咚响个不停，那阵仗，好像我是多么被需要似的。信息最多的要数桂小强发的，又是语音，又是文字。我的心被激起一阵忙乱。

在转盘旁等行李，找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将电话回拨过去。桂小强在那头秒接，近乎喊了起来，说恁子个事，电话关机，信息不回，微信电话也打不通，村里人都以为你挨进去了呢！现在出来了？

晕！这家伙讲话一向直来直去。当然，他敢这样没轻没重地和我说，正是那种“敢掐能掐，才是真朋友”。我和桂小强同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中学毕业，他南下打工，后来回县城经商。我到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十年前才有机会参加公务员考试，慢慢熬成带“长”的科级干部。我们有近二十年没有往来，各自忙着出人头地。我也很少回老家旧街。我和桂小强和旧街再次建立起密切关系，是我回去帮老家建房子之后。

父亲病逝后，母亲随我们到城里居住，老屋无人居住，残破不堪。几场大雨过后，更是摇摇欲坠了。我们兄妹商议，将老屋推倒，筹资重建。我是家中的幺女，在“衙门”当差，兄姐们便将建房任务交给我，我义不容辞。桂小强得知我回老家建房，主动带上他的人马凑上来。想着谁建都是要钱，交给老同学，更放心。于是，桂小强成了我的包工头。我常在周末驱车往返于城乡之间。每次回去，都会和桂小强一起吃饭，有时也会邀上左邻右舍的兄弟们一起喝上两杯。酒是这世上最好的交流工具，喝上几次，陌生和芥蒂就不存在了。再回去时，村里人看我的神色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寒暄得明显要比过去热络。我能看出一些端倪，那是微妙的友好神情。

在桂小强的操持下，两层小楼半年后竣工了。在农村，新房落成是大事，只要没有深仇大恨，都会买上一卷鞭炮前来庆贺。这天上午，我家小院落铺满了碎红，一阵阵浓香缭绕持续了一个上午。宴席是流水席，从中午吃到傍晚，桂小强和前来帮忙的兄弟喝得心无杂念，坐在那里屁股都没挪过。我也有些上头了，大着舌头跟他们划拳碰杯，还说“有什么困难找我，能帮则帮”之类的豪言壮语。

“不是‘进去’，是飞上天了，刚在新疆大地上安全着陆，你这是房子着火了，还是老婆跟人跑了？”我口上也没积德，厉声道，“没空聊天，有事说事。”

桂小强“嘿嘿”笑了一阵，开始噼里啪啦说个不停，我根本插不上话，只能眼盯着运送行李的履带。他讲了十来分钟后，转盘动了，开始有行李箱从履带的一端吐出来，我也总算厘清他说的事由——村委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将村头闲置的学校推倒，计划在原址建一座标准化养蚕大棚，用于出租给村民养蚕，租金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对于村委的做法，以桂小强为首的村民却不同意。理由是，当年建设学校的土地，是旧街的集体土地，建学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们举双手支持。撤点并校后，校舍一直闲置，现在用来建蚕房出租，收益却分摊给全村十多个屯，他们觉得亏了，说什么也不给建。

桂小强在电话里说得愤慨，“她一个女人家凭什么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就个人主张将原来的学校推倒，改建成蚕房？只要上头不参与，村里的事就由村干部和村民做主。”

桂小强一再强调“她凭什么”。我知道，她，是指村委一把手。整个事由我不甚了解，不好在电话里说什么，只能“嗯嗯”地应着。他很不满意我“嗯嗯”的态度，提高嗓门说，你也有一份，不能坐视不管！

我打着哈哈，说我没有坐视不管，只是不知自己能不能管得了。毕竟，镇里、村委，都有考虑。说多了，我只好用一句“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来开脱。桂小强听出了我的敷衍，气急败坏地说，连你这个乡贤都不想管了，我们村就真玩儿完了！

我什么时候成乡贤了？

你撒手不管，我们就去上访！嘟——那边电话挂断了。

我从履带提下行李，走出机场，已是凌晨。抬头看天，乌鲁木齐的天空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点缀着碎钻般的星星。

我家房子建好后，原本不怎么往来的村里人，也交往得密切起来。这些年，在我的协调下，也促成了一些事。比如，给旧街安上了太阳能路灯，给两条机耕路铺上了水泥，春节前给村里送了春联。村里人受益的同时仿佛看到我有点能耐。此后一旦遇到麻烦，都想找我帮个忙，讨个巧什么的。母亲每次回去小住，家里登门闲坐的人明显比过去多起来。他们通过母亲，转达了要请托之事。比如，孩子要到县城插班，指望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在外打工，想按灵活就业人员买社保；开货车超载被拦，想减轻处罚；割除阑尾，想找个好的医生；创办企业，要向银行申请免息贷款，等等。

我常常在午休甚至半夜三更被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吵醒。电话一时接不通，就会打到母亲那里，搞得她老人家心脏跳动加速。当她终于打通我的电话，方长吁一口气，说，你没事就好。

小县城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容量庞大，存在感却异常不相符。在旧街人的眼里，我身为县政府机关公务员，是个可以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们并不知道，在这座斥资上亿元建起的行政大楼里，我只不过是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螺丝钉。此前促成的装路灯、修路的那些事，只不过是得益于掌握政策信息的优势，打了信息差的胜仗而已。显然，对于乡亲们的诉求，我没能做到有求必应。能帮助解决的，也是微乎其微。比如，想到城里买房子，哪家楼盘离学校近，我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孩子在县城上初中，晚上偷偷爬围墙出去，到网吧打游戏，被老师发现，让家长去学校领人，而家长又在外地打工一时回不来，找到我，我便行使家长职责，去学校道个歉，担个保，恳求学校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领养孩子上户口，需要跑计生部门、民政部门、派出所，按程序走。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我懂得行政机关的办事流程，懂得从哪儿办起，懂得打各种电话咨询，再利用空余时间，见缝插针帮填各种表格，打印好递交到窗口。仅此而已。

而对于那些涉及面广 、程序复杂、需要钱才能摆平的事，并非我这个层级的人能解决得了。于是，我学着说场面话，采取那貌似尽力而为的“措施”。这其实是给人传递了一种假象。假象如同鲜艳的罂粟花。它迷惑托请办事者的眼睛，缓解了事件本身带来的无尽压力，也带来似是而非的希望。世俗功利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世故、圆滑，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什么是打太极，这就是了。中间的那个核，我们都知道。黑在白里，白在黑里，围绕着那个核旋转、盘桓，黑白首尾相连，互相渗入，终是完成了那个圆。

再说了，人不求人一般高，人若求人矮三分。那些因工作关系结识的同僚和朋友，看起来像满树繁花，只有下雪了才知哪一朵是蜡梅。办事的性质就是下雪，没下过雪，是检验不出交情的。可我，打心底里不想检验，也害怕检验。

事情久拖不决，母亲就会来电询问，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直接给他们说清楚。末了，她又重复那句“好女顾地方，好龙顾九江”。还有“一村女子三村舅”“人情似锯，你来我去”，并总结说：“啥叫乡亲，这就是乡亲。在村里各家是各家，出了这个村就是亲的。这就是乡亲。”

这些嘴边话，我从小听到大。话还是这些话，我却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女孩。渐渐地，我越来越害怕接到老家的电话。这些年给乡亲们办事，劳心劳力，可没有少给人赔笑脸，就差没磕头了。事办成了，还得花钱请吃饭感谢。而在母亲那里，却变成乡里乡亲，不要那么计较，就当攒个人情，得个敬重。但我因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母亲并不知道，也无法衡量。有一段时间，我被旧街的人情线捆扎着，陷入泥淖一样的“情网”中。

无论哪个季节，为旧街村破晓的，不是日头，不是鸟儿，而是村里的农人。这个不足千人的村庄，四通八达，杂姓居多。人们见多识广，便也刁钻油滑，心性比山区村要复杂得多。

从村名上看，这是条旧的街。这里的旧和老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镇上还有一个村叫老街。父亲去世时，我所在的单位工会到家里吊唁，那时手机还是奢侈之物，别在腰间的大多是小灵通和呼机。小灵通到乡下就没有信号了，一时联系不上我，同事误以为老街就是旧街，结果到老街一打听，整条街没有人家正在办丧事。有人提醒，说你们要去的是不是旧街？同事这才匆忙掉转车头向旧街奔去。

从村容村貌看，那截旧街依傍缓缓流淌的洛清江，像时间的胶囊，将村庄的过去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条街曾是方圆百里的“第一街”。明清时期，是附近村庄商业的心脏。到了民国，它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桂柳驿道“第一商业街”。依托水运发达的洛清江，街上商贾云集，货物往来，繁荣无比。

那时候，每日清晨，母亲都随着她的养母唐伯娘，在洛清江码头边临街的铺面卖小吃。有汤圆、油粽、艾馍、豆浆、油条、糯米粑粑。母亲两岁那年，因我的外公病逝，外婆无力抚养四个儿女成人，便将大女儿送给山里的杨家做童养媳，两岁的小女儿送给没有生养的旧街小贩唐氏夫妇做女儿，两个儿子留在家接续香火。母亲自小就在养母身旁打下手，有客来时，她便将刚出锅的粑粑用油纸包好递给客人，收钱找补。唐伯娘则站在锅边，搓糯米粉做粑粑，放到油锅里炸，放到蒸笼里蒸。唐伯娘穿着大襟衫缅裆裤。裤头有些松了，裤子往下坠，而她的双手此时又满是糯米粉，不方便抽裤子，只好将两只脚扒开，卡住裤子。街上的人们见怪不怪，说“唐伯娘的大裤囊——常扯”。后来，这个比喻被广泛用在一些常常犯小错的人身上。说到这人时，往往会跟上一句：“噢，他嘛，不奇怪，唐伯娘的裤囊——常扯，哈哈……”这话还引申到有些人动作慢，做事拖拉，也会说此人“大裤囊”。多年后，我回去帮娘家建房子，说话干脆，办事利索、果断，尤其谈工钱什么的，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伯爹叔父们调侃说，唐伯娘的外孙女没有大裤囊的啵。听到这话，仿佛唐伯娘一直活在灶膛前，从未停下做粑粑的温暖样子。

灶里的柴烧得噼啪响，火苗正旺。这只锅烧着滚烫的油，炸着黄灿灿的油堆；那只锅坐着的蒸笼出汽嘭嘭，蒸的是雪白的糯米粑粑和绿油油的艾粑粑，约一个时辰蒸好一笼。没有钟，唐伯娘就用一只小瓶子装沙子倒放在灶台上，待沙子漏完了，就吩咐女儿开盖出锅。 

手团着粑粑，嘴也没闲着，唐伯娘的那一声声吆喝很是动听：“烫手热嘞哎——糖糯粑粑噢——香甜油炸粑噢——面呱嗒儿啦……”叫卖声悠长悦耳、抑扬顿挫。只要唐伯娘一开口，一首动听的调子便丝绸裂帛般地抽了出来，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此时我写下这样几句，仿佛日子又被拉回来了。多少年后，那些怀旧的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听那真正的或嘹亮悠扬，或低回婉转的叫卖声，再吃着香甜可口、充满烟火味的小吃，只能在梦里了。

外祖父唐伯爷是方圆百里极具口碑的铁匠。他为村民打制过许多精致的家什。剪子、菜刀、镰刀、锄头、刮子，一块铁到他的手里，就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唐伯爷和唐伯娘做着小本生意，不贫也不富，乐善好施，经常赊账、借钱给自称困顿或急用的人。唐伯爷将赊账和借钱人的名字、金额清楚地记在小本子上。有些人很快就还上了，他便在人名后面标注上还钱日期。有些人有了钱也不想还，一拖便是好几年。唐伯爷清账时发现有不少呆账，便怀揣几个油堆出门催债。出门前，他给自己打气，说今天去收账，若高头街的老李不还，他家的鼎锅我也要端回来。可真到了老李家，老李一家正围桌吃饭，他还没开口，老李就好言好语说，唐伯爷啊，现在手头紧，欠你的钱没能还给你，真对不住啊。唐伯爷立马和颜悦色，改口道，没关系，我是路过的，顺带进来坐坐，瞧瞧你家煮什么好菜哩。当看到桌上摆的是一小碗咸菜，一桌人的筷子都伸向它，他动了恻隐之心，从怀里掏出两个油堆，放到桌面上，说，这里还有两个卖剩的油堆，留给娃娃吃。

唐伯爷连走几家，欠账分文未收得回，还折了几个油堆，回家后嘟哝道，以后再也不去撵账了。结果是，又一年的年底到来时，他还是忍不住出门。有时催回一些，大多是白跑。

这是母亲遥远记忆中的集市。母亲描述这些旧事时，隔着漫长的时光，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唐伯爷和唐伯娘的身影。一个去催债，在旧街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一个站在灶台前搓着粑粑，两手沾满雪白的糯米粉，蒸笼散发出的雾气，缭绕着她矮小的身子。

母亲十三岁那年，唐伯爷因病去世，那些欠账也灰飞烟灭了。母亲十八岁时，我的父亲从县城砖瓦厂被下放到农村，经人介绍，入赘唐家，成了唐伯娘的乘龙快婿，从此这对孤儿寡母有了依靠。以彼时的情况，在人来人往的集市里，娘儿俩是弱势的存在。父亲的到来让家里有了男丁主力，撑起了门户。但他一个外地人，仍强不了多少。刚入户旧街头两年，父亲处处谨小慎微，一方面照顾好母亲和唐伯娘，一方面努力向当地人学习生产技术，尽快融入旧街的生活。大哥出生那年，洛清江发了一场特大洪水，唐家临街铺面被洪水浸泡了三天三夜，摇摇欲坠。唐伯娘拿出多年的积蓄，让女儿女婿在村头的自留地垒新屋。那些曾经欠着唐伯爷账的人，良心发现，主动上门帮忙。新屋很快建好了，唐伯娘和女儿、女婿搬到新屋居住，小食店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街人口急剧增多，街上不少人家向街外扩展，村庄的框架也慢慢被拉大。集市早已不复存在。这血脉深处的街道，在时光中慢慢收缩，终于缩成大地上一个微小的点，缩成宇宙之中的一粒尘埃。唐家铺子坍塌后，父亲在老屋地种上桑树。后来，我们几兄妹没有一个接替父亲手中的犁耙，全部到外面谋生，家里无人养蚕，桑叶无人打理，任其生长，成了荒草一堆。

我出生前的两个月，唐伯娘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五岁。虽没能与这位将叫卖声唱成曲调的外祖母见上一面，她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在母亲的描述中，她在我心目中的面貌已然成型。每年清明节回去上坟，对于那些未曾谋面的祖宗长辈，我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到了唐伯爷和唐伯娘的坟前，我总是要特意多烧一些纸钱，供品也会多摆一些，坟头的草，也会铲得更干净。

这天，桂小强来电，约我到县城一家饭店小聚。我问，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扯清，非要到饭店吃饭啊。他说，你来就晓得了。我看他发来的地址离单位不远，下了班就步行过去。一进包厢，一桌人都到齐了，全是来自旧街的青壮年男子，在村里都是说得上话的人。主位空着。桂小强嘻哈道，女士优先。说着硬要把我让到主位上。我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坐上去，于是，将一位辈分比我长的阿叔请到主位。我坐到他的旁边。以前在村里吃饭喝酒，哪有这些餐桌礼仪？拉起板凳就坐下，没有凳子的，蹲着照喝不误。想想也不觉得奇怪，毕竟人都在进步。这几年，桂小强在县城揽工程，顺利将一排原五金公司的门面租了下来，转手分租给别人，成了一名包租公，还兼营高档烟酒，接触到不少人脉，餐桌礼仪不需刻意学习，见多了自然就讲究起来了。

酒过三巡，每个人的脸上都泛出愉悦的光来。桂小强讲了这次饭局的主题。这两三年，他们看到隔壁村大搞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心里痒痒的，他们也想在旧街打造乡村旅游，第一步就是建一座地标建筑——门楼。 

必须得承认，旧街村没有显赫的身世，历史上没有出过宰相、巡抚、道台、进士，更没有唐诗宋词里收录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成为政府需要重大投入进行保护的文化名村。这里不是风景名胜区，没有大片的名木古树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可能被开发成到处是农家乐、民宿的乡村旅游之地。但此时看到桂小强几个小年轻有这样的热情，即使发展不了乡村旅游，村容村貌整洁了，住着也舒坦。我当然要极力支持，于是脱口道，门楼要建就建两座，村头一座，村尾一座。大家随声附和，建两座确实比较好看。

一顿饭边吃边议，“旧街门楼建设筹备委员会”就这样煞有介事地成立起来了。我任总策划，桂小强任主任，其余在座的为副主任和委员。餐毕，桂小强便给我派工说，红，你属于穿皮鞋的那类人士，见多识广，负责请人设计施工图和效果图，还有经费预算也要拿出来。捐款倡议书也由你这个摇笔杆子的人写。说心里话，一开始我还是挺乐意做这些事的。

人随事务，事务跟人。门楼筹建工作算是彻底绑定我了。我建了微信群，群名为“旧街门楼筹备组”。于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旧街人，你拉我，我拉他，他又拉他，纷纷入了群。当天晚上，微信群就有五六十人了，第二天又陆续有人入群，当群人数达到一百人时，我设置了入群权限。那些长年在外务工的旧街人，不管混得如何，听说村里要建门楼，出乎意料地积极响应。他们大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分散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江西、海南等地。有的是远嫁他乡的女子，有的是南下打工、北上挖矿的老板。他们像被洪水冲散的蚂蚁，天各一方，突然在家乡的微信群里相遇，都显得格外亲切。这些久未在村庄出现的人，他们的名字也很少被人谈起，仰仗信息化的便捷，他们在群里活跃起来。沉睡多年的老家基因迅即复活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沉重的乡愁，在家乡目之所不及的地方，魂牵梦萦着老家。 

我及时着手请人设计门楼、做预算。桂小强以主任的口吻，时不时来电督促，搞得我也不敢怠慢。经费预算和效果图做出来后，我们筹委会几个成员又碰了两次头交流，确定了两种风格的效果图，发到群里，供村民们提意见，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他们的意见总体呈现两派，一派是在外打工的，选古色古香，说显得厚重有底蕴；一派是留守村子的，选择现代风格，说美观洋气。也有不拿主意的，说建什么风格都喜欢。

夜深了，围观的人们都如水散去，微信群一片沉寂。那两张门楼效果图，在微信的窗口，仿佛空中的风筝，被吹得摇摇晃晃，但线的一头，始终系在旧街这个原点上。乡愁确实是一种病，“无根”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像旧街这种杂姓居多的村子，不像其他村有宗祠，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始终有一扇门为同宗同族的人敞开。从这个维度看，旧街村多么需要一座有着宗祠般神圣的门楼啊。

捐款开始启动了。我们筹委会成员率先带头捐款。每人1000元起步，多则不限。桂小强当即捐了5880元，其他人也陆续捐好几千。乡亲们很有意思，别看他们平时为一点小事吵吵闹闹，可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很齐心，这让我意想不到。老家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从捐款建门楼的拥戴程度便可看出。群里也会出现“要管好捐款去向，不能让人给贪了”的提醒。

村里人还是拎得清的。这种杂姓居多的村子，人们心里的那杆秤称得更细，利弊都会反复权衡。当然，谁主事都会落下埋怨。我觉得那也是正常损耗。

街上有一老头，姓洪，早年从市里到旧街插队，与村里的姑娘结了婚，返城时没有回去，留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得以转正、退休。如今，他是村里唯一每月领到手4000多元退休金的老人，日子过得滋润，在村上那是拥有绝对的优越感。他每天在村中小商店，天南地北侃大山，像个意见领袖。对村里干这么一件大事，自然要发表一番“高见”，说你们看嘛，门楼肯定是建不起来的，哪可能捐得了更多钱，反正，我是不会捐的。大家听着，没有一个人反驳，似乎都在拭目以待。

洪老头说的也不无道理，旧街人平素的态度我也清楚，自私、有惰性、不讲情面、耍小聪明、爱贪便宜、消极、钻营甚至狡黠……

现在，我是门楼的总策划，是从旧街走出去的为数不多的正科级干部。建不建得起来，跟我有很大关系。眼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再说，做事情虎头蛇尾是大忌，也不是我的风格。有人站出来质疑此事，更说明事情难办。桂小强常给我来电说，越是难做的事，我们越不能失掉信心。

然而，要促成这样一桩事情，又谈何容易，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解决。

我精心编辑了倡议书，内容极度煽情，主打一个乡愁文化建设。在文中公布了收款账号，还插入了门楼效果图，航拍全景图。从天空俯瞰旧街，天很蓝，洛清江在日光下清凌凌的，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倡议书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广泛转发，捐款十分踊跃，捐得最多的是8888元，最少的也有100元。大家都在量力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接龙的名单越拉越长，后面的数字大都是三位数，也有四位数的，这让我心生快意。

但后面两周几乎没有进展，我每天都会出现在群里，通报捐款总数，说一些发动和倡议的话。一个月过去，捐款总额距建设所需资金还差十来万元。前景幽昧，无路可退。实在不济，我们几个打算再捐第二轮，不能让洪老头笑话。

这天晚上，连续有几个人发出入群申请，需我这个群主审核通过。当我逐一通过后，他们入群立即自报家门，底下街的李勇、高头街的唐九生、中间街的邱金韦。我眼前迅即浮现出他们还流着鼻涕的童年模样。现在，他们有的在深圳开物流公司，有的进军IT领域，从他们的谈吐可看出，在外混得都不差。当晚，每人捐了一万元。还说，如果不够，由他们来兜底。

这是让我无比讶异的事实：越是有漂泊无定的命运，就越需要通过对胞衣地的确认来验证自己的存在，外面的世界越是寒凉，他们越是需要在村庄中拥抱，以获取足够的暖意。

嗬，好样的。我再一次心涌快意。立即更新捐款名录和总数。他们的大手笔，形成了一股榜样的力量，接下来的几天，又陆陆续续有几笔大数额捐款进账。资金终于达到目标数了。两栋门楼建设经费，妥妥地躺在账户上。我在群里发出捐款暂停的消息。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金魏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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