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洮舟,回族,甘肃临潭人,《我们》杂志主编。作品见于各种刊物,出版散文集《长途》(中文版、阿拉伯文版),著有随笔集《橄榄木立于大地》,非虚构《翻书寄山河》等。
九年了。
心里出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内心咯噔了一下。如果是一段路,站在这一头回顾,已经找不到那边的头了。时间常常如此。来时倏忽而至,转身回望,天地苍茫,唯有尘埃浮动。不管怎样,有过一个开头是不需要怀疑的。九年如一梦,长途终须尽头,终点已经到达。
我的目光温柔,或者有些伤感。这是最后的告别。
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摩挲着车里的每一处。已经收拾整齐,没有多余杂物。所有与我有关的痕迹,抹除得一丝不剩。
驾驶室里的铺盖、羊皮大衣和一箱书我没舍得扔,抬下来寄放在停车场的一家修车铺里。其余随车物品送的送丢的丢,驾驶室终于清爽了。停车场门口有个洗车店,清除完累赘,就该洗个澡了。
和往常一样,洗车大叔一脸严肃地指挥我把车停在他要我停下的地方,然后递过来一把竹椅就转身去忙了。我把椅子拖到路边一棵茂密的大树下,稳稳躺在了上面。成都的五月气候舒适,闭上眼睛放松心情,人可以思谋开始一件事或者结束;可以做一些选择,出发还是归来之类的;也可以就这么躺着,只是晒晒太阳。全身暴露在阳光下稍显闷热,树下的荫凉正好,它可以替我承担部分铺天射来的、一种宏大的俯视。
洗车店正对着新三环。大车小车在坚硬的沥青路上来回奔跑,这让人想起遥远的戈壁荒原上,一行行排着队的蝼蚁,在明晃晃的日头下爬行赶路的场景。环形的路如一个魔咒,跑得再快也依然禁足在一个稳定循环的圈里,想要出去,得准确切入那个唯一的路口。
我戴着戴了好几年的石头墨镜,躺在竹椅上打盹儿,耀眼的光线被墨黑冰凉的石头镜片隔挡在外,耳边全是连片嘶鸣的蝉声从四面八方淹来。蝉声嘶鸣着钻进脑袋,慢慢地脑袋里也就跟着嘶鸣起来。这时,橡胶轮胎摩擦着沥青路捎带一声尖锐的喇叭声呼啸而过,连片蝉鸣被冲击撞碎,稀释得一点不剩,脑袋瞬间清静了,就像拔除一根白头发时,顺带把脑袋里的杂质也抽了出去。待车远去,蝉声复又慢慢升起,从低处一寸一寸泉涌上来,直到四面八方再被淹没。间或“嘟嘟嘟”的那几声,是水柱在撞击金属。它们在某一瞬间合声一处,像一首愤怒悲凉的摇滚前奏或尾声。
半眯的眼前,光线更暗了。我透过微开的眼缝,看见姚轮胎、钱百货、李炮仗三人一字排开,挡在竹椅前。我挺了挺身子,要坐起的时候,一转念头,重又躺下闭上眼睛,只朝面前点点头。很明显,姚轮胎卖轮胎,钱百货卖百货,李炮仗做得一手香喷喷的炮仗面。从我开车进入“西北”停车场的那天起,每天都能看见这三张脸。此刻,我实在不想再看,有一种腻烦总是不知出处。李炮仗的炮仗面天天都在吃,自然跟他混得最熟。他前倾着身子把脸笑成了一朵皱巴巴的花儿,姚轮胎和钱百货也学着他的样子,脸上堆满了拥挤的肉褶子。我藏在墨黑冰凉的石头镜片背后,眯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只从微开的眼缝儿里看着眼前的三人暗暗发笑。
“听说你把车卖了,真的吗?”李炮仗终于憋不住了。还没回答,旁边的洗车大叔板着脸喊了一声“洗好了”,听见李炮仗的话,扭头又补一句,“都卖掉了还来洗个串串。”
我慢悠悠站起来,摘下眼镜转身一看,洗车大叔手里的高压枪有扒皮脱衣的本事,十米长车如上色喷漆,此刻它通体天蓝,焕然如新。尽管车头货箱上烙下了一些风雨亲吻过的痕迹,但不仔细便也看不到那些洗搓不掉的凹坑斑点。我开门上车,打火启动,临走给李炮仗丢下一句“回来找你”。
我把车卖掉了。九年时间,它老了,我累了。虽说价格已谈妥,定金也收了,但该拾掇还是得拾掇,不能把一个乱糟糟的大家伙开到买主面前,惹人嫌叹窝囊不说,更觉得对不起这个长途来去出生入死的老伙伴。如果是一匹马的话,它足够忠诚,它那天蓝色的钢筋铁骨,驮着我起初的梦想和青春的肉身,走到了今天这无路的尽头。我得感谢它,这天蓝色的战马。即便现在它已一只脚踏入了别人家的门,要被我打发处理掉了,但我还是得让它尽量显得整齐干净,毕竟这儿结束,那儿才开始。开始结束不断奔波,是它的前定。是的,造它之前已被命定。为了前途未知的风雨,怎么着我也得让它走得体面些。
三十分钟的车程,我跑了近一个小时。我改掉了莽撞的习惯,没有跑那么快。我轻踩油门,仔细地摩挲着方向盘,珍惜着最后的这一程。但终点还是到了。从新三环坚硬的沥青路准确切入一个出口,我把大车开进了约好的“川藏”停车场,这是以前常来的熟地儿。以前来是给车找货,今天来是出卖爱车。停车场横平竖直,四下看不到边,只见天蓝色的大卡车一排一排列着方队,像一匹匹怀揣梦想、整装待发的战马。我驾着目前还属于自己的这一匹缓慢溜达着,来回穿梭在天蓝色的队伍当中,寻找它今后的位置。
不知从哪个车缝里钻了出来,买车那哥们儿忽然就挡在了车前。他用五根手指梳着头上精干的小板寸说:“洗撒子哦,整得再干净,里头的骨架和外头的颜色也冒着沧桑气,遮掩不了喽。一把老骨头,力量速度还能和刚出厂的崭叶子比较吗?”就这把子口才,前几天谈价钱时便让我处落下风,应对无力,只好把它贱卖了。
他拎着一个皱巴巴却四棱见线的黑色垃圾袋。垃圾袋在他手里前后晃动着,如一块悬空的板砖。我把钥匙丢给他,他把垃圾袋递给我。我嘱咐他“好好用它”,他瞪眼问我“不再点点”?我打开垃圾袋扫视一眼说:“差了你也跑不了。”他嘿嘿笑着不再说话。
离开的时候,我转身看了它一眼。只看了一眼就离开了“川藏”停车场。我不想去看第二眼,我只想与这辆被贱卖的铁疙瘩一刀两断,分离得越远越好。虽然与它纠缠多年,或多或少建立了些许类似战友般的情感,但我并没有不舍,并肩战斗的那些岁月里,我的负债并没有在它昼夜滚动不停的车轮下消减,债还是债,趴在背上卧在心里,也像一个冰冷的铁疙瘩。车轮上滚出来的那点实惠,都被它自己吞掉了。隔天上涨的油价,一换大几千的轮胎,老化破损维修动辄一个大窟窿,加上运气不好时沿途遭遇的各类名目的罚单,余到手里的,至多给银行债务付个如期利息,情况更糟的时候,便连利息也无法按时缴付。债不动如山,一整座压在背上,和举债购车时一样大。慢慢地,年轻的梦想在压迫中窒息,轻盈的肉身也变得笨拙沉重。被贱卖的,何止这牙口老旧的破车。
我低头走着,急促的气息碰撞着四六分的长发,视线被切割成一绺一绺的。以往总爱在后视镜中瞅瞅自己,甩下头发,摸摸一贯寡白的脸上长出的那几根不规则的胡茬儿。此刻一抬头,忽然发现没地儿可瞅了。不瞅我也知道,那张一贯寡白的脸上肯定布满了蜡黄和丛生的胡茬儿。我想慢慢走回去,从“川藏”到“西北”停车场,走路三个多小时就到了。以往总在赶路,今天以后不用赶了,可以慢慢走,随着性子走。成都宽广,但我除了新三环这条固定的路线外,走过的很少。我一直很忙,忙着找货、装货、赶路挣钱。今天我打算好好转一转,一本正经悠闲一回,即便还是只在新三环。
成都街道错落,我从来没有搞清过下一个路口叫什么,会把人导向又一个什么街口。待绿灯亮起,我和周围的人一起迈步,走得不急不慢,尽量把自己混杂成一个熟悉城市、清楚路线的人。就像开大车,只要装了货,便有了明确的目的地。一路要过几座山,蹚几条河,哪座山白天爬,哪座晚上翻,河有多深,有无石桥,全都计算安排好了。即便遭逢雨雪天气,也都有先前经验过的预案,不会有目标的丢失。今天我从容地走着,不用追赶天色,不用顾虑雨雪,在坚硬的沥青路上,和肉眼可见的浮尘一起游动着。周围是高楼,远处也是高楼。我蠕动在楼群脚下,安静地走着。
确实,这比川藏路可好走得多了。
从四川去西藏,也是这条路。从新三环出发,把睡梦中的成都远远抛在车后,穿过“情歌的故乡”康定,就进入了康巴高原的心脏。一般这个时候,飞转的车轮已经从清晨赶到了黄昏,就该歇息了。接下来的路程全是考验,雀儿山横亘在前,让每个老手司机一夜忐忑,辗转难眠。但不包括我和他们几个。
他们是我相伴多年的兄弟。那时的我们前车后车很少分离,连走路也常勾肩搭背手拉手,让不知底细的女孩们误会过,也让熟知情况的同行们侧目过。那些年我们留着同样的发型,穿过同款的牛仔裤和白体恤。羡慕的人说:“你们一来,整个停车场都亮了。”也有司机老乡从车底下探出身来,斜看一眼撇嘴说:“不务正业的撩片儿。”然后把沾满了油污和厌恶的脑袋往车底一钻,继续埋头搞修理。
我们年龄不大胆子不小。雀儿山乃至川藏线上雨打雪封的所有山,在我们眼里都只是平地上突然隆起的抛物线,多踩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因为有一个别人所说的“憨胆”,所以我们心无顾虑,睡得很好。第二天一马当先驱车开路,从来没想过在大雪覆盖的险山狭路上,走在前面有多危险或多吃亏。走就是了,哥们儿有的是胆气和车技。两边停靠的,全是更早出发却在山脚停车的老手司机。他们等着别人先走,碾轧出轱辘印子再紧跟其后。那一瞬间,他们的眼睛里暂时没有了厌恶。
翻过雀儿山,车过金沙江大桥,从此便出川入藏,横峙前方的,是耸入云霄的刚妥山、小麻拉、大麻拉,是随便拿出一座,都能给平原上的大山当祖宗的平地抛物线。若夏天无雨,寒冬无雪,顺利再走上三天,就可以抵达昌都。在司机的川藏地理中,那是地图的终点。
确实,那些年鲜衣怒马,呼啸往来,我们活得很自信,都认为自己就是川藏线上最出众的少年。然而今天,兄弟各自在长途中走失,蓝马驰骋的激情在真实路况的逼视下,成了一个幼稚的笑话。
我踩着坚硬的沥青路,迈着被硌得生疼的脚掌继续向前走。头发遮住视线,我学着买车那哥们儿的姿势,叉开五指理了理,捋下一把土渣子来,和手上的油污腻乎在了一起。我搓着手掌心里想,不错,这才是司机的标配形象。败下阵来的人,很难完全撇脱自身的原因。可惜,时日已晚。太阳趴在前方大楼的背上,躲进去不再出来。新三环汽笛嘶鸣,四下渐渐暗沉。
“西北”停车场的夜灯已经亮了几盏。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走得我脚疼腿软,热汗顺着脊梁杆子往下窜。上午拾掇大车沾了一身油污,头发缝里的灰尘和汗水互相吸引,抱成一团在作乱。我也需要拾掇,清除身上累赘,洗个与大车一样的澡。重要的是,我得让自己也显得体面些,不能到了最后,给人留下一个落魄逃窜的形象。我从熟悉的夜灯下穿过,向着旅社房间走。没有去找“轮胎”“百货”“炮仗”,就目前而言,他们的事情得排在后面。我加快步伐走进旅社,就像那年望着灯火里的成都,一头扎了进去。区别只是,那年看见的,是一片沸腾的海,而此刻步入的,是一个逼仄的格子间。也或许,它们都一样,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副面孔。
热水里泡了一个小时,我也如同扒了一层皮。墙角的镜子中瞅着,依然长发乌黑,面孔白皙,然而往跟前靠一靠,眯着眼睛仔细看,就能看见似乎平整的眼角、下巴和很多地方,也同样落下了被风雨亲吻过的痕迹,杂草丘壑横生竖长,无视手抠毛巾搓。我从镜子旁的衣架上取下早晨就挂在那儿的牛仔裤和白体恤,熟练地穿在身上,然后回到镜子前,确定上下左右没什么问题,这才拎起那个皱巴巴的黑色垃圾袋,转身往外走。就像那些年,与留着同款发型,穿着同样的牛仔裤与白体恤的兄弟们走出房间,投入成都的夜色时一样。
现在可以去见他们了。约好在李炮仗的饭馆里,他们特别准时,一张圆桌的半边,早就坐得整整齐齐。我在另一边坐下,把黑色垃圾袋往桌上一放,对面的三双眼睛顿时亮了,笑容也看着格外真诚。姚轮胎双手翻飞,打开手头攥着的牛皮纸本子,第一个开口说话,“那就我先算吧。”说话时他黑黝黝的脸上笑满了褶子,与我扔在桌上的那个皱巴巴的黑色垃圾袋十分相似。我一摆手,打开垃圾袋取出一沓钞票丢了过去,“不用翻账了,四条轮胎,一条2500,正好。”话没说完,姚轮胎长臂一伸,已把钞票捏在了手上。他大拇指在钞票的边缘一拨,发出了一串特殊纸张特有的声响。与此同时,刚刚堆满了笑的和黑色垃圾袋十分相似的那张黑脸上,褶子消失得一条不剩。他双臂抱胸,昂头瞰视着我,变成了一块生硬的黑铁。这就对了,这才是这些年,我每次去赊轮胎时看见的姚轮胎本人的脸。
钱百货把专属我的账本一张一张翻动,数了九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最后指着合计的数目把账本往前一推,说:“你自己查对一下。”我打开垃圾袋,如数付款,一眼也没看账本,“时间长,零碎东西,良心账,不用对。”钱百货冷着脸,霍然起身就走了。对他说这话的,已不是我一个司机。李炮仗哈哈一笑,说:“饿了吧,先吃饭。”说着示意他媳妇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炮仗面端了过来。李炮仗和姚轮胎不一样,我在想,为什么他笑起来像花儿,而不像一团黑色的垃圾袋,端详了许久才发现,他眼睛里没那么冰冷,脸上的神情也没那么黑,加上始终咧嘴露着一口黄白相间的牙,所以像花儿。两个月的饭加上这一碗,我把钱放在了桌上。他拿了两个月的,这一碗面钱他留在了桌上,说:“等再吃够两个月了一起算,吃不够不收。”我笑了笑,低头看着桌上的炮仗面。
修理铺修车的账也清了。寄存的铺盖和羊皮大衣,思来想去实在无法带走,便让他转送给需要的同行,冬天的川藏线上有些用。那一箱看完的书可以当垫背,钻车底修车时一本本铺在地下,衣服脏得慢。唯独一个蓝色封皮的日记本,我抽出来带在身上,里面密密麻麻趴着的钢笔字,全是我这些年活过的痕迹。
往日的瓜葛逐一了断,我在停车场的夜灯下站着。大车分行排队,也在我的身后站着。一眼望过去,靠近处的大车泛着醒目的蓝光,恍如我的那匹天蓝色的战马。远处光线暗淡,已分不清轮廓和颜色。周边的旅社楼上,橘黄的光亮分成无数方块,照在不同的头顶。我从灯下离开,脚步微微晃着。一同摇晃的,还有拎在手里的黑色垃圾袋。窟窿都补上了,砖头敲碎了,没了四棱也不见了线,垃圾袋里趴着的,仅剩几个轻飘飘的砖角。
我并不想匆忙离开,如果这是最后的告别,我想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上一遍,起码应该跳出新三环。最好晚上去,因为只有黑夜,才能给人无限憧憬,才能让人在看不清真实的情况下,获得一丝熟悉的温暖。就像1997年初到成都的那个傍晚,我看见灯火初升的蓉城红火得像一片沸腾的海,我打马催车一个猛子就扎了进去,满怀着逐波冲浪的梦想。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