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西北系列之八 敦煌莫高窟(2)

文摘   文化   2024-07-05 06:00   云南  



西北系列之八

——敦煌莫高窟(2)




到莫高窟主要是看石窟,那么,敦煌石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简单的说,它既不是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也不是混凝土结构,而是茫茫戈壁中的一座座黄土洞窟。只要走近了它,但见鳞次栉比,大大小小的洞窟,犹如蜂巢依在断崖峭壁上,窟前栈道蜿蜒相连,楼阁巍峨兀立,这是莫高窟给没了初来者的第一印象。

敦煌石窟是这样建造的:在大航海时代尚未到来的汉唐宋元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4世纪),旧大陆(亚欧大陆)的世界交通,就是“陆权”的时代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丝绸之路。也就是旧大陆各文明之间交流的核心干道。

而敦煌,又恰好处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口,西控昆仑山北麓、天山南北等干道,东联河西走廊、草原之路,是当之无愧的“丝绸之路东端十字路口”。自天竺、西域方向传来的佛教,只要往中原传播,就必须经过敦煌,莫高窟选址于此,并能营造千年,自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敦煌地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地名为三危山,《山海经西山经》中曰:“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山海经海内北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此处所说的三危山,隔河与莫高窟所在鸣沙山相望,因其三峰危峙,故称三危山。两晋学者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



在远古神话中,三只青鸟为西王母的侍者,受西王母驱使取食,而三危山,就是青鸟的栖息之地。传说西王母驾临前,总有青鸟前来报信,所以,古代文学中青鸟,是被当作传递幸福佳音的使者,如李白《相逢行》中就有过“愿以三青鸟,更报长相思。”的描述。

《山海经》曾记载:“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已经分不清界线了。至于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说明,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是来过的。

当时的年代,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吧。

    


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间,突然看到三危山上金光灿烂,像有千佛在跃动。  

刹时乐樽和尚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此时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

即日,他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接着,禅师法良在其窟侧接续建造,此后,佛门弟子、达宫贵人、商贾百姓,善男信女都来这里捐资开窟。



我想,不管乐樽看到的万丈金光,是海市蜃楼也好,是他内心禅观的显现也罢,到唐朝时,莫高窟的窟龛已合计有一千多洞了,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内心的安宁,找到了寄托愿望的所在……

有敦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为证:“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樽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此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离秦建元二年(366)已经过去了300多年,这便是莫高窟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这其中,各种洞窟的形式,也考验着建造者的才情与手艺,在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犹豫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

工匠建窟时,居住在北区的小窟内,至今还残留着遗留下的调色盘,回忆着他们当年的艰苦生活。工匠的待遇并不高,一旦因天冷或其他原因停工,就会饥寒交迫。

敦煌文献中,有一份著名的《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这是在藏经洞发现的唯一关于古代工匠的资料。文字完整,这份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3964的文献原件证明,曾为五代画匠的赵僧子,因家中被水淹没,没了住所,无奈之下,只好将未成年的儿子,典卖给别人家抚养。

受雇于一家民间画行的赵僧子,已经做到了都料级,尚且要遭遇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遑论他人呢?当然,也只有这份典儿契,才证明了赵僧子的曾经存在。

文献中还有一份939年净土寺账目,记载“面三胜(升),粟三斗,沽酒,看院生画窟门用”。宋初开凿的榆林窟35窟,有一供养人题名,是“施主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归义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竺保一心供养”,说明当时敦煌就有了沙州画院。

五代或宋初《节度押衙董保德重修普净塔功德记》,也叙述了工匠董保德的才能与佛事活动,并描绘了莫高窟的胜景,是敦煌石窟营建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献:



“盖闻三身化现,化周三界之仪;四智圆明,圆救四生之苦。迦毗示迹,梦瑞诞于危峦;震旦垂风,灵祥生于宕谷。爰自乐樽遥礼,法良起崇,君臣缔构而兴隆,道俗镌妆而信仰。石壁刀削,虫书记仙岩之文;铁岭锥穿,像迹有维摩之室。金容宝相,晃耀千龛;月面星仪,晶辉万窟。仙葩圣果,遍林麓以馨鲜;异兽祥瑞,满溪峦而遨跃。三贤道者,进道茅庵;十地圣人,证圣草屋。矧以修行张老,寂住其中,食苦参子以充斋,著麻莎裳而蔽体。乃有往来瞻礼,见灯炎于黄昏;去返巡游,睹香云于白日。疑是观音菩萨,易体经行;萨诃圣人,改形化现。由是山头谷地,佛刹之精丽难名;窟宇途间,梵室之殊严莫喻。”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篇《营窟稿》,记述了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需要经过整修崖面、开凿洞窟、绘制壁画、塑造佛像、装饰窟檐等程序。

另从其它一些间接和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得知,石窟的营造者主要由窟主(石窟的主人)、施主(出资人)、工匠三方面组成。而作为石窟建造的具体操作者——工匠,按照工种不同,又分为石匠(打窟人)、泥匠、画匠、塑匠、木匠等。

一座洞窟的营造时间,因洞窟规模大小、窟主经济实力等因素,小则一年半载,大则两三年不等,而数十米高的大像窟,则需用四五年时间才可建成。壁画塑像制作时间,根据文献反映为三个月到半年。



最早的洞窟开凿在崖面中段,以后向左右上下扩展。由于崖壁面积有限,以及劳动条件的制约等因素,在当前代洞窟占满崖壁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后代“见缝插针”开凿洞窟的局面。虽然每个时期的洞窟,不一定集中在一起,但仍有一定规律可循,为今天考古断代研究提供了方便。

石窟的选址,概括为两个基本原则:“大区位”位于交通干道之上。“小区位”位于城市远郊河流旁的崖壁之上。“大区位”的要素,是为保证“潜在信众”的“基本流量”。“小区位”要素,是为保证“信众”能够在有充分供给的基础上避世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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