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这些年,平日里闲来无事,经常与老伴忆起当年与弟弟们相处的日子,不是叨咕叨咕过去那些陈糠旧事,便是挨个数叨数叨弟弟家里的近况,这简直就成了我俩近年来常谈常新的一个永恒话题。可见,弟兄之间的这种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的手足之情,不论到任何时候都是无法割舍的。
01 记忆
在我们弟兄之中,只有我和二弟是建国前出生的,其余五人都是建国初期出生的。那年月,不论是国还是家都是十分艰苦的,各家各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靠“老天爷”给养活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若遇年景不好欠收,秋天打下的粮食,缴了公粮、购粮后,几乎所剩无几,一年的粮食不够一年吃那是常有的;靠土豆、倭瓜、青苞米,甚至野菜等时令瓜菜,以解口粮不足的燃眉之急也是自然的;偶尔靠吃国家返销粮糊口度日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尽管小时候家里生活困窘一些,但我们弟兄们童真的乐趣还是不少的,其中,让我们最高兴快乐,也是最企盼的事儿便是过春节。记得,每年一进腊月,尤其是二十三小年过后,妈妈就开始忙年了,先是屋里屋外打扫卫生,然后便是张贴年画,随着“大胖娃娃抱着大鲤鱼”等一张张年画的装扮,以及杀年猪、蒸馒头、办年货等一系列充满年味儿的活动,大年的大门自然也就越来越近了。若说最盼的当属大年三十:一来除夕这顿饭,不仅可以吃上一年之中唯一的一顿大米饭(大米是年前用小米兑换的),还可以吃到我妈亲手做的那香喷喷的鸡鱼肉蛋;二来除夕饭过后,我妈总是要烧一锅热水,让我们从里到外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平时套在棉衣外面的单衣服换成一件干净的,偶尔也可能是一件新的,当我们换洗之后,我妈定会把刚炒熟的瓜子分别揣到我们的兜里。到了天刚擦黑,平日的油灯就换成了蜡烛,这时,我就要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提着灯笼,跟着二叔、三叔到村西头去请历代祖宗回家过年。等我们把祖宗接到家之后,只见供奉祖宗牌位前那两支正在燃烧的高高的蜡烛把满屋照得通亮,此时心中自然有了一种无以言表的神秘感。过一阵子,大约到了三星出来的时候,我妈和姐姐们便开始包饺子了,我和弟弟们或是听爹妈讲故事,也可能与邻里小伙伴们提着灯笼屋里屋外尽情地玩耍;到了半夜发纸时,尽管我家买不起成挂的鞭炮,我爹也会买几挂小鞭,让孩子们过过春节放鞭炮的瘾;当孩子们放完鞭炮,大人们拜过祖宗,我们就要给奶奶、爹妈、叔叔、婶子磕头拜年了,磕头的同时我们照例可以收到一份压岁钱,虽然这钱多则几块,少则几毛,而且年后还得如数交给妈妈,但钱从手中过那种高兴劲却久久不能忘怀。当大家相互拜年问安之后,全家人便可以围坐在一起吃新年的第一顿饭——饺子,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爹每年在吃这顿饭时,总要斟满一壶老酒,端坐在桌旁,细细地品尝着菜和酒的滋味,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其实,我爹用这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光,或许在回味一年辛劳的醇香与甘苦,抑或是在盘算来年的春华秋实,也许是在品味人生的杂陈五味。我还忘不了,每年的除夕之夜,妈妈照例会给我们弟兄们每人冲一碗白糖水,这大概是妈妈对新的一年甜甜美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祈盼吧!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么多年来,我每每想到、听到或看到这句话时,总会有一种别样的滋味在心头。记得,大约是1961年7月,我正在呼兰师范读书,这年暑假时,发现,我家原本就漏雨的老屋今年漏得更厉害了,只要是遇到下雨天,炕上、地下,里屋外屋,基本放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真是彻底体验到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嘀哒”的苦衷。当时,我爹背上长了一个疖子,因无钱医治只能挺着,哪里还能掏出钱来修房子呢?面对这种情况,我暗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去打苫房草。自己要打苫房草,谈何容易?草场是在距离我家至少要有七八里之外的漂河(呼兰河的支流),为了能打到好一点的苫房草,我提前到漂河的河套里转了整整一天,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便带着二弟占喜、三弟占祥,还有我那苦命早逝的妹妹,开始了打苫房草的艰苦征程。那些天,我们早早就要起床吃饭,天刚麻麻亮就带上工具、干粮和水出发了,从漂河到有苫房草的地方还要走好远一段沼泽地,沼泽地最难走的是那些又光又滑的塔头墩子,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这还不说,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就怕被蚂蝗给蛰着,也怕碰到水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时刻都把裤脚用绳子扎得紧紧的。在水中割苫房草,不比在平地,水深的地方要没膝,水浅的地方也要在脚踝以上,割草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倒没什么困难的,最难忍耐的,一是中午当空的炎炎烈日,让你无处躲藏;二是草叶子会把手拉出一道道血口子,这些无数的小口子让水一泡,不仅疼痛难忍,弄不好还会感染;三是烦人的蚊子、小咬、瞎蒙“三班倒”,真是哄不散,打不尽,咬得你浑身起大包,奇痒难耐。到了日头快下山时,我们还要淌着水,踏着随时可能滑倒的塔头墩子,把一天割的草再一捆一捆地运到岸上,并要整整齐齐的码放好,只有这一切都停当后,我们才能踏上返家的路程,这样的日子我们坚持了足足有10来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把苫房子的草备齐了。当我家把房子修缮一新时,全村人无不交口称赞,我们的心里也乐滋滋的。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爹的身体就大不如前,在当时公社化“分、分是命根”的年代,家里无人挣工分,就意味着年底不仅分不到“红”,就连下一年的口粮都领不回来。面对这种窘境,正在读书的我,曾提出“放弃求学,回家务农”的请求,大概父母是考虑我身单力薄,恐怕干不了农活;或许还因为我学习尚好,担心影响“前途”,反正,死活不准我辍学。直到我中师毕业后,回家乡教学,每月可给家里填补30多块钱,钱虽然不多,也可以多少改变一下家中的困境。就在我刚刚参加工作一年半的时候,家乡的征兵工作开始了,父母觉得,趁着我年轻又有文化,到部队去锻炼锻炼、可能有机会脱离农村。就这样,我弃教从戎来到了部队。我当兵走后,少了一个能挣现钱的人,家里的生活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无奈之下,我的几个弟弟都陆续下地干活了,其中,二弟占喜11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15岁就是“大半拉子”,16岁时就顶整劳力了。至于三弟占祥、四弟占刚,开始下地时也只能当“半拉子”,可没几年我三个弟弟都成了村里少有的农活高手,那几年,在弟弟们的辛勤劳作下,我家不仅不愁吃穿,每年还能领回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现金,这在当年公职人员每月大多只能挣30左右块钱的年代,一年能有千元收入,也是很多人都十分羡慕的数目。正是因为,弟弟们的默默付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为我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安心在部队服役。
02立 业
话还得从1976年说起,那时我们部队在徐州驻防,这年正月里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电报。于是,我同正在部队探亲的老伴和两个孩子即刻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父亲的离世,我家犹如天塌了一般,弟弟们一时都不知所措,都在等着我回去拿个主意。我当时觉得,我远离家乡在部队当兵,家中的弟弟有的结了婚,有的还没有成家,且年龄都相差无几,若继续再把一大家子人都拢到一块,显然已不大现实了。俗话说:“树大自然分支。”面对这种情况,我果断地作出了分家单过的决定,即,我妈和正在读书的小弟弟由我老伴负责,三个已结婚的弟弟顶门单过(实际上二弟占喜,在1972年已分家单过),尚未成家的两个弟自选一个哥哥家暂住,当我把这一想法提出后,弟弟们都十分尊重我这个大哥的意见。家,就这么匆匆忙忙、简简单单地分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的决策正确不正确?分配得合理不合理?这么多年来,弟弟们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看法,这一点充分表明我们弟兄是十分团结、互谦互让的,对此,我由衷地感激弟弟们对我这个当哥哥的尊重和信任。
家既然分了,就意味着弟弟们都将自己顶门过日子,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分家时各股的负担都比较重,但弟弟们个个都怀着对明天幸福生活的憧憬,信心满怀地踏上了各自的立业之路。
就说已经成家的三个弟弟吧。我爹在世时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由他亲自执掌,弟弟们只知出门干活,进门吃饭睡觉,从未问过家务琐事儿,这次突然要自己顶门过日子,无疑对他们是个严峻的考验,弟弟们非但没有被眼前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反而,个个都如同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一样没白没黑辛勤地耕耘着,由于他们夫妇勤劳肯干,没有几年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值得欣喜的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弟弟们还有了商品经济的头脑,他们在做好自家的农活外,还开辟了适合自己特点的经营之道:二弟占喜头脑比较活泛,他就在农闲时间做点小买卖;三弟占祥从小就爱与车马打交道,农忙时,他就给其他农户犁地赚点工钱,农闲时,就用自家的马车出去拉点脚;四弟占刚有一手炒菜做饭的技艺,虽然没经过科班的正规培训,但做一些农家的家常菜还是富富有余的,因而,经常被一些单位聘去当厨师。他们当年想的是,趁着身子骨还硬朗,能干就干点,一来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二来多少也能减轻点儿女们的负担。
在我的弟弟中,唯一没有务农的就是五弟占全,分家时,他刚毕业在家乡小学当代课教师,我常听老伴讲,占全弟弟单身一人,由于上下班时间有早有晚,因而难免吃饭不应时,有时起床后,赶紧跑到生产队的豆腐坊吃一碗水豆腐,或是喝一碗豆浆,就去上班了,尽管他面临的困难重重,但他始终把目标装在心里,把困难踩在脚下。由于他工作出色,很快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不久,又由一般教师提拔为学校的领导,后来,由于业务精湛,业绩突出,又由小学校长先后提拔为中学主政教学的政教主任、代帽中学副校长等职。按说,在镇中学当个副校长,这“官”确实论不上“品位”,可是,在家乡人们的眼里能从一个代课教师熬到这个位置,绝对算得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回望几十年来我们弟兄们走过的路程,我不敢说个个都是成功者,但每个人的心中都装着一部属于自己的立业史,每个人的身后都留下了一串深深的立业脚印。
03 牵挂
说句心里话,我在外当兵20多年,家里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弟弟们的肩上,值得我欣慰的是,弟弟们不仅都毫无怨言,还十分理解、尊重、支持我这个当哥哥的,对此,我也从心里感激各位弟弟!同样,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刻把弟弟们装在心里,这大概就是血脉相通永不割舍的手足之情吧!
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尤为和谐,历来是大的让着小的,小的听从大的;出门在外总是大的领着小的,小的自觉跟着大的;一旦遇到什么事儿,更是大的关照小的,小的服从大的,这在全村老少那是有口皆碑的。近些年,随着通讯工具的快速发展,信息传递的方便快捷,自然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平日里没啥事儿,弟弟们也会经常来个电话报个平安;节假日,尤其是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弟弟们会主动打来电话问候千里之外的老哥哥、老嫂子,那种相互间牵肠挂肚的心情无以言表。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黑龙江一到冬天那是嘎嘎的冷,偌大的银色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冷库”,聪明的老百姓利用老天赐予的有利条件,家家户户在入冬后到过年前这段时间里,凡是有条件的家庭都要杀猪、包豆包、包冻饺子,那年月,尽管人们的生活比较贫穷,但社会秩序却很好,家家户户白天下地干活没有关门的,晚上睡觉没有锁门的,就连猪肉也只是用冰块埋在院子里冻上,至于冻豆包、冻饺子和冻馒头等也只是放在“开放式”仓房的箱子里,从来没听说谁家丢过东西。如今,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我老家过年前杀猪、包豆包、包饺子的习俗,却一直延续至今。每逢春节来临之际,弟弟家的孩子,也包括三叔家的小芹,都用快件给寄豆包、小鸡、大鹅和东北蘑菇等,我们全家人吃着亲人们寄来的特产,绝对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弟弟们惦记着哥哥,哥哥同样牵挂着弟弟。2014年,我发现有段时间老伴在与弟弟们通话时,不是去外面,就是到楼上,说话的声音也很小,我下意识的觉得家里可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半年后,老伴才把实情告诉了我:原来,五弟占全得了胃病,经过住院治疗已经基本痊愈了。话是这样说,但我仍然还是放心不下,于是,我曾多次给五弟打电话,直到我在视频录像上看到占全弟弟精神状态很好时,才减轻了几分挂念。
说到弟兄之间的牵挂,不能不提及的是我老伴与弟弟们的情谊。自打我当兵离家,老伴就成了“没过门的媳妇”,那时大一点的弟弟10多岁,小的才几岁,完全可以说,老伴是看着弟弟们一个个长大的,正因为如此,弟弟们对他嫂子既信赖又敬重,直到今日,我的弟弟们都已六七十岁了,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的这位老嫂子仍具有绝对的权威,每次来电话总要同嫂子说几句,就连叔叔家的孩子们来电话也都是找她嫂子聊一聊,弟弟们有啥事也总要请嫂子给拿个主意,弟弟们说,小时候就跟嫂子近,与嫂子的感情比我亲;老伴说,她对弟弟们的了解比我透,与弟弟们的感情比我深!
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二弟占喜带着孩子来到我家。原来,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中专却凑不齐学费,当老伴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想,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指望着考学,不论有什么困难也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于是,她当即表态:“缺多少钱我们掏。”就这样,我侄子顺利地踏上了新学校的大门。在学校读书的几年间,我老伴还经常给寄点钱物或生活用品,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侄子说,你大娘对你真好!如果说,几年读书的困难咬咬牙就可以挺过来,那么,在当时毕业后能找个合适的工作则是更让人头疼的事儿。说来也巧,我侄子的女朋友他俩同年毕业,同样需要安排工作,说句实在的,当时能否帮助侄子在老家县城找个工作,我心里的确没底,要同时安排两个人的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些天,我和老伴整天翻来覆去的昼思夜想,老家谁能帮上这个忙呢?最后,终于想到了在人事部门工作的一位战友,我当即给这位老战友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亲人;你放心,只要符合政策要求,我一定会尽力的。战友就是战友。就这样,我没说第二句话,更没花一分钱,两个孩子的工作都给落实了。惟到此时,我和老伴日夜牵挂的“心病”才得以放下。
好了!弟兄之间这种无法割舍的血脉相通、骨肉相连之情,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再多再美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就到此搁笔吧!
【作者简介】
郭占武,1944年生,1963年参加工作,1987年从部队转业,曾任潍坊市工商局副局长,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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