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书事】刘战军||斑驳的山岩——阅读札记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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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11-06 22:18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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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苏州战友陪我们登穹窿山，这是苏州的屋脊。它西邻太湖，北瞰香雪海，南依灵岩山。穹窿山山势陡峭，植被茂盛，翠竹如海，青松蔽日，溪水潺潺，颇有藏龙卧虎之势。山上有孙武子撰写《孙子兵法》之地。据说，当年伍子胥在这里遇见老虎，正是孙武子相救，他们得以才相识，引出献兵书大剧。这里有汉代张良，随雨师赤松子修道成仙的遗迹和道观。山里有汉代朱买臣的读书台，有“牛角挂书”的故事。“覆水难收”的典故，也出自这里。这里还有明朝建文帝失踪之谜，有明代“黑衣宰相”姚广孝的传说等等，这真是一座圣迹众多、谜雾重重之山。傍晚下山，等待车辆，我再次回头端详这座山，只见天色渐暗，山坳墨绿，一座座山头还呈青绿色。忽然，夕阳照到一块山岩，白色灵光在一片绿中很刺眼，整个画面呈现出斑驳状。那洁白的颜色，刚毅的岩石，梦幻的灵光，斑斑的老绿，让人感到奇怪。突然，我想到一位怪杰辜鸿铭。在近代历史中，即大清王朝覆灭前后，有一位国内外都闻名的怪杰——辜鸿铭。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标准像”，就是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留着一条马尾辫子，站在北京大学讲台上，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谁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忍俊不禁，不由发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法国作家佛朗西斯·波里，写过一篇《中国圣人辜鸿铭》的文章，配上他的“标准像”，一时风靡欧洲和北美洲，给人们留下许多谈资、笑料和深刻的印象。至今西方社会一些人，还一直认为中国男人留辫子，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 学者温源宁在近九十年前就留下评价：“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确实，他海外华人混血出身，他先西学后汉学知识，他思想和言语骇俗，他行为乖张难测，他守旧歪理荒诞，他天才、真实和傲骨等等，可谓空前绝后，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怪”。只不过，尊崇他的人称他是怪杰，而嘲讽他的人说他是怪物。人们对他的认识，最初都是由他那些令人捧腹的奇闻逸事所引发，读过他的文章，人们会慢慢收敛笑容、变得严肃起来，最终会感受到他的孤傲，他的无奈，他的悲愤。他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缩影，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使人刻骨铭心。辜鸿铭祖籍是福建同安，他自己说是厦门人。其实，当时厦门属于同安。其先人到南洋讨生活，在公元1786年（乾隆51年），英国殖民者占领马来西亚岛，他祖父辜礼欢被委任为当地行政首脑。这个家族注定历史留名，因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有他们辜家，大英帝国殖民历史上有他们辜家，而现在一个中国的“两岸共识”，也有他们辜家。 辜礼欢的一个儿子辜紫云，1857年在槟榔屿生下辜鸿铭。据说，他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当时，给他起的名字叫汤生，字鸿铭。1870年，他到欧洲留学，年龄之小，时间之早，时间之长，当时在中国数一数二。两三年之后，中国才有官费少年去欧洲留学。到达英国，他黄皮肤、黑辫子遭到嘲讽。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促使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20岁时，他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士学位，令许多英国人刮目相看。因为拿下这个学位，需要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众多学科毕业，这使许多英国人都望而却步。由此，他喜欢上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等大师，与他们多有神交。后来，他又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游学，使得他精通九国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据说，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在当时仅次于陈寅恪，而英语水平居全国第一。学成之后，他回到马来西亚。1882年，遇见热衷洋务运动的汉学家马建忠（现韩国国旗没计者）。两人畅谈三天三夜，他决定回祖国。1885年，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当幕僚，同时开始学习儒学为主的汉学，很快又成为知名的汉学家。1893年，他首倡组建“自强学堂”，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清朝灭亡之前，他到外交部任“侍郎”，赐予他“文科进士”身份。1914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逊帝溥仪接见了他，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荣耀的事。之后他去日本讲学几年，回国后在1928年，当局委任他当山东大学校长，没等上任，他就病故了。在他故去后，溥仪还赐给他葬银，送了题写“含谟吐忠”旌旗。他一生忠于清朝，清朝也没亏待他。 中国钱塘江潮，举世闻名。酣畅淋漓的潮水呈现出各种花样。我站在高处观潮，看到潮水气势磅礴，看到弄潮儿各种姿态，的却令人眼花缭乱，进而对弄潮儿有一种敬意。细想，人们观潮都会有联想、感悟，更多的人会想到历史。清朝末年，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大潮，如同钱塘大潮一样涤荡华夏。许多外国传教士、商人、学者来到中国；中国许多人到外国留洋，把学到的思想理念带回，在中国近代史中上演了各种各样的钱塘潮。有的逆潮流而动，被潮水淹没；有的左顾右盼犹豫不决，出尽洋相；有的则顺应潮流，举起潮旗，一路向前。当然，对敢于下场的弄潮儿，无论结局如何，我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敬意。在腐朽的清王朝走向覆灭之际，有一股“一线潮”对我国冲击巨大，就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作传到中国，在中国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思想大潮。在大潮面前，弄潮儿们的感受、领悟不同。我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对列·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救人救世”“照耀千古”，认为“托尔斯泰生暴俄之下，扬博爱赤旗，为真理人道”而“搏战”，具有“百折不挠”精神，进而听到社会主义呐喊。而梁启超等人，则从中看到民主主义思想。辜鸿铭作为弄潮儿也曾下场，从列·托尔斯泰思想中的“悔罪”“拯救灵魂”，道德修养中的“兼爱”等思想，得到共鸣，如获至宝，尽兴表演。为此，他把自己写的《日俄战争中的道德原因》和翻译孔子的《中庸》，邮寄给列·托尔斯泰，托翁也有回信。从他留学时与莎士比亚、歌德的神交，作为卡莱尔门徒对他思想的信仰，到与当代列·托尔斯泰、泰戈尔交往之中，可以看出辜鸿铭的思想十分活跃，属于赶潮流者。同时，他也有对自己思想、理念的坚守。他虽然热爱祖国，但是因为对旧王朝的坚守，而对大潮认知不同，表现出来就是怪异、悖逆、甚至可笑，这是他悲剧人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天赋神圣，所以成年男子要“束发”。历史上，曹操骑的马受惊践踏麦田，按曹操刚颁布的法令当斩，曹操拔剑要自刎，众人劝阻，曹操割掉头发代替首级，可见中国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但是，清朝崛起将男子剃掉前面的头发，后面留辫子，变成政治符号，一下子影响到全国，影响到全世界。最开始，李自成起义大军攻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率明军主力向东退守九门口。双方在九门口发生激战，而清朝多尔衮率十万铁骑从锦州赶来待机。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受伤，吴三桂九门口一部失守，双方僵持不下，吴三桂“宁降外邦、不予家奴”，向多尔衮请降，联合打击李自成。多尔衮答应并要求吴三桂立即“削发明示”，欲使吴三桂无法反悔。随后清军入关，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从此，留辫子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辜鸿铭十三岁被送到欧洲学习时，父亲让他祭祖，一再叮咛他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而他自己则把辫子作为不忘祖国的象征，因为他面部轮廓和蓝眼睛与欧洲人无异，只因辫子经常受辱。但是，年轻情窦初开时，他也冲动过。当时，一个金发碧眼女郎，夸赞他乌黑的辫子，他一激动竞把辫子剪下来送给女郎。所以，他的照片中也有没留辫子的。当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始为清朝服务，张之洞曾告诫他要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所以，他留辫子是在明志，表明他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清王朝覆灭，革命党人掀起一个剪辫子运动，把辫子视为奴隶的象征。当时北京大街上，专门有人剪辫子。有人欣然前往，剪掉后兴高采烈；有人被剪掉后失声痛哭，如丧考妣。这时，辜鸿铭一直蛰伏在家，不敢出门。好在时间不长，剪辫子之风过去，人们不再注意这件事。让人吃惊的是，北大一位教授，留着一条辫子登上讲台，而为他拉黄包车的车夫，就留着一条辫子，他家仆人刘二也有辫子。顿时，这一独特风景成为人们的谈资。而辜鸿铭，好像腰板儿更直了，感到很“拉风”。 当时，辜鸿铭的辫子成为一个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过文章。有人说这表明他“尊王大义”的政治立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标新立异等等。现今再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他当时是想表达一种政治立场。但是，这种政治立场并不是十分强烈，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一首挽歌。其心情与当年扬州八怪很相似，属于“领新标异二月花”（郑板桥语）。1920年，同样留辫子的张勋（就是那个搞复辟帝王的“辫帅”）过生日，辜鸿铭送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本是苏东坡的诗句，辜鸿铭用在这里，其含义令人费解。当时，胡适问他：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两个辫子啦，可是擎雨盖又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说：“自然是大帽子啦”，意指清朝官帽顶戴。由此可见，他对清王朝的留恋，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另一种场合，他说：“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他对北大学生说过，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许多人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所以我理解，让祖国强大，为祖国昔日强大唱赞歌，为这种强大辩护、抗争，更是他的本意。翻看辜鸿铭文章，了解其人其事，给人的感觉是他对人、对事、乃至于对这个世界，一直都是挺拧巴，一直是在反潮流，浑身上下长满逆鳞。在欧洲留学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高楼大厦、工业生产和眼花缭乱的城市，他很兴奋，对他很有吸引力，他像海绵一样兼收并蓄，拼命地学习。当他学习了莎士比亚、歌德之后，开始对社会深层问题有了思考。特别是爱丁堡大学一代宗师、他的导师卡莱尔现实主义思想，对他影响极大，人们称他是卡莱尔门徒。卡莱尔现实主义哲学，对资产阶级庸俗、卑鄙、无聊的生活情趣，对社会贫富悬殊、人性异化的社会现象，对拜金主义和僵化机械哲学的泛滥，都给予无情批判。这些思想深入到辜鸿铭骨子里，才使他有那些奇怪表现。 1921年英国大文豪威廉·毛姆到中国，写纸条约见辜鸿铭。对于毛姆没有礼貌的约见，他根本就不搭理。毛姆很奇怪，因为当时别人求见毛姆很难。后来，毛姆知道了原因，道歉、重新写帖子、并亲自到辜鸿铭家去拜访。他毫不客气地说毛姆不懂礼貌，缺乏应有教养，所以才不理睬。现在你道歉了，我欢迎你来。紧接着，他对洗耳恭听的毛姆和西方世界“数落”一番：“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掉很长久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会射得一样准的时候，你们的优点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当我读到他的这段话，一种敬意油然而生。一百年前他的这段话，至今依然那么深刻，那么精准，那么无情，那么犀利，那么解气！这就是他的傲骨！当然，我们也应当全面理解辜鸿铭的思想，他说上述那些话，主要是反对“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文明利器这点”，他本意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与我们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理念相一致。辜鸿铭凭自己的智慧，能言善辩，留下一些逸事，表露出他诙谐的傲气。他刚到英国上学时，按着在家的习俗，给祖先牌位供祭品，定期祭祖。房东问他，你这些贡品，你祖先什么时候吃呢？他马上回答说，就在你们祖先出来闻花香的时候！房东哑口无言，又暗暗称奇。 有一次，在德国火车上，他买了一张报纸，报童递给他时，是倒着的，他也不正过来，就看起来。对面两个日耳曼小伙子，看到他留个辫子感到可笑，又看到他把报纸拿倒了，还装模作样在看，就鄙视地议论起来。开始，他像没听见一样没搭理他们，他们也放肆起来，认为他不懂德语。没想到，他突然与两个人搭茬，说德语太简单了，根本不用正着看，接着对报纸上的内容议论一番。弄得两个日耳曼小伙子目瞪口呆，慌忙溜走。有一次，他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酒会，同桌一位贵妇人，觉得他挺可笑，故意拿捏“洋泾浜”英语，一字一顿地问他，这酒好喝吗？他微笑不答，贵妇人认为他不懂英语。没想到过一会儿，酒会主持人宣布请他演讲，他用标准、优雅的英语发表主旨演讲。回到座位后，他也用“洋泾浜”英语一字一顿问那位女士，“我讲得还好吗？”那人满脸通红，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有一次，美国几位女权主义者，抨击他一夫多妻制，他有口难辩，招架不住，就把茶壶摆在中间，四周摆四个茶杯，问那些人，你能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吗？众人语塞，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满意地快速撤出战场。这件事，后来成为他为一夫多妻制辩护的经典，可见他对自己的理念不遗余力地坚守。其实，关于这个话题，辜鸿铭不仅有“茶壶理论”，还有“气筒理论”。有一次，一位德国太太与他辩论，他突然问德国人，你的汽车有几个轮子？德国人说四个。他又问你备几个打气筒呢？他再次获胜。 有一天，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休息室，进来一位趾高气扬的洋教授，看到戴瓜皮帽、留辫子、戴墨镜的他，便问校役他是谁？之后，还走到跟前像看怪物一样看他，他礼貌地问洋人姓名，教什么课。当他知道洋人教西洋文学，马上改用拉丁语说话。洋人听不懂，大囧，这时他用眼睛从墨镜外乜斜看着洋人说：“你教西洋文学，怎么对拉丁语如此隔膜？”辜鸿铭的傲气，那是有资本的。辜鸿铭的语言天赋惊人。有一次，张之洞接待来访的俄罗斯王储和希腊王子，一路上他们都讲法语，也带有翻译。张之洞带两名高官接待，由辜鸿铭当翻译。当中方介绍两名高官的官职时，王储翻译翻不明白，辜鸿铭当场解围。为了怕别人知道，王储和王子私下用俄语商量，没想到辜鸿铭能听懂，当时就给予回答，让王储大吃一惊。当知道他精通九种语言，王储说“各国无此异才”，临别时赠送给他一块刻有王冠的金表。在北京西方的一位主教“鄂方智”，看了辜鸿铭的英文文章说：“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美。”当年，他刚给张之洞当幕僚时，没有汉学知识，别人不愿意理他。但是，张之洞对他帮助、影响最大。张之洞，晚清名臣，从清流派转为洋务派，他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必须坚守“通经”“崇体”“明纲”再“致用”。所以，辜鸿铭先从“通经”学起。通经重点是儒学，他学习汉学十分艰难，非常刻苦，不认识汉字、不会发音，更不懂含义。而许多学究对这个“洋人”不屑一顾，除了张之洞有时给予指点外，他主要依靠字典学习。一次，有一位大臣、学者要见张之洞。在等待时，辜鸿铭就向那人讲自己的理解。可那人只是听，问他也不答话。最后那人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说的你不懂，等你把这些书都读懂了再说吧。这件事刺激了辜鸿铭，他没日没夜地疯狂读书。他读书不是简单地通读，确实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不久，那位大臣又过来，辜鸿铭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让那位大臣随便抽出那本书考他，大臣大吃一惊。就这样，辜鸿铭成为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汉学家。在与别人交谈时，对儒学引经据典，张口就来。他在著作中深刻指出，孔孟儒学到宋代出现程朱理学后，其含义明显趋窄。他这种认识，不仅表明他真读懂了儒学，还指出了风行于宋、元、明、清的程朱理学致命缺点。他的这个认识，具有里程碑意义。所以，他写《春秋大义》，不仅是给外国人看，也是给中国人看，有正本清源意义。 在西学东进时，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必然的。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儒学翻译成外文，向西方介绍。可是，辜鸿铭看到后很不满意，认为他们的译作，更多地只是讲到儒学字面意思，远没有表达出儒学精华。于是，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著作，成为西方人阅读的经典。 当时，对翻译作品尚未总结出“信、达、雅”的标准，而辜鸿铭译作，明显具有开创性。他一改传教士按字面意思翻译的做法，在许多地方改为“意译”，这样才能深刻表达儒学的哲理性、厚重性，意味无穷，更有中国味。显然，这与他深厚的儒学功底有关。比如，他把《中庸》翻译为《人生的准则和宇宙秩序》。当然，他的“意译”也有过犹不及之处。比如，他把“孝”翻译为“好儿子”或“好儿子的责任”。再如，他把孔子的学生“颜回”等人，翻译成基督圣徒“彼得”之类，显然不妥，至今没有流行。但是，他的探索精神令人称道。在具体翻译用词上，他的“咬文嚼字”，明显体现出他的爱国思想。他在张之洞幕府审稿时，看到过去一直把中国货翻译成“native（土货）”改为“Chnese（中国货）”，而且第一个字母要用大写，这从骨子里表现出中国人一直屹立着。 在西学东进时，中国形成一股崇洋媚外歪风，辜鸿铭常常给予棒喝。他在对外交往中，对外国人哪怕是名人在称呼上欠礼貌，都当即反驳，使其难堪，马上道歉。张之洞开办汉阳兵工厂，曾请盛怀宣帮助推荐一位内行的洋人当监督，盛怀宣推荐了一个英国人。那人来工作一段，辜鸿铭发现他根本就是外行，是滥竽充数来挣高薪的假专家，就给打发走了。张之洞一听，虽然没发火，但也愁没人干事。辜鸿铭马上拿出一封信说，他物色了一个他的老同学、在德国克鲁伯兵工厂任监督，是科班出身的专家。而且还说：“我国不办兵工厂便罢，要办就非请到这等人才来不可。哪能单凭金发碧眼便以为他高人一等，被他唬了。盛大人办洋务，最擅于拿洋人做招牌，不管阿猫阿狗约翰彼得大卫亨利，通通可以拿来唬人，唬朝廷。”其实，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类事，不也比比皆是吗？对内也是一样，比如学者冯友兰，讲述过在开学典礼上，辜鸿铭驳斥当时从日本引来的时髦语“改良”，说：中国有从良一词，现在的“改良”，你已经“良”了，还往哪改？难道要改“良”为“娼”吗？弄得台上台下前仰后合，哄笑一片。好在，现在用的“改良”，已经赋予了新的内涵。 《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一篇文章的两个名称。一个是中国的文言文，一个是中国的白话文；一个很传统、有古意、内涵深远，一个很通俗、有时代感，很时髦、含义直白；一个是在中国发表时的题目，一个是用英文发表时的题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用心良苦。191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春秋大义》，这是他的代表作。他回顾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明确指出，人类文明不是建了多少大城市，有多少宏伟建筑物，能制造多少华丽艺术品，有多少精密的工具和仪器乃至学院，而是有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灵魂。 他认为，物质生活水平，可以适当地被看作是文明的条件，但是不是文明本身。而文明的核心和评判标准是道德修养。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这一现实，他公开说中国文明较西方文明成熟，中国文明像已经建好的房子，基础牢靠。而西方文明像正在建设中的房子，基础有待于巩固。他从人治与法治、君主与民主、王道与霸道等方面，对中国与西方政治做比较。认为理性民主政治，就是拥戴有德的君主政治。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儒学与西方宗教理念，认为中国儒教是高超的。他的儒学是中国“道德宗教”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认为儒学成为儒教。他对中国儒学介绍、论述之后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能够发现一种温和平静、庄重老成的神态，正像在一块冶炼的金属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真正的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不足都受到温良之性的削弱和补救。他说，温良，或叫做温文而雅，是中国人之美妙。他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淳朴，在此基础上升华为灵魂。 他对儒学有深刻认识后，一生都为之坚守、辩护、抗争，矢志不渝。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旅游，在武昌正好赶上辜鸿铭英文《论语》出版，辜鸿铭送给他一本。当时，伊藤博文说：“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辜鸿铭一听，当时就火了，反驳道：“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令伊藤博文哑口无言。就是这个伊藤博文，在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发动甲午海战，对俄国发动对马海战，吞并朝鲜。他于1909年，在现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被朝鲜义士毙命。有一次，辜鸿铭参加一位洋人举办的聚会，当时只有他一位华人，大家就推举他坐在首位。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有什么好处？他不失时机地宣讲道，刚才诸位都推让不坐首席，这就是孔子之教。进而发挥说：“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若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大家听了，感慨良久。他不遗余力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坚守和宣传春秋大义精神，让人尊敬之外，还让人感到十分可爱。 自从西学东进以来，一些浅薄无知的西方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知识贫乏，近于荒漠。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极力诋毁我们，称我们没有信仰，文化低劣，企图用他们的思想，演化我们的后代。重要的是，我们内部也有一些浅薄之人，盲目崇拜西洋。也有一些内奸式人物，从“右”或“左”的两个方面，摇旗呐喊鼓噪，策应别有用心者。他们有一个说辞，就是中国没有宗教，本意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也就是没有文化，否定中国文明。其实，不信仰基督教，不等于没有宗教，而宗教也不代表整个文化和文明。在这个问题上，辜鸿铭从世界的角度，明确回应了西方歪理，给予了正面回答，据理抗争，精神可嘉。中国文明有据可考，有盘古时的混沌生万物，燧人氏的拜火等等，到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就有文字可考。中国宗教与哲学相伴生，道学从黄帝、老子、庄子到汉代，演变为道教。而儒学从西周到孔子、孟子到汉代独尊，形成一种信仰。到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兴盛起来。到唐朝白居易《三教论》，把儒学作为宗教与佛教相比较。所以，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和信仰，是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所体现。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早已深入人心。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从世界的视角，从与欧洲文明的比较中，进行深刻阐述。他认为文明核心和评判标准是道德。文明根本问题是产生什么样的人，看中国人的精神，要看中国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中国人、什么样的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他说欧洲希伯来文明，教授欧洲人“义”的知识，古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基督教教人“爱人”等等，但是都有偏颇。而中国文明精髓是孔子“四书五经”中的“义、礼”。他举例说，在中国住长了的外国人，会越发喜欢中国，因为中国人有爱心；中国人的同情心和心灵的记忆，是用心而不是用脑；中国人的心是温文尔雅、礼貌的赤子之心，这是永葆青春的不朽民族魂。他讲，中国儒家哲学和伦理是成体系的，是一以贯之、深入人心的，他不是西方人理解的宗教，但是作为一种信仰，他的力量远大于宗教。他讲，正是由于有了儒学，中国才有了统一的国家观念，“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他说，孔子在《春秋》中，提出以德治国理念，事实上把政治变成宗教，这是“君子之道”“君子之法”，是中华民族大宪章。他还讲，孔子君子之道，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都是公开讲述的，但又“存乎于心”，理解、行动起来千差万别，而其“人生指南”，就是《中庸》。他讲中国语言对中国精神形成起到的作用，其中就有用诗表达哲学思想和道理。 辜鸿铭的文章，不仅在宣传中国精神时，让欧洲人耳目一新，而且还有更深的含义。正像当时《法兰克福报》评论那样：“辜鸿铭是欧美工业化主义和军国主义有礼貌、但又尖锐的批判者。”纵观辜鸿铭一生，无论是初出茅庐在欧洲留学，还是在清廷当差，乃至教书先生、学者，在他涉猎的所有领域，他都是出类拔萃。无论是正面的事情，还是反面的事情，他都能做到极致，让人惊诧不已，引起轰动。在外国人面前，无论是求学青年，还是清廷外交官，抑或是学者，他都挺直腰板，一身正气有傲骨。留学时，他学业之精、之速、之广，让外国人刮目相看。他英语、德语、法语等等之地道，让英国学者认为与文豪无异，而他对已经不再流行的拉丁语的精通，让人目瞪口呆。他可以当面斥责外国高官、传教士的无礼、野蛮；也当面数落外国文豪，怒斥资本主义的丑恶。就是在与外国女权主义者辩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时，他在理屈词穷时，也摆上一个茶壶四个茶杯，发出诘难，趁对方一时语塞，以胜利者姿态逃跑。总之，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清廷官吏的幕僚，或者清廷的侍郎，乃至清廷覆灭后的遗老，他对清廷的忠诚，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最典型的就是那条辫子，他直把它带到棺材里。他在名著《尊王篇》里，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为之斗争一生。他不仅在慈禧太后在世时，歌颂“王太后”，在慈禧太后故去后，也充当慈禧“律师”，为她的名节辩护。在清朝灭亡十多年后，他还以被逊帝溥仪接见为荣。他死后清逊帝赐给他“含谟吐忠”的旌旗，也算是从一而终。 但是，以此就认为辜鸿铭是铁杆保皇党，那就错了。1902年慈禧太后过生日时，辜鸿铭所在的湖广总督府张灯结彩，大摆宴席进行庆祝，席间还反复演奏颂扬西太后的《爱国歌》。当时，辜鸿铭反感说“铺张扬厉、费资巨万”，还质疑说，怎么没听到唱《爱民歌》？当即有人戏言：君何不试着编一首唱唱看。辜当即高声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当场众人愕然。其实，他还有更厉害的“反诗”，是在当时《苏报》上刊登的寿联：“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北海，何日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剩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七十更割辽东地，廿余省版图渐蹙，预期万寿疆无。”这是他真实心境的表露。只是清廷已经风雨飘摇，无力再追究这样的民意。其实，辜鸿铭自己明确说：“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是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标志的忠诚。”所以，必须全面、客观、冷静地看他的思想。
当时在北京城售票看节目，梅兰芳的京剧票价最贵，为1.2元。而辜鸿铭写完《春秋大义》，进行演讲时，一次收费2元，还一票难求。要知道，当时别人发表演说，不收费都没几个人听，他做到了惊世骇俗。当时外国银行员工薪资就是十几元，可是辜鸿铭去应聘，一张口就要六千大洋，把银行官员吓了一跳，但是请示总部，总部竟然答应了，说是他值这个价位。他是敢想敢干之人。 作为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大染缸里出来的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辜鸿铭其实也是劣根之人，他爱逛青楼，嗜赌如命，挥金如土，颐指气使等等。更让人无语的是，他居然理直气壮为之辩护。他的茶壶理论为一夫多妻制辩护，国内外都闻名。他还认为“三寸金莲”是国粹，为“廷杖”等酷刑写文章，明目张胆地辩护。他对自己的歪理邪说，也是从一而终。从这一点看，他也是“坦白”到极致。合上辜鸿铭的书，再想他的一生，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望着夜空，河汉星光灿烂，突然有一颗流星划过——啊！这不就是辜鸿铭吗？！历史已经走过一百年了，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辜鸿铭，知道的也大多是奇闻逸事，还有他惊世骇俗的辫子。其实，辜鸿铭来过这个世界，他为灿烂的河汉贡献过光芒，虽然只是匆匆一闪，但是他尽力了。 如今，我们再来读辜鸿铭的书，了解他的人生，除了对他的学识感到敬佩，对他的怪异感到捧腹，还有其他意义吗？我感到最令人深思的是，我们面对的世界、社会和人物，都是立体的、多姿多彩的、有血有肉活蹦乱跳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绝不能公式化、机械化，不能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不是白就是黑。特别是对人的认识，一定要多角度，多时空，多层次，客观公正地看。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辜鸿铭身上，能看到社会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他是一位绝佳典型、模特，而且有棱有角，特征鲜明。他是人生的教科书。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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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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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战军，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后被选调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师、军参谋，军营职参谋，军副处长，团副政委、师后勤部政委。任战士期间，在东北“八三工程”总结表彰大会上，代表沈阳军区参战部队讲用发言。转业至哈尔滨市政府工作期间，荣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单位十多次奖励，获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其中1990年黑龙江省政府记大功奖励，1992年哈尔滨市政府分别给予记大功、记功奖励，1996年获评黑龙江省先进工作者，1998年哈尔滨市政府授予特等奖。职任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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