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璃：“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
萧瑀回答说“（隋文帝）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举止合乎礼节，不怕辛苦，思行善政。每次上朝处理政务，有时要忙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值宿守卫，传送晚饭来吃，他性情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
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性格过于明察，但内心并不能辨明臣子（用人不准）。心里糊涂就不能通达彻见，性格过于明察就对事情容易多疑。
他又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来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经常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即使劳神费力，也不能全都处理得合情合理。
朝中的大臣全知道他有不信任下属的想法，也不敢直率说话，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遵奉顺从罢了。
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因为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一定应该根据情况而变动，事情都交付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稳妥方便了，才可以上奏皇上，下令天下执行。
怎能在一日处理如此多的重要事务，凭一个人的思虑就独断专行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处理合理确实好，那些处理不合理的又能怎么办呢？日积月累，甚至好多年，背离常理的事情很多以后，国家能不灭亡吗？
哪如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
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
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珠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瑀谢不及。
六月戊申（二十八日），皇上与侍臣们讨论周朝、秦朝统治时间长短的话题。
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和六国无罪，秦始皇灭掉了它们。周和秦取得天下虽相同，但人心向背不同。”
皇上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取得天下后，加强修行仁义，秦取得天下后，更加崇尚诡诈暴力，这正是它们统治时间长短不同的原因。这大概就是夺取天下或许可以通过抗争得到，然而治理天下就不能不顺应民心的缘故。”
萧瑀敬谢表示不如皇上想得深远。
【我的感悟】
通过这两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故事得知，唐太宗真明君也。
唐太宗问萧瑀，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萧瑀就说隋文帝不怕辛苦，勤于政务，经常和大臣一起忙到日头偏西，一起用晚饭。萧瑀只看到隋文帝很忙就以为他能够励精图治。
唐太宗却不以为然，一句道破隋文帝这样勤勉的根本，主要是因为隋文帝多疑，不相信臣下，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隋文帝的臣子们也知道皇上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会向隋文帝犯颜直谏，而只是顺着隋文帝的意思去处理政务，没有自己的主见。
唐太宗说：“天下之大，事情之多，皇上怎么能事事亲躬呢？这样就是独断专行，而且一个人总有考虑不周的时候，十件事就会有五件事处理的不够合理。日积月累，就会有很多事处理不当，就会酿成大祸。这就是隋朝灭亡的原因。”
唐太宗把政务交给宰相和百官处理，自己只是了解结果处理的如何就行了。太宗能够广开言路，尊重臣子们的意见，任何时候都不独断专行，充分发挥百官的聪明才智，所以就有了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
在讨论周朝和秦朝统治时间长短时，萧瑀看到了人心向背。周朝得民心，所以能灭了商纣，周朝的统治有800年之久；秦朝灭周和六国不得民心，所以二世即亡。
唐太宗就说萧瑀知其一不知其二。萧瑀看到了民心向背，看到了周朝和秦朝如何得天下，没有看到他们在得天下之后做了什么。
唐太宗说：“周朝得天下之后，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得天下之后，更加崇尚诡诈暴力，这才是他们统治时间长短的根本原因。在马背上夺天下，但不能骑在马背上治理天下。治理天下就要顺应民心。能顺应民心的君王才能长久地拥有天下。”
唐太宗的一番高论，萧瑀也自愧不如，承认自己见识短浅，看问题不够深刻，看不到根本。
同样，通过这两个小故事，我们也能知道唐朝为什么会那么繁荣昌盛，那么强大，统治时间那么久，都是与唐太宗的英明领导离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