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 根
□周荣池
我们迷恋纸张。落在纸上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依据。把事物记录在纸上，就是用一种符号锁定某种情绪。日后我们不用记得太多实物，有那些虚实相生的符号，芜杂的日常就有了头绪。现在人们有了更多先进的方法，将原本虚拟的符号变得无尽虚幻，反而让人去寻思过去的办法。
某年在江南遇见许多墓碑，它们卧在地上成为一条道路。那上面驻留的名讳和书法就像江南的花朵，有一片水土独有的气息。天南海北与古往今来中，会有很多人就在墓碑上走散了，就像一张张冰凉的票根，躺倒成失落的方向。这也无有太多悲伤可言，人们始终就在生死交替的路途。今天的脚步踩踏的是过去的道路，过去的票根也可能是今世的证据。那些似乎还能听到呼吸的符号，让石头成为一种坚固的证据，生长成深藏悲欢离合的风景。
我们常常要去远方看风景。眼前与自己常常幻化成风景本身。没有人可以看清自己的肉身与心底。人们愿意奔赴远方，用物欲掺杂在光阴之中，去寻找见证自己正误与得失的风景。远方的草木和面孔可能来自故乡的村庄，也可能来自更加遥远陌生的土地。离开自己的村庄的人，愿意相信这些陌生的地点会有最熟悉的确证。一只鸟也会从村庄出发，它把热情和种子带到其它地方，长出另一个无以逃脱的故乡。
进入一处新的风景需要一道手续，这样你才有回头路可以走。验票的人把票根还给你，就是祝福人们顺利返程——所要抵达的地方其实只是你的出发之地。如果你愿意逃脱入口的检查，那么就可能找不到出口。就像一只鸟如果不衔着家乡的种子，它就会有再不能回家的险境。当然，不能回去的只是那或许怨恨了一生的故地，人也可以认贼作父地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发芽生长，把墓碑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留下一张不再显示出任何依据的票根。江河、森林或者高山，以及人们生造出来的许多风景，其实只是寻找回家之路的出口。如果你不把入场券抓紧，从此也就只能无家可归。
我们可以忘记一处处风景，但一定要留下那些卑微的票根。它寓意着一道风景在你心里结束了，也证明了它曾经见证你关心的那些是是非非的生长。不是钱财换取了一个凭证，是它证明了曾经走过的脚步。大地不会轻易留下人的踪迹，他们所有的力气都是用来忘记过去以及你的到来。所以只有那张薄薄的票根可能成为你到此一游后的落寞。你还可以去更遥远陌生的地方，掩饰之前走过的所有道路，但插在行李里的票根，就像打在你记忆深处的印章。除此之外远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除了不断在走散，人不会收获任何自以为是的欲念，这都不如一张旧票可靠。
票根越来越多，积攒在家中的抽屉里。有时候需要和外人或者晚辈吹嘘一下过往曾经，它们可能成为一种提纲，也是一把带着密码的钥匙。那些印在票上面的风景依然在生长，虽然你的抽屉并没有提供阳光雨露。你不用担心被离开的风景会有忧伤或者险情，它们没有等待过你的到来，也不会对你记忆的抽屉有任何的期待。只有你自己，在意那些风景的票根，对自己讲完那些于外人并不重要的故事。这是你的风雨兼程或者喜怒哀乐，是你一直盼望在他乡找到故乡的一点微薄证据。
一起来去的还有那些没有登程就已问归期的车票。你一定是在出发之前对归程最有期待，却没有仔细问过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发？从村口到城市的路口是那么遥远，人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为的竟然仍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成语。因为他们知道再遥远的地方，都无法安放自己思念故土的墓碑。千百年漫漶不清的墓志铭上，也一定刻着可能怨恨一生的籍贯。出生地便是那一张紧紧攥着的票根。马车、船舶、汽车、火车以及更加迅猛的办法，只是让人离开时更加心有余悸。人走得越远，就会把票根抓得更紧，让它变形在自己胆战心惊的手汗里，这样才能残余一些老家的温度。当你举目无亲或者身陷绝境时，一定想着把最后的一点财产和精力换一张回家的车票，回到那个你出发时就已经想好的目的地。票根只是见证了人们的漂泊，它也在时时刻刻地提醒你回家的路径和期限。
许多年后，再去看那些被印刷得方方正正的地名，是那般的虚无和落寞。风景区的门票被打上了从此不再重逢的洞孔，证实着远方的陌生和失落——人和风景之间无非是一场冷漠的交易。车票上的箭头似乎有明确的方向，但被检票员撕掉副票之后，正票其实也是一场虚无。它们有些可能被归纳到永世不再见光的账册里，有些被遗忘在早就清洗干净的衣服里，蜷缩成一个带着香味的谜团。也不要指望安心妥当的收藏有什么深意，它不能证实什么山高水远或者风雨兼程。人们心里明白所有目的地都是出发之处，一切誓言和勇气不过是在尘世里自导自演的一场短剧。
票是一段旅行的根据，但所有的根都会糜烂。长在泥土里的草木，终究会因为向往天空而被泥土抛弃。会飞的鸟儿带着草木私奔的行径也非常可笑。它们自以为能飞离大地，但到了南方才明白，向北才是回家的路途。被抛弃的种子在他乡思念故土，最终也只是空长成一堆迟早颓废的风景。它们是在向往中丢了最重要的票根。
我总觉得自己对城市来说仍是外人。作为一个来自村庄的孩子，担心市井无以扎下我们野蛮的根。城里的生活充满各种缝隙。这就是市井的生机。偶见的野草都是长在水泥砖缝之中的。这显然不合乡下人如土地般密实的心意，他们学不会那种谨小慎微或斤斤计较的活法。但因为已经拿到进城的种种票证，我只有畏缩地伪装自己逃离的经历，用衣冠楚楚掩饰自己慌乱而潦草的过去。服饰也像是一种入场券，人们往往只看重外表的“尸皮”。以貌取人是市井生活的基本办法。
我喜欢往古旧的老街深处跑。县城的老街有南北之分。北头街多是手工业者，南大街住的多是士绅。日后看来，子孙已经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又都长成了黑白灰的色调和表情。所有的古老都是这种沉着的面色，洗去了铅华和浮躁，安安静静地与时光厮守。古老的东西更有耐性，它们反而比新生的事物更牢靠而不易消失。这些是我在北门大街上周旋时，想到的一些道理。我那时候太喜欢去“三中队”了。对于这里的名字我也是道听途说的，更不敢多问二中队或者一中队在哪里。如果冒昧一问，就会露出我的无知和胆怯。农村的孩子就是这样，不去询问也并非深知，而是不能让人觉察无知。三中队是个大杂院。院子里一切都是破旧的，包括从朽木窗户外面斜射进天井的阳光。
有力夫躺在门前板车上睡觉。板车倚着破旧的墙，像是依靠着某种虚无。他们竟然一早就酣睡起来，呼噜声中有明确的酒味。板车正好安放得下他们的身形。他们即便是醒着，也多是无所事事的。可能睡着了，就与世界彼此少许多的尴尬。我以为他们在这种地方躲着，和我的逃避是一种共同的畏缩心理在作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三中队竟有一个很文气的名字的：搬运社。难怪他们的慵懒里有一种傲慢。在进天井中通道边的墙壁上，有一种很深色彩所刷的标语：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这样的院落里显得无比贴心。引我来的人在院子里喊了一嗓子，不一会儿走出一个看门模样的人来，身后拖着煤炉上散出来的烟。我只能叫他看门的而不是保安，因为这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东西是需要保卫的。在这里看门可能更解决了他的住处和生计问题，是屋子帮助了这些人。那人招呼家人一样叫带我来的人“大冬子”。这种名字说明了他冬月生日的秘密，但听起来又像有“大冬瓜”的有趣意思。大冬瓜是这里老旧到小众的俚语，一般人不知道有憨厚笨拙意思。就像三中队的房舍非常破败简陋，但其实也能看出其间藏着许多实在的细节。我在他们抽烟攀谈的时候，独自一个人上了楼梯。我在村里的时候没有上过楼梯——自己家当然没有，又不敢去登别人家的楼梯。到了城里，好像楼梯更与我无关。但因眼见那些朽坏的木楼梯无人问津，我觉得自己贸然的登临对它或许是一件幸事。我突然有一种运河边的码头被天子登临的幻觉。那处御码头离三中队并不远，据说因为被皇帝登过，神圣到连蚊子都不生。上楼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天井四围屋舍的高度和落寞。当然对于这里人而言，一切早就已经司空见惯。那次之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这当然也并非完全是为了什么高雅。我因此得了钞票而补足城市食堂的饭票才真可喜。城市生活中也不是所有事都是需要钞票的，但由此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更可靠。然而钞票是无根的，它并不会永远属于某个人，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依据。尽管人们非常地依赖——人总是热衷于依赖一些并不能形成根据的事情。我后来好久再也没有去过三中队。我觉得既然为它写了些自以为是的文字，就应该很懂得一切了。我们是容易忽视熟悉的人或者事的。我再次经过三中队的时候，它的门庭竟然被修整得气派起来。看门的人穿上了正经的服装，成了真正的寓意某种制度的保安。他竟然还努力地说起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以示自己的威严。原来这里修缮过之后，要买票才能进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曾无比穷困的地方，何以突然有了鸡犬升天的表情，而又向市井乡邻们板起面孔了？
我所不知道的是，三中队正是因为穷困，才保住了被隐没的显赫家史。这里原来竟然是本城最大的一处当铺。时间真是狠心，后人传说得神采飞扬的一个地方，竟然不过一百年的时间就险些被忘干净。因为三中队这样的搬运社是个穷单位，所以没有钱拆建改造房子，才保住了这一段古老的光阴。按照后来人的传说，它是和珅的旧产。反正屋舍古旧得有气无力，任由后人说书一样抒情和表达。这些戏词一样的说法，竟然让马世杰那位真正的主人黯然失色，可见天下的虚名多了去了。三中队确是一间当铺，曾是靠着当票来去，养育光阴的地方。可以遥想当年居高临下的管事，接过来仰望者手中的物件，傲慢而冷漠地叫一声：破皮袄一件！随后，就是一张签了字的当票和散碎银两出来，就像夹杂灰尘阳光漫过脸庞，有深切的令人屈辱的气息。
我仔细看过那些后来成为古董的当票。其上的笔画就像帖上字一般行云流水。并不仅仅因为那些签字为了保守某种秘密或作为独特的记号，是因为富与贫之间有一种隔膜的心理。那些笔锋之间，深藏着对生活的判决甚至杀伐。许多保存下来的当票，往往是饱含着辛酸的死当。也许之前当了的钱银，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又或许是换作了盘缠背井离乡，又或是认命地藏在角落里，无法再兑回任何希望。直到当铺也关了门，一切都被遗忘，却有一张票，签了字，画过押，又盖上章，却不能成为可以保障永恒的根据。三中队成为收票的景点之后，我就很少再去了。我知道里面收藏了许多当票很珍贵甚至难得一见，但并不及当初破败的样子令人神往。后来被揭示的事实，多少有些辛酸的意思。就像它门口挂的那幅冷漠的对联：人生本是典来去，世事如何当东西——这说的又像是三中队那些力夫的人生境况。他们只有一把子力气来典当东西，来去却是连作为凭据的票都没有的。
我在城里生活得稍有些自信之后，才胆敢去城南打听二中队的消息。二中队的身世经历，竟然和三中队颇有些相似——都是力夫所在的搬运社，也因为穷困保留了破败的房子。最后少见多怪的子孙们一拍大腿记起来：原来是尘封的一段老故事。这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有老生常谈的意思。可生活往往大多都是这样平庸的。二中队的屋子原来是驿站，它不像是三中队典当东西，而是守着大运河侍候南来北上流水一般的官商行旅。官家的驿站，交接靠的是文书。文书也算是一种票据，比如传送紧急公文或抓人的火票。票是不长腿的，便是十万火急也长不了腿。急的是人，人才是火急火燎的票，典当抵押出去的是流水一样的光阴。流水和路道都是帮凶，如果它们不明确地指示出方向和办法，世界上或许没有那么多着急的事。亭、驿及至今天的快递小哥像是迫切的逗号，把起点和终点联系又分割开来，成为相互追逐又背叛的一个个节点。它们之间的联系，凭靠有形或无形的各种票证。运河流到二中队所在的城市，将一切来来往往的事实都在此做了一个总结，人们干脆就称这座城池为邮。邮亭、驿站、奔马、信使，一切都是为了信守于票上的某种根据。后来人们又将其抽象得更美妙，成为一枚色彩斑斓的邮票。当然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抵挡住光阴的侵蚀。这些作为信用、速度和期待的邮票，最后成为邮册里的纪念。一些实用的东西被代替或者取消了，只留下一些花花绿绿的抒情。这就像许多人依旧在写文章，他们会许多精美的词语和巧妙的修辞，但一切已经没有任何事实或实意可言。这也像二中队或者三中队的房子，被修得典雅精致后，就不再有什么实际的内容。连拉板车者身上的蛮力都失去了。
一切变得失真与令人迷惑。我这个外来者没有搞得清楚来龙去脉，也更不可能为它们留下任何有用的证词。我为此在白纸上写下的黑字，就像无数黑白灰的古老表情，是我一个乡下人无痛呻吟的修辞。好在我本不属于这里，我心里珍重的依旧是自己过去破旧的日子，至少也是我刚离开村庄时的样子——那些时刻是我的世界中一处顽固的界址。
我记得被攥在二叔手里的票，充满了十足的权威性。其时乡里的大剧院刚刚建成不久。外墙的马赛克瓷砖每一块都有傲慢的神情。它们像是从城里下嫁到乡村，特意穿着裙子的城市姑娘，在周边破旧的屋舍中显得鹤立鸡群。因此，站在一座乡镇电影院门口检票的人就显得威风凛凛。他很有可能不懂得今天的演出到底有什么深刻的意义，甚至不能全部读懂票面上所有的文字。但他高高在上地站在人群的顶端，并且以一人之力与众人对峙，甚至家人原本亲切的关系一下子也变得生疏而庄严。
他把守门口逐一检查着人们手上攥着的入场券。这是种软薄的一指宽的纸票，上面打着蓝色的号码。他看看票果断地撕掉一半——似乎只有他亲手撕才能生效。那些印刷好的文字并不神秘，那是一些固定的位置，像是被设定的生活使人生厌。那些打码器打上去的数字，那些标志着日期、场次的蓝字码也是一种限制，更像是一道命令。这种命令让人们感到崇敬与兴奋，让人看到了庄重和希望。只有押上那蓝色的字码，这张票才能生效，才能入场，落座，从而一知半解地大笑或者鼓掌。就像是一串炮仗，把春天炸响了。撕票的人已经麻木，但他不改脸上的威严。被撕掉的半边票成了废纸飘在一级级的台阶上，成为人们被踩在脚下的羞愧脸色。比如我们是没有票的，但指望二叔能远远地给我们一个脸色让我们进去，可是他挥着手说：“走开去，走开去，没有票天王老子也不让去。”
我觉得他的这些话并没有具体的对象，只是一种修辞。后来当戏曲即将开场的时候，检票人突然打开了权力的闸口，可这时候只有地上纷飞的断票。没有对象的权利是空虚的，就像没有实质的抒情令人失落。他们的本意并非限制而在排序。但在二叔手上的票根里，产生了许多威严和权利。从那些茫然而迫切的面色来看，人们是愿意相信的。
后来我被放行进去，并不是得到了什么便利。我没有票——但并非一定要票，有些限制是人为设定的。那次看了部时间漫长的戏，袋子里为数不多的瓜子早就吃完了，落在地上的壳，像人们并不真懂的唏嘘。我那时候就明白，与村里人看不懂戏一样，人们也不明白那些抓着票根的表演。
但他们并不想恨二叔和票。或者说，他们即使有怨恨，却更愿意表达出某种向往。比如说，他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你日后要做了这样的人，靠着脑筋吃饭。”这样的人，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办法。起先他们这样选一个人来主事——把豆子丢在表达同意的碗前。豆子成了一个有主意的人，又可以掩饰俗套的表情。后来有人发来选民证，上面有写好的名字。父亲端详着这张红纸，并不能说出上面具体的道理。但他们心里是明白的，并不会人云亦云地去划票，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上亦蕴含着无尽的生机。
生活并不总是如人意，可恰恰少部分的不安才实证着光明。生活必须感念这种附着在一张几乎虚拟的票据上的生长力量。困难可能正是解决问题的机遇。彼时像二叔这样的人，其实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一切必须面临某种坚强的对抗，就像稻麦要面临恶劣的天象，才能有更多的机遇。人们可能就是大雪中的麦苗，或者酷暑中灌浆的稻子，在煎熬中拿到了季节所给的票据。它们从入场到收场都有某种遵循，是一种深情的演出。困难就像是有奇效的肥料，或者也是土地上所有演出的入场券。没有这种实有的物质和虚浮的能力，人们难以成为主角甚至无以成为观众。
其实，一切又都难在一张饭票。碗里的丰歉暗示着办法的多少。这是村庄从土地上演算出来的逻辑。
听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凭票生活。我在别人家见过这些票。它们都由一种庄重的字体印刷而成，才几十年竟然就有了一种古老的面目。人们那时候需要它，又急着摆脱其限制。票就是一种计划。农民的计划是按照天时来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人们经常会暴躁。但票证面目森严，它管不了太多的意见。二叔从大队部将那些戏票领回来，虽然都由他亲手分给社员，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分配计划。每一张票都有它的归宿，人们十分珍惜这种机会。它可能寓意着悲欢，甚至左右着冷暖或生死，比如说饭票。到了我们使用饭票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计划，而是一种指代。我们把粮食和菜金交给食堂，换成一把票放在口袋里。这样一段日子就有了保障。每天数着这些饭票应付日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它所形成的寓意生动而实惠。
作者简介
▲周荣池|
制作：陈瑶 张亮
审校：吴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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