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一所重点高中的心理自救 。
▲“钉上窗户”“在高楼上值守”“建立心理监测机制”
▲“划定责任”“平衡高考与生命安全”（老实说，看到还得平衡高考我就已经想骂了，孩子都快自杀了，高不高考重要吗？）
“但我们困惑的是，连续4年来，走向极端的学生反而是平时监测不到的孩子。有一类甚至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不想破坏在老师和同学心中上进的形象，就在各种检测中把真实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正常参加活动，给人感觉很开朗，直到在我们看来一件小小的事，比如一次考试失利，班主任的一次提醒，就引发一些极端状况。”
那么，为什么学生宁愿沉默地离世也不选择求助呢？这就和学校稀巴烂的心理援助（或者更准确来说是“心理监测”）机制有关。
一、学校心理健康监测机制，本质是推卸责任机制
“心理监测”不是我发明的词，是各级各类学校在面对“涉及心理问题学生”这类工作使用的词———包括《人物》那篇文章也是如此。
“监测”，监控、测量义，所以关于学校涉及心理问题学生的大方向，这个词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学生心理出现异常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校只负责监控、测量，不负责关怀、陪伴。
几乎所有学校心理监测工作也是如此流程：新生入学，做心理健康量表，测量结果异常的需转介给学校专业心理老师甚至本地精神卫生中心；平时，需要老师（主要是班主任）对学生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每学年或每学期再来一次“心理健康量表初筛→发现问题学生→转介”的流程。
这套流程设计的思路非常巧妙：把学生当成要过筛的什么东西，一遍遍、一轮轮过，“有问题”的剔除出去，“没有问题”的才是成品。
心理上的动态具有主观性，被测者也可伪造结果。因此，这套机制是否有效，也要打个问号：
在中学及大学，目前通用手段是组织学生统一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相关平台，自主做量表。目前心理筛查领域用的量表名目并不多，广泛使用的主要为九十项症状清单（SCL-90）、汉密顿抑郁量表这些。
靠老师日常观察进行监测，其实更不靠谱：老师一句“不想学习找理由”“矫情”估计就能堵死一切可能。
不过，整个系统其实不在乎这些，做这一切最大的目的就是免责。当学生真的出事后，他们就会拿出之前的所谓“过程性材料”，然后无奈地表示“我什么都做了，学生出事没有我的责任”。
大人也可以代入一下，如果你老板定时来问候一句“病了吗，病了就快撤，别死在公司里”，作为打工人的你是什么感受呢？
二、对学生而言，不求助只有“心情不好”一个问题，求助了就有无数个问题
知乎上有一个很火爆的问题：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
下面的回答非常精彩，大多数患病学生遇到的无非是被学校劝休学劝退，被劝走读，被看住，被按时找谈话，被找家长。学生感到的只有“被拒绝”“被当什么垃圾处理掉”，只感到“学校不过希望我赶快滚”。所以也在劝其他犹豫是否让学校知道的网友“别说”。
文首引用《人物》文章里的学校已经算好的，没有不顾一切劝退有心理困惑的学生，但是，文章中也出现这样一段话：
当有心理困惑乃至确诊心理疾病的学生被学校当作“不稳定因素”对待后，他们，还想求助吗？
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根源在于环境压根没把他们当人来看。许多学生从小就是争分的机器，是考试工具，是家长的面子，是老师的业绩。当学生觉得自己作为“人”的属性并未被尊重时，心理困惑及心理崩塌，就此产生。
所以，理想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就是忘掉“心理健康教育”这件事。把人当人看，用常识办事。
何谓常识？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福柯《疯癫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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