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配合长安区贾里村棚改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建设范围内所涉及的遗址、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1240座，灰坑2295座，其他134处（沟64条、窑址27座、井43眼），涉及年代自西汉早期至清代晚期，出土文物近4000件组。
该项目位于长安区神禾原北部最大村落——贾里村，项目占地面积超400亩，由四大块方形区域组成，整体呈田字形。地缘北邻神禾二路，西邻常顺街，西距名刹香积寺约2.5公里。此处为神禾原北麓坡地，整体由东北向西南缓降，立足于此，可北望长安城，南瞻秦岭山脉。东北坡顶多集中西汉墓葬，中部多为唐代墓葬，西南多为东汉墓葬，遗址中南部集中为宋金时期灰坑。
· 主要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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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葬
汉代墓葬中，在其中20座墓葬中发现有陶璧随葬现象，多者达六件，少者仅一件。在清理墓葬过程中，发现其均分布于棺周，排列有序，以随葬六件陶璧墓为例，一般为棺前一件，左右各两件，棺尾一件。同时发现一件悬于淤土之上，疑似跌落所致。所以通过其现场分布状态，结合各墓葬出土情况，初步得出陶璧为此处汉代居民装饰棺椁之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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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葬
发现盛唐玄宗董贵妃之亲族董氏家族墓，出土八方石刻墓志，确认该墓地以董彻墓（M1812）为祖茔，至少存在祖孙四代人，由南向北，从祖至孙，逐辈排列。通过对该家族墓群的发掘有如下主要收获：
1.董彻，亡于690年，葬于691年正月，其墓为砖室墓，损毁极其严重，出土大量唐三彩，与目前已知关中发现最早的李晦墓（689年）唐三彩，时间最接近，为研究关中早期唐三彩提供了大量材料。
2.家族墓范围内共出土5件高足錾刻银杯，3件发现于董氏家族纪年墓。这在我国唐代考古中尚属首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高足银杯，为研究唐代高足银杯提供了稀有的纪年标本。
出土高足杯
3.重孙董韶容为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妻，结合史料及志载知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廿日，张九龄被贬，远赴荆州，董氏郁疾，于同月廿六日病故长安。董韶容墓（M235）的发现，为解读张九龄晚年诗作提供了新的解读背景。
M235出土器物
4.发现吴王李恪重孙女李锷墓葬（M888），据志载李锷嫁入董氏，因其夫董君之姐为董贵妃，遂承皇恩李董俩人结为夫妻。也是因此墓志，确认该董氏为董贵妃之亲族，为国戚。
另发现唐代“安定乌支族”梁氏家族墓地，由三座带天井斜坡墓道砖室墓组成，呈品字形分布，南部西侧为父梁幹与陈氏、马氏夫人合葬墓（M701），南部东侧为夫人冯宝墓（M702），北部为子梁郎与夫人房氏合葬墓（M762）。冯宝为书法名家冯承素之女，志中对冯承素书法赞誉有加，有“字冠兰台”之说，这为研究冯成素及其书《兰亭序》之神龙本提供了新的佐证。梁幹墓出土青石马、青石俑、汉白玉俑等石制陪葬品，其石俑形象均为胡人，冯宝墓亦出土青石马、青石俑、汉白玉俑等石制陪葬品，青石俑形象为胡人牵马，汉白玉俑为女性立姿，朱唇装饰。其中一件赤发朱唇汉白玉石俑，初步推测其为黠戛斯人，与乾陵石人像左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结匐肤莫贺咄为同族（头部、面部破损），这一完整黠戛斯人人物形象的发现，尚属首次。石马虽高仅有40余厘米，但做工精细，与乾陵石马颇为相似。而梁郎墓中未见石制器物，主要出土为唐三彩釉陶器，其中部分唐三彩着蓝釉。
M701出土器物
M702出土器物
M762出土器物
宋金时期，发现有地道、井，灰坑、窖藏等遗迹，在H1618中发现钧瓷19件，初步推测其年代不会晚于金代正隆年间。
宋金钧窑瓷器
本次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长安城南神禾原历史时期遗存，对研究相关时期地域变化、葬俗、生活均提供了重要材料，且董氏家族墓出土墓志可补充唐代部分政治历史，为研究唐玄宗晚年社会、政治及相关决策影响提供佐证，黠戛斯人物形象汉白玉石俑，为研究乾陵坚昆石人人物形象及黠戛斯人物相关特点、生活习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