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

约公元前145年塞人发动的第一轮冲击并未对王国造成致命打击。塞人在并非毁灭性地蹂躏了首都阿伊·哈努姆之后，就南下“罽宾”即希腊文献所称的（Kophen）河，今喀布尔河流域了。但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人的侵入，终结了王国的君主政体，此后涌现的仍带有末代国王海利奥克莱斯一世头像和名字的钱币均系新来的游牧人工艺糙劣的仿制币。不过当时大月氏人直接占据的王国领土，恐怕只有索格狄亚那南部。张骞报告说他们“居妫水北”。“妫水”即古希腊人所称的（Oxos），巴克特里亚语的（〈原始伊朗语Waxš­），今阿姆河。据希腊地理学家记载，它是索格狄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线。

《大宛列传》所记录的张骞报告其实已经说明了大月氏入侵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政治局面：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从中可见，大月氏人对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发动了攻击，但只是迫使其臣服而已，并未直接占领和统治。张骞的报告所披露的处在大月氏霸权之下的巴克特里亚的政治状况是：大夏“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张骞或许有些误解，以为巴克特里亚原本就缺乏国王，其实这是两年前才发生的政治变动。来自有着不同政治传统国度的张骞，恐怕也不甚了解希腊化王国当中包含众多希腊城邦式自治城市的政治架构：“城邑置小长”正是希腊世界和希腊化世界由来已久的城邦或自治城市自身设置首脑和军政官员的传统体制，同时也不排除有的城市还驻有国王任命的被称为或的总督。张骞在巴克特里亚见到的政治景观其实是，虽然希腊人的国王已不复存在，各城市里希腊人和希腊化人口的基层自治政治并未受到触动，若干城市中原有的希腊驻军也依然驻扎，尽管战斗力大不如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国王没了，王国都城作为全境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仍未丧失，否则张骞就不会识别出它是首都了。这种不仅幸存下来而且生机不减的城邦政治传统，也为这里发达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框架和保障。持续的繁荣支撑了众多的人口。

张骞报告的大夏都城，《史记》称“蓝市城”，《汉书》写作“监氏城”，这种异文给识别它是哪座城市带来了困难。一种常见的主张认为它是巴克特拉，理由是斯泰法诺斯（s.v.）曾提到过一座“位于巴克特拉地区”（）的亚历山大里亚，而“蓝市”和“监氏”被视为译自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地名（Alexandreia）的一部分。但“蓝”和“监”的­m韵尾在该地名中找不到对应音素。除斯泰法诺斯外，希腊文献从未见将巴克特拉直接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想必日常口语中也难以听到这种说法，张骞听说的概率恐怕更小。巴克特拉的确自王国建立后很长时间都是首都，但考古发掘表明，约公元前171年首都迁到了阿伊·哈努姆。约公元前145年阿伊·哈努姆被毁后首都是否又迁回了巴克特拉，其实大可怀疑。

还有学者将“蓝市/监氏”作为胡尔姆的地名Khulm的完美对音来看待。他们以“蓝”可换作“监”为理由，认定两字当时还都是复辅音，音同或音近，可拟作和[*klam]，但忘了还有“市”或“氏”字无音可对。并且有证据表明，两汉已无复辅音。东汉支谶翻译佛经时把la和ram均译作“蓝”，说明“蓝”字已非复辅音。“楼兰”是西汉就有的对其自称Krorayina的汉译，“兰”（蘭）字对应的是-­rayin，说明它已不再读作[*klan]，而是读作[*lan]了。鉴于语音是系统变化的，两例均无复辅音，足以证明复辅音作为一种音位在两汉已不存在。“监”取代“蓝”，并非由于音同，只会是传讹。此外，胡尔姆在波斯帝国时期的阿拉米语文献中被记载为（Khulmi），但不见于希腊语文献，更谈不上它有作为王都的记录。

既然与复辅音无涉，张骞时代的“蓝市”拟音为应与实际距离不大。据此，我们判定“蓝市城”应为对德拉普萨卡的地名形式之一（Rhepsa）的译写。德拉普萨卡之名在希腊语文献中有Δ（Drapsaka）、Δ（Darapsa）、（Adrapsa）、Δ（Drepsa）、（Rhepsa）多种拼法，在苏尔赫·科塔尔发现的贵霜帝国迦腻色伽时期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中被称为Λραφο（Lrafo）。由于原始伊朗语的*dr变成lr在巴克特里亚语里是一个富有特色的音变，并有证据证实巴克特里亚语也有fš变为f的现象，联系该地名的希腊语各种拼法，可推知相应的巴克特里亚语地名（来自古伊朗语drafša­“旗帜”）应经历过一个*Δ（*Drafšo）>*（*Lrafšo）>Λραφο（Lrafo）的音变过程。希腊语（Rhepsa）应是对巴克特里亚语*（Lrafšo）的转写，两者也最有可能是张骞到达时德拉普萨卡地名的流行形式，而张骞采用了颇为精准的译名“蓝市”转写了它们。

文献也不乏证据。托勒密《地理学》称德拉普萨卡为即“首都德莱普萨（又称莱普萨）”（6.12.6），称巴克特拉为即“王都巴克特拉”（6.11.9），两者称谓如出一辙。不过，托勒密把德拉普萨卡和马拉坎达（即撒马尔罕）位置弄颠倒了，纠错后“首都莱普萨卡”几乎紧随“王都巴克特拉”、优克拉提狄亚（/Eukratidia）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的城市名单当中。我们有理由判定它们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不同时期的首都：优克拉提狄亚虽无“王都”、“首都”之类的修饰语，但它本身就是以推翻狄奥多托斯王朝的新国王优克拉提戴斯一世的名字（/Eukratides）命名的。

巴克特拉是最早的首都。考古显示，阿伊·哈努姆正是约公元前171年优克拉提戴斯一世建立新王朝后的都城优克拉提狄亚。约公元前145年阿伊·哈努姆遭受破坏，之后王宫地层中出土的一块银锭上的铭文所用的未知文字，与伊塞克湖地区库尔干墓葬（公元前4－3世纪或更早）中出土的银碗上的铭文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这最有可能是塞王部落率领南下洗劫阿伊·哈努姆的塞人留下的，他们被大月氏人排挤出了自己原来的故乡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地区。那么，情急之下，希腊人的国王去了哪里？这时的国王又是谁？答案为：还是优克拉提戴斯一世。但在王宫遭受蹂躏的时刻，他应该没在宫中，而是在远征印度。从查士丁为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所作的概要（41.6.4）中得知，他曾被印度—希腊国王戴麦特里奥斯二世围困5个月，仅剩300守军，但经不懈突围，击退了6000敌人，最后“令印度落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可以想见，正是在这期间，他得知了阿伊·哈努姆陷落的消息，于是在脱身之后赶紧返回巴克特里亚。

查士丁的概要（41.6.5）讲到优克拉提戴斯一世返回时还在路上就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掉了，这个儿子之前已被他任命为“副王”（socius regni）。弑父者还驾车轧过父王的血并下令将亡父抛尸于野，不得埋葬。这个儿子是谁？查士丁没说。最有可能是柏拉图，其钱币反常地打有太阳神驾车的画面和EΠIΦANOYΣ“显赫者”称号。弑父地点很可能就在德拉普萨卡。当年亚历山大从印度翻越兴都库什山后到达的第一个巴克特里亚城市就是德拉普萨卡，优克拉提戴斯由印度返回翻山后即遭不测的地点也不会离这里太远。根据斯特拉波（15.2.10）的描述可以判定德拉普萨卡应在今昆都士。它是距离阿伊·哈努姆最近的一个战略要地。阿伊·哈努姆陷落以后，它无疑构成了优克拉提戴斯一世的儿子们和统治圈子最近便的转移地和理想的据守反攻基地，以及更糟糕情况下向印度撤离的通道入口。相反，巴克特拉或者胡尔姆都太靠西，无论对于撤退还是准备反攻都太远，况且跑到那里等于是直接放弃了中部地区，阿伊·哈努姆很靠东。德拉普萨卡处于两个旧都之间且很靠近阿伊·哈努姆，因而也最有资格成为王国落日余晖中的新都。张骞到达这里的时刻，末代国王海利奥克莱斯一世虽已离世，但希腊人口、城市的自治政治和希腊语依然未受触动。

再说大宛。一笔带过的“过宛”两字，暗示了逃亡的大月氏人只是途径大宛即费尔干纳而已，并未在那里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也不可能触及当地原有的政治运行。也正因如此，张骞才能看到大夏和大宛“同俗”：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对两地如出一辙的描述，足以令我们看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两个虽受大月氏武力影响有别但均未落入大月氏政权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在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上的一致性：众多城市均未遭受攻击和破坏，其“同俗”即相同的城市自治的政治习俗一如既往，人口自然也繁盛如前。

同大夏一样，大宛的首都依然存在，甚至它还有“王”。这个“王”显然是王国在该地区的总督。《汉书·西域传》说大宛“王治贵山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均无此记载，却均三次提到“贰师城”，分别两三次提到“宛城”，从描述上看，两者都像首都。并且，三个名称给人三座城的感觉。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书谈到了“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天子既好宛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被派去伐大宛以取善马的李广利也因此被封为“贰师将军”。这让人感到大宛的“善马”和王均在贰师城中。之后的上下文又给人以善马和王均在宛城的印象：“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

这些情况表明，贵山城、贰师城、宛城大概率是同一座城，且应是希腊人统治费尔干纳的中心（Alexandreia Eskhate），即“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该城是亚历山大在摧毁包括居鲁士城在内的波斯帝国的7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居鲁士城”之名保留了下来。在希腊语中它有（Kyropolis）、（Kyra）、（Kyreskhata）等形式，其中字面意思看起来是“最远的居鲁士城”，它也被希腊人描述为最远的一座波斯城市。其实这是一个“通俗词源学”化的地名，其当地伊朗语形式应是*Kuruškatha或*Kuruškand等，意即“居鲁士城”。“贵山”（或[*ki]）无疑是其汉语音译。“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塔那伊斯（/Tanaïs）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或）。原本是希腊人对顿河的称呼，这里被移植用作锡尔河的名称，尽管希腊语里还有另一个源自当地语言的锡尔河河名（Iaxartes）。在对中亚和印度地理的认知方面，希腊人有移植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地名的传统，这种移植通常源于误解和类比的掺杂。大家一直困惑究竟为哪座城市之名的“贰师”，最有可能就是由这座亚历山大里亚城边的塔那伊斯河之名的（­naïs）部分译来。据公元1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帝国拉丁历史学家库尔提优斯·鲁福斯（7.6.27）报道，一直到他的时代，亚历山大安置在这座亚历山大里亚城里的人口的后代还因长久保持着对亚历山大的记忆而没有丧失自身认同和群体消亡。可想而知，张骞时代，他们的希腊性十足。张骞到访的无疑是一座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希腊语的城市。

费尔干纳和巴克特里亚并不相连，现在又没了将两地统摄在一起的国王，大月氏还占据了中间的索格狄亚那，张骞把他们与大月氏并列理解为三个国家自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夏”和“大宛”分别由哪种语言的哪个国名或地名或族称译写而来？有意思的是，两个国名均有学者提出译自“吐火罗”，该族称的希腊语（Tokharoi）是持此种意见的学者最经常用以比对的词形。如果两者都由“吐火罗”译来，那就颇为匪夷所思：张骞为什么要采用两种不同的字眼来转写同一名称呢？如果再加上下面会看到的，大月氏人也是吐火罗人，那么三个地方都是吐火罗了，但张骞却给了它们以不同的名号，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多人只主张“大夏”由“吐火罗”译来，还举出《新唐书·西域传》里“大夏即吐火罗也”作为佐证，但从上下文看，这句完全是将古今地名在地理位置上勘同而已，并不涉及语音。《新唐书·西域传》另一句说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也能构成我们这一判断的佐证。“大夏”与Tokharoi“吐火罗”对音也谈不上尽善尽美，主要障碍是处于上古音尾声阶段的张骞时代的“大”字很可能还有入声韵尾，可拟作[*dat]或[*das]，这就比“吐火罗”一名的首音节To­多出来了无法对应的过剩音素，尽管不少学者关于“夏”字上古音的若干复杂的构拟意见，例如看起来倒是与-­kharoi部分尚能适应。

语音姑且可做让步，可若从历史角度检验，主张“大夏”即“吐火罗”的意见更显得不合逻辑。关于吐火罗人与巴克特里亚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来自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和查士丁通过摘录缩写所保存的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斯特拉波著作抄本的11.8.2（史源当为稍晚于司马迁的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历史学家阿尔忒弥塔的阿波罗多罗斯的记载）谈到了“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入侵游牧族群有。学界关于是否有抄写讹误以及他们是哪一族群有着长期的争论。我们认为将订正为这一校勘意见最为合理，它建立在比对其他文献抄本的同类抄讹现象和比对庞培·特罗古斯关于入侵族群记载的基础上。在这种意见看来，古代没有小写字母，只用大写字母书写，单词之间也不留空格，在当时抄本上就会被写成ΑCΙΟΙΗΑCΙΑΝΟΙ，而错误就在于首先把Η（“或，即”）抄成了Π，因为二者字形容易混淆，这样，这句短语就被抄成了ΑCΙΟΙΠΑCΙΑΝΟΙ。之后的抄工发现ΑCΙΟΙ和ΠΑCΙΑΝΟΙ两个族称之间缺乏连词不合语法，以为是抄漏了，于是会很自然地补上ΚΑΙ（“和”），因为ΠΑCΙΑΝΟΙ和后面两个族称彼此之间都是用ΚΑΙ连接的，最后这句短语就被抄成了ΑCΙΟΙΚΑΙΠΑCΙΑΝΟΙ。而现代印刷版本采用小写分单词的书写体例就会把这句写作。这种错误认定和对致错过程的解释不无道理。在古代文献传抄过程中，Η容易被误抄为Π。例如《波伊廷格地图》12.2上的地名Europos，Pascara应该是地图绘制者在把希腊语地名翻译成拉丁语时，错把Η认成了Π，由于Π转写为P，再加上别的抄写和转写错误，从而把翻译成了Europos，Pascara（正确翻译应是Europos vel Arsacia）。

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第41卷提要讲到的“占领了巴克特拉和索格狄亚那”的入侵族群是Saraucae et Asiani。Asiani正是的拉丁语形式。而上述订正后的形式“意即，即”。通过对Saraucae与之间的互勘，又可以将两者分别校正为和Sacaraucae。而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第42卷提要Reges Tocharorum Asiani interitusque Saraucarum（应订正为Sacaraucarum）也提到了Tochari这支族群，他们即希腊语所说的。该提要还说Asiani是Tochari的王。这样，斯特拉波的希腊语记载与其同时代人庞培·特罗古斯的拉丁语记载，在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都有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也与中国史书的记载达成了一致：和Sacaraucae即“塞王”，、、和Asiani即“月氏”。从庞培·特罗古斯的记载来看，月氏应是吐火罗人的王族部落，正如同希罗多德所记的“王族斯基泰人”是斯基泰人的王族部落一样，而古代中国文献也有用王室名号作为国名称呼他国的做法，例如称帕提亚王国为“安息”。经过这一系列勘同之后，上引庞培·特罗古斯第42卷提要整句则可译为“吐火罗人的月氏诸王，以及塞王的溃败”。这仅有的两个词组极为简短，但足以吸引我们想象这部原书已佚的拉丁史书这一卷的内容是否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记载相吻合，后者讲到：“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班固撰写《汉书》的时代，大月氏人已经越过阿姆河向更南地区扩张了，并且分裂成了几个翕侯政权。《史记》不见翕侯的记载，能见到的只是统一王权下的大月氏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除了照搬《史记》既有的记载外，还新增了关于诸翕侯的记载。前后史书记载的差异也反映了大月氏进一步蚕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基层政权的扩张进程：大月氏“徙大夏地”不会早于《史记》所记最晚事件甚或司马迁离世即公元前1世纪早期。斯特拉波和查士丁都将塞人和大月氏写在一起，说他们“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和“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那”，这显然是一种略去历史过程而概述历史结果的写法，与《史记》《汉书》的说法并不矛盾。

从以上重建的历史来看，张骞到达的时候，大月氏人即吐火罗人还没有直接占领巴克特里亚，在索格狄亚那南部也只是刚站稳脚跟一两年，他们的族称怎么可能成为阿姆河另一边的巴克特里亚的新国名或新地名呢？如果这样，历史就将变得太不可思议了！同样，费尔干纳也不可能由于他们仅仅路过一下就被用其族称来重新命名。因此，我们有足够把握断言：“大夏”不可能译自“吐火罗”，“大宛”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