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利：日本古代贡举对唐制的模仿与分解

贡举，是继汉代察举制和魏晋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系统选官制度，宋以后多称科举。作为一项统治者选择统治者的“以贤选贤”制度，它更好地解决了在选拔过程中选择谁和如何选的问题，所以后来居上。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始建进士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诏废止，科举制整整走过了1300年的历史。它不仅与中国的每一位读书人息息相关，还影响到越南、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并启示了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有力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关于日本古代是否实行过贡举制度，过去曾有部分学者表示怀疑，近年来，通过久木幸男、桃裕行、高名士、李卓、肖瑞峰、刘海峰等中日学者的不懈努力，学界已基本取得一致观点：在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确一度通过贡举进行选士、叙位和授官。

日本古代贡举考试共六科：明经、秀才、进士、明法、医、针。后两者属专门考试，暂置不论，其余四科均需对策。奇怪的是，同样重在选拔文词之士的进士科，唐朝有三场考试，即帖经、试诗赋和试策，日本却只考其中试策一场。对策文纵然也要求文采，但与诗赋终究是不同的文体。若仅凭对策即可及第授官，平安人为何对汉诗创作孜孜不倦？从唐朝运回的大量唐人诗集与诗格、诗法类著作，又为何大受欢迎？诗歌创作与对策文的写作之间，与贡举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当前关于日本贡举的研究，除继续论证其存在之外，也开始从考试制度与考试内容等角度将其与同时代的唐代贡举进行对比。如高明士和李卓通过应试者身份的比较，认为唐代贡举具有平民色彩，而日本贡举存在严重贵族化倾向，将平民屏蔽在制度设计之外，由此导致了它的衰亡。崔晓则基于贡举制度在中日两国实施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认为该制度因不适应日本社会发展，从而退出历史舞台。针对考试内容本身，有王晓平、孙士超的对策文研究，在系统整理奈良、平安时代对策文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经史典籍与类书对日本对策文产生重要影响。有些学者虽然关注到考试内容的不同，却仅限于试策多寡。李宇玲首次将文章生试与唐代进士科考试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在试题与诗体上均颇为相似。惜没有对文章生试与贡举策试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本文尝试理清文章生试、策试、叙位授官之间，以及它们与唐代进士科帖经、诗赋试、策试三场考试之间的关系，进而比较两国贡举制的异同。

一、日本贡举对唐代进士科的模仿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随着第一批遣隋使的到来，中断了近一个世纪的中日交往重新开启。此后一批批的遣隋使、遣唐使及随行的学问僧、留学生陆续到来，学成归国后，他们将在大唐所学应用于“大化改新”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其中包括唐代逐渐定型的贡举制度。

（一）唐代进士科考试的定型

开科取士虽在隋代就已开始，但制度并不完善，进入唐代之后方成定制。关于唐代的贡举科目，《新唐书·选举志》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

如此众多的科目，不免有些纷乱，这还仅是“常选”（不含制举）。事实上，明法、明字、明算等属专门考试，应试者较少，“秀才科”在初唐以后不再开科，“道举”仅盛于玄宗一朝，“童子科”也时断时续。真正稳定且有较大影响的是明经科与进士科，又以进士科最受士人推崇。

唐代初年，秀才、明经、进士均为单科考试，都只试策。至高宗调露二年（680），根据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明经、进士两科同时增加一场考试——帖经，而秀才科已不再开科。次年，进士又加试杂文。这样，进士科帖经、杂文、试策的三场考试基本确立，并成为定制。其中杂文一场，最初文体较“杂”，含箴、铭、论、表等应用文体，开元年间诗、赋也成为其中之一，至天宝年间，开始“专用诗赋”，所谓“诗赋取士”也从此时真正开始。随着诗赋地位的逐渐提高，中唐以后，试赋考试从原来的第二场调整为第一场，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进士科三场考试一般在每年正月前后集中进行，大多二月或三月发榜。三场考试，每场定去留，也即只有通过前一场者才有资格参加下一场，两场考试之间一般相隔十天以内，最快可于次日进行。三场考试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从开考到发榜，最多不超过两个月。

（二）日本贡举制的创设

隋亡唐兴之后，日本使团继续到来。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第一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此后日本先后任命遣唐使20次（实际成行16次）。他们不仅看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也看到了贡举制度的优越。“大化改新”中的日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像唐朝一样强盛的律令制国家，如何选拔官吏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遣唐使带回了唐朝基本成熟的贡举制，提供了现成的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并将其写进《大宝令》和《养老令》。关于贡举，《养老令·考课令》（757年颁行）载：

凡秀才，试方略策二条。……凡明经，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选》上秩七帖，《尔雅》三帖。

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成的《唐六典》卷二规定：

其秀才试方略策五条……其明经各试所习业……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试杂文两首，策时务策五条。

从中可明显看出对唐代贡举制的模仿，并将其简易化——秀才科方略策由唐制的五条减为二条，进士科时务策也从五条减为二条，同时取消帖经与“杂文两首”，改考《文选》《尔雅》。

从后来的实施情况看，日本秀才科独盛，而唐朝则是进士科最受欢迎，秀才科在初唐以后不再开科，名存实亡。所以就试策而言，日本秀才科只设试策一场，且所试内容为方略策，这无疑是唐秀才科的缩小版。如此，日本士人当用力于对策文的写作，以求及第。然而，事实却是自奈良朝至平安朝，日本朝野上下一直对汉诗推崇备至，既有君臣游宴之时的频频汉诗唱和，更有汉诗文集《怀风藻》《凌云集》《都氏文集》《菅家文草》等创作实绩。梳理平安士人传记可知，他们自年少开始辛苦备考的主要是汉诗，而非对策文。既如此，《养老令》中为何却不见诗赋考试的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日本贡举将唐进士科的诗赋考试与唐秀才科方略策考试进行了糅合，能够参加试策的举子们在此之前都已通过另一场以汉诗为主要内容的考试——“文章生试”，所以无需再次考察诗赋创作。那么，这两场考试之间有何关系？

二、文章生试与叙位授官

与唐代贡举不同，日本所有应试者均为式部省大学寮与地方国学的学生，无“怀牒自进”者。也即只有先成为大学寮与国学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贡举。自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设立文章科，基本形成学校教育与贡举考试的对应，即明经生考明经科，明法生考明法科，文章生考秀才科与进士科。最初，文章科并不受重视，“白丁”“杂任”等非贵族子弟也可入学。后来日本社会与唐朝一样推崇文词之士，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文章科学习，而文章科仅有20个名额，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朝廷首先提升了入学的身份要求，仅限三位以上“良家子弟”入学；其次提升了能力要求，对入学者进行水平考试，通过者方可成为文章生，也即所谓“文章生试”。

（一）承担诗赋考试的文章生试

关于文章生试的考试时间与内容，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的太政官符称：“今须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覆试。”可知，至少在此前已经采用这一方式选拔文章生，考试由大学寮主持，主要检查“诗或赋”的创作能力。927年，藤原时平受命编撰的《延喜式》（式部省上）亦明确规定：“凡补文章生者，试诗赋取丁第已上。”事实上，由于赋的创作难度远大于诗，文章生一般只试诗而不试赋，所以迄今并未发现文章生试作赋的记录，这也是与唐进士科的不同之处。文章生试主要考诗赋这一点，也可从许多及第者的成长经历中获悉。他们大多自幼开始在师长指导下学习汉诗创作。如菅原道真在父亲菅原是善和老师岛田忠臣的指导下，11岁就能赋诗，故能18岁奉试补文章生。大江匡衡，“七岁始读书，九岁赋诗，受学于祖维时。”大江时栋，“四岁始读书，八岁通史汉，十一赋诗。”藤原关雄，“少属文，天长初奉文章试及第。”还有橘广相，“幼而有文藻，九岁许升殿，乃赋诗曰……长而博学，贞观中补文章生。”

在具体考试方式上，从《经国集》中现存省试诗来看，除限定句数外，还限定诗题与用韵，如嵯峨天皇弘仁年间，文室真室、石川越智人《五言奉试咏三（以帷为韵）》，山田古嗣《五言奉试赋秋雨（宫殿名限天韵）》。淳和天皇天长年间，春澄善绳《奉试赋挑灯杖（七言十韵仍以挑灯杖为韵）》。可知，无论试题还是诗体都以唐进士科考试为模本，只是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评判时会在声律上网开一面。

这场新增加的试赋考试，就加试本身而言当源于唐制。如前所述，唐初的秀才、明经、进士均为单科考试，只试策，至高宗时根据刘思立的建议，进士科先增加一场帖经，次年，又加试杂文（试赋）。至于选择诗赋作为考试内容，其模仿的痕迹则更为明显了。

文章生入学之后，式部省“覆试”，选出“艺业优长”的文章得业生两名，给予衣食等物质奖励。文章得业生实行递补制，一般是在有空缺名额的情况下才会从文章生中进行选拔，有时即便有缺额也会连续几年都没有递补。因为这些得业生将有机会参加后来的秀才科、进士科考试，所以后来渐被称为“秀才生”“秀才”“俊士”。这一点也与唐代相类似，“进士”一般指称那些将要应试却还没有及第的举子，而及第以后则称为“前进士”。至天长四年（827），太政官依据都腹赤的建议，取消这些名号，仍称“文章得业生”，理由是“立号虽异，课试斯同。徒增节目，无益政途”；同时取消身份限制，因为“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然而，这仅是律令层面的改革，实际情况却是人们继续使用已经习惯了的称谓，而普通子弟也依然无法进入文章科学习，因为文章生试的存在。

（二）文章生试的独立性与叙位、授官

唐代举子通过诗赋后，还必须通过帖经和试策方能及第，但日本文章生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所有通过者都会参加试策。首先，从制度设计上看，20名文章生中只有两名得业生有资格参加对策，显然设计者并不打算主要依靠试策来选士，否则都应参加。事实上，这些文章生既没有一直等待成为得业生参加对策，也没有终生“白丁”，而是先后任官各处。

其次，许多士人在对策及第前，就已授官。如藤原在衡，“（延喜）十二年省试，寻为文章生，十七年出身为伊豫备前掾，明年对策登科，为少内记藏人。”可以看出藤原在衡在其参加省试（文章生试）的当年就成为了文章生，五年后成为伊豫备前掾，而他却迟至次年方“对策登科”。类似的还有春澄善绳，“天长之初，奉试及第，被补俊士（即文章得业生）。四年，为常陆少目。……七年，对策，词义甚高。式部省评处之丙第。”又如橘广相，“贞观中补文章生，为越前权少掾，补藏人，对策及第，为右卫门大尉。”因其父为若狭国守，正六位下，而越前权少掾为从七位上，所以不会是荫官。少掾、藏人之职当源于他文章生的身份。

再次，史料明确记载两位参加对策却没有及第的文章得业生一样可以授官。如承和十年五月，“癸卯，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下和气朝臣贞臣对策。判之为不第焉。”他不仅在对策前已为“正六位下”，还在数年后，“拜大学大允，迁大内记。”更有山田春城，“承和十二年对策下科，明年为少外记。”似乎并没有因“下科”而阻碍其仕途。然而，八年后的仁寿三年，诸儒竟对这一结果改判，“升置乙第”，叙从五位下。理由是：“尺木寸玉，非无瑕节，况于大才，古人犹泥。”相比最初从七位上的少外记，确实有所提升。

此外，文章生还可参加许多大型政治活动，优选其中得业生。既有天皇组织的赋诗宴会，也有外交活动。清和天皇贞观十四年，“文章得业生越前大掾从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于鸿胪馆，飨燕渤海国使。”而佐世对策及第是在两年后的贞观十六年（874）七月。另有文章得业生纪长谷雄为掌渤海客使，文章得业生多治真人为领归乡渤海客使。而此前，这些活动则是由正式官员来完成的。这既是当时学习唐朝在外交活动中赋诗唱和的需要，也与一定程度上已将得业生视同国家官员有关。此外，还有一些文章生在其仍为“学生”，尚未对策之前，已在履行朝廷正员的部分职权，如《朝野群载》卷五载：“文章生惟宗令正，学生大江通景、惟宗有亲，以上令直内御书所。”

此处所谓文章生可以授官并非指所有通过文章生试者均可授官，而是指他们即便不试策，也拥有任官的资格与条件。旨在突出文章生试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中日贡举制的又一不同之处。

既然对策及第与否都不会对授官有决定性影响，文章生试对授官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日本一直存在强大的贵族势力，贡举选士只是官吏任用的一条狭小途径。许多没能通过文章生试的贵族子弟一样可以叙位、授官。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文章生来说，他们的官位虽不一定是因为文章生而来，但也不可排除文章生身份的作用。他们所掌握的汉文读写能力，是许多官位，尤其是文官官位所必需的条件之一。那试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三、试策、进阶与执掌文柄

试策，是对考生“对策文”写作能力的考察，一般先由考官给出“策问文”进行提问，考生所进行的回答即为“对策文”，然后考官判定优劣，写出评语，也即“策判文”。试策在唐初是唯一考试科目，高宗以后成为进士科三场考试之一。在日本，试策一直是律令规定中秀才科的唯一考试科目，也是进士科最主要的考试科目（另外一场考《文选》《尔雅》）。

（一）“文章生试”通过者方可参加试策

唐代进士科考试，只要能通过诗赋，都会参加对策。而日本秀才科不同，仅会从“文章生试”的通过者中选择两名得业生参加对策。也即并不是所有文章生都有资格参加对策。据《大日本史·文学传》及主要文臣传记，24位参加对策的人中有18位为文章得业生。

这也体现在试题与答卷中。在都良香的《都氏文集》卷五中，除收有他本人的两篇对策文外，还有其策问文、策判文和省试诗判。他对策文的署名是“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播磨大目都宿袮言道对”。都言道是都良香的原名，说明他在对策时已是文章得业生。成为文章博士之后，他还策问了菅原道真与藤原佐世等人，本集收其策问文四篇，两篇直接注明了“策秀才”，一篇注明“策文章生”。《菅家文章》中则更为明显，所收四篇“策问文”，无一例外均标明“问秀才”：问秀才高岳五常策文二条（《叙浇淳》《征魂魄》），问秀才三善清行文二条（《音韵清浊》《方伎短长》），问秀才纪长谷雄文二条（《通风俗》《分感应》），问秀才小野美材文二条（《明仁孝》《弁和同》）。说明在对策之前，这些人就已是被习惯称为“秀才”“秀才生”的文章得业生。

相比汉诗，对策文难度更大，一般只允许得业生参加也可理解，何况即便他们也有少数未能通过。如此，“文章生试”则成为策试的“初试”，因为只有通过“文章生试”的人才有机会被推荐为文章得业生。那么，两次考试之间相差多久呢？ 

菅原清公，用时九年。“延历三年（784），诏令陪东宫。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十七年（798），对策登科，除大学少允。”藤原菅根，用时八年左右。“元庆八年补文章生，宽平中任因幡掾，对策及第，任少内记。”即便是被尊为“学问神”的菅原道真，也用时八年：贞观四年（862）补文章生，贞观九年（867）为文章得业生，贞观十二年（870）三月对策。目前所见用时最长者为大江朝纲、三善清行，均在十年以上。大江朝纲延喜十一年（911）补文章生，至二十二年（922）方对策及第；三善清行，“贞观中为文章得业生，补越前权目。元庆五年对策下第，七年改判丁第。”最短者，春澄善绳、菅原是善、大江匡衡，但也用时至少4年左右。

唐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的考试，日本为何将其相隔数年？这是因为它们在唐代同属一次考试，在日本则是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两次考试——文章生试通过者不一定要参加策试，而参加策试者必须先通过文章生试。

（二）试策及第后的进阶与任职

如前所述，试策并不是授官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汉诗写作已经表明他们有足够的公文处理能力。试策的意义在于对没有叙位的给予叙位，对已经叙位的得业生“进三阶”，并在此后担任可执掌文柄的职位。

据《续日本后纪》卷八：“文章得业生从六位下菅原朝臣是善，对策。处之中上，进叙三阶。”《日本三代实录》卷四：“前文章得业生正八位下味酒首大雄，加叙三阶。以对策及第也。”又《日本三代实录》卷四十四：“文章得业生从八位上纪朝臣长谷雄，叙位三阶。以对策得丁科也。”以上内容对“进叙三阶”的原因都说得很清楚——“以对策及第也”。这一进阶方案应该是已经制度化，并写进当时的行政法令当中：“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下菅原朝臣道真，加叙一阶。以对策得中上第也。须依格旨加进三阶，而本位正六位下，仍叙一阶。”其所依之“格”虽暂不清楚，但从多人“进三阶”的一致性上看，此“格”确曾在一段时期发挥作用。同时，也可看出奖励的对象主要是六位以下的中下层得业生。

这一方案，明经科与医科也在使用，不过已将“进三阶”改为“进二阶”：“明经得业生正七位下苅田首安雄、大初位下葛井连善宗，并进二阶。以奉试及科也。”“医得业生从六位上狛人野宫成，进位二阶。以奉试及第也。”

除官位上的进阶外，试策及第后的文章得业生还可以担任文章博士，从而拥有对文章生试、策试的评审权，也就拥有了选士的权力，并进而担任天皇的侍讲、侍读，一步步接近朝廷权力中心。这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家族都是极大的荣耀。

据《大日本史》主要人物传记，在平安时代担任过文章博士的共约20人，其中至少18人均有明确记载其“对策及第”，笔者推测另外2人也当如此，可能是史书失载。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文章博士往往不仅具有命题权，还有评审权，如果自己都没能通过对策，不仅难以评判，其所评结果也无法服众。除前引都良香、菅原道真所出问策文之外，其他文章博士也先后奉敕策试文章得业生。如春澄善绳，“贞观十一年（869年），式部大辅春澄善绳奉敕策试文章得业生都良香。”还有橘直干，“受业橘公统，对策及第，任大内记，为大学头。天历二年授文章博土，奉敕策试文章得业生。”

策试之前的文章生试（省试诗）评审，也需文章博士的参与：

（大江时栋）长德三年省试献诗，大内记纪齐名摘其瑕类，以故下第。故事省试之日，文章博土与诸儒会式部省判定，而时栋之试，诸儒不与匡衡议。匡衡疏辨“时栋诗实无病累，齐名评不当”，帝令齐名辨论，齐名具书上之，匡衡复引古今驳之，时栋遂得及第。奉试凡二，仕至河内、参河等守。

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层信息，其一，按照惯例（“故事”），省试诗应该由文章博士与诸儒共同判定，说明文章博士对文章生的省试诗有评审权；其二，即便是已经由诸儒评定的结果，文章博士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据理力争，甚至修改原判。

文章博士的诗文评判权不仅体现在文章生试、策试等正式考试上，即便是平时节庆宴会所赋之诗，也由他们评定。如春澄善绳，“齐衡元年为刑部大辅，奉诏与菅原是善、大枝音人等，评品文人所上重阳诗。”即便是天皇本人的诗也会向文章博士“问其优劣”。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文章博士不仅是省试的评判者，甚至已俨然所有汉诗文的最佳评判者。

也正因此，通过他们之手培养、选拔了一批文词之士。如菅原是善、春澄善绳等人，“上卿良吏，儒士词人，多是门弟子也。”更有菅原道真，“累代儒家，其门人弟子，半于诸司。”这些人大多先跟随文章博士学习，而后参加由文章博士负责评审的文章生试、策试，逐渐走向仕途。

此外，文章博士还可以担任天皇侍讲、侍读。据不完全统计，平安时代13位担任天皇侍读、侍讲者，除大江音人外，均为文章博士。大江音人，“天长末补文章生，承和中举秀才”，累官至从三位，史称其与菅原是善、春澄善绳“在朝之通儒也，并以文章相许焉”。后二者均至文章博士，却不载大江音人，不知是失载，还是因其未参加试策，故不能担任此职。相对来说，太子侍读要求相对低一些，有文章博士，也有非文章博士，可能是考虑到侍读者与太子的年龄问题。他们都会因“侍读之劳”受到种种宠遇，如春澄善绳，“先是，帝受《庄子》于文章博士从五位上兼备中守春澄宿祢善绳。是日，引善绳宿祢殿上，殊酌恩杯，行束修之礼。……赐善绳宿祢御衣二袭。自外之物，亦称是也。赐近臣禄各有差。当代儒者共以为荣。”当然，他们在此后的仕途上也会更加顺畅。

如此，试策与任职的链条就更加明显，只有试策及第才能成为文章博士，同时，也只有文章博士才能有机会成为天皇的侍读、侍讲。二者能否实现，试策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四、结语

日本贡举中最受欢迎的秀才科，在仿照唐制的同时，又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拆分组合。表面上看，日本秀才科只考试策一场，不考诗赋和帖经，而事实上这些试策者基本都来自文章得业生，他们均在此前通过了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生试。也即文章生试承担了唐代进士科中的诗赋考试，所以和唐代进士科考试一样也被称为“省试”。至于帖经，既然明经科已有专门考试，则无需重复设置，所以在选拔文词之士的秀才、进士二科中予以取消。

究其原因，这是基于当时日本士人汉文水平所做出的必要调整。日本虽在应神天皇时就已开始在百济博士指导下学习汉文，但主要学习经典的阅读，而非创作，且受教育者集中在皇子等少数人范围内。所以直至七世纪初，遣隋使成员中仍以汉语水平较高的汉人后裔为主。八世纪起，规模化、制度化的汉文教育才陆续展开。从汉字形、音、义的识记，到追求格律的汉诗写作，需要一个长期不懈的学习过程，这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则更加艰难。所以只有那些自幼开始在师长严格指导下的子弟，才能学有所成。唐代进士科三场考试不仅要诵记经史知识，更考创作才华，实非易事。即便是长期在唐学习的留学生，“其学艺程度究竟远逊于华人。”

面对这一困难，中日两国都在想办法解决，唐朝政府为新罗、日本留学生特设“宾贡科”，在阅卷时放宽评判标准，及第后视同进士科。而在日本，则采取了“分段考试”的方法。考生可在前期阶段安心准备试诗赋的文章生试，然后从通过者中选择两名“艺业优长”者为文章得业生，给予多种奖励，使其专心学业，数年后参加试策。其他人则先后进行叙位任官。如此，相比唐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的三场考试，既降低了考试难度，又真正培养出一批能够写作汉诗、汉文的文官。作为一次将唐代进士科本国化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如果仅将试策纳入贡举范围，而忽略此前的文章生试及其作用，则难免会对其取士效用产生负面评价。至于平安中后期的衰落，则有深厚的外部根源，如藤原氏与皇室的联姻、班田制的衰落和庄园制的兴起、“国风文化”对“唐风文化”的取代等，不能对贡举制度本身进行过多的苛责。

作者简介：潘伟利（1988—），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唐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