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古籍《华夷变态》是旅日华人林罗山祖孙三代收集船商口述材料编撰而成的一部类似长崎海关档案的编年史料。主要内容取材于唐船风说书, 时间跨度从1644年至1717年。德川幕府通过唐船风说书向抵港的中国船商了解海外情况,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承袭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华夷变态》记载了明末清初唐船来往于中日之间, 以及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盛况, 反映了华侨在执掌东西洋海上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华夷变态》保存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政治变乱是造成这段时期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如郑成功部将杨彦迪率3000 名士兵移居越南南圻,并将那里开发成繁华都市。《华夷变态》对研究明清华侨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可补中国史籍之不足。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期, 清兵入关, 明朝灭亡。许多“不甘事虏”的明朝遗老携家带口逃亡海外, 南明抗清部队兵败集体移往海岛, 形成一次较大规模的华侨移民潮。清康熙年间, 清政府废除了“迁界禁海” 政策, 准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后来, 康熙皇帝听暹罗贡使说: “其地米甚饶裕, 价钱亦贱, 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为了缓解闽粤两省的粮荒, 清朝允许闽粤船商领照赴暹罗国买米, 从此开启了华侨合法出国和移民的新时代。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52暹罗条说: “澄海商民领照赴暹罗等国买米接济内地民食, 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据报回棹者, 不过十之四五。”在清政府的默许下, 大批船商水手移民东南亚, 形成清朝初年的又一次华侨移民高潮。
日本古籍《华夷变态》正是编撰于这段历史时期, 并真实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的政局变化, 政府更迭, 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 清政府“迁界禁海”及“开放海禁”政策的转变, 华侨移民高潮的形成, 中国船商包揽了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 等等。尤其是书中透露出来的有关明清之际华侨的史料非常珍贵, 值得我们重视, 并认真进行研究。
一 《华夷变态》 是部什么书
《华夷变态》是旅日华人林罗山、林春胜、林信笃祖孙三人收集船商口述材料编撰而成的一部类似长崎海关档案的编年史料。林罗山, 原名信胜,法名道春, 字子信, 1583 年生于京都。我们根据他的中国姓氏, 以及他精通儒学, 将清朝入主中国视为 “华夷变态” 等原因, 判断他有华人血统。依据清朝的 《大清国籍条例》 规定: “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一) 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 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 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由是之故, 虽然有关林氏祖孙三人的史料欠缺, 我们仍将其身份确认为旅日华人。《华夷变态》 全书计分 35 卷, 各卷的成书时间跨度从 1644 年至 1717 年, 共计 74 年。卷帙浩瀚, 内容繁杂。主要内容取材于唐船风说书。所谓唐船风说书, 按照日本德川幕府的定例, 凡有唐船 (中国船) 到达日本长崎口岸, 船主必须通过通事向日本上缴一份海外情况的 “风说书” (报告书), 内容包括该船的驶出港口, 启程及抵达日期, 船主、水手及搭载人员简历, 船载货物的采买情况, 沿途经过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 所见所闻, 同行船只及先行或后续船只, 等等, 作为日本方面了解当时外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消息来源和重要情报。有时船主没有带来形成文字的风说书, 则派专人通过通事向船主询问了解, 将其口述材料记载下来, 按年序排列, 归档保存, 逐年累计,类似海关档案。
《华夷变态》 共收录文件 2264 件, 其中唐船风说书 2139 件, 占所有文件的 94. 5% , 可以说唐船风说书构成《华夷变态》 一书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 还有反映中国局势变化的文书 9 件, 占所有文件的 0. 4% ; 反清社团致日本政府文书 27 件, 占所有文件的 1. 2% ; 有关琉球、朝鲜、安南的文书 35 件, 占所有文件的 1. 5% ; 荷兰风说书 54 件, 占所有文件的 2. 4% 。这些文件都是第一手资料, 对于研究日本与中国、荷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及贸易关系、 海洋交通史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探讨关于明清华侨的史料, 故其他问题置而不论。
日本德川幕府为什么要制定向抵港中国船商收录唐船风说书的制度?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1633～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颁布了五次 “锁国令”, 开始实行“闭关锁国” 的政策。因为自 16 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的东来, 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大量涌入, 冲击和动摇了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封建秩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使日本感受到威胁而采取自保措施。锁国令是紧接着禁教令后颁布的, 目的是禁止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和商船进入日本,也不许日本人直接与海外人员贸易和交流。唯独在长崎开了一扇窗口, 只许华人 (清朝人及旅居东南亚的华侨) 和荷兰人在此居住和做生意。
为什么华人和荷兰人得以享受如此特殊待遇?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 日本都被纳入中国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中。这种朝贡贸易体系以中国为大圆心,囊括了东南亚、 南亚和东亚所有接受中国 “册封” 的国家, 而以日本为小圆心, 包括朝鲜、 琉球和东南亚国家与日本通商。1708 年日本出版的 《华夷通商考》 中将世界分为日本、 中华、 外国、 外夷四类。其中外国指 “虽处唐土之外, 然服从中华殖民, 用中华之文字, 并三教通行之国也”; 外夷则专指 “与唐土不同, 皆横行文字之国也”。所以, 东南亚诸国被称为外国, 西方国家被视为外夷。日本外交对外国和外夷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中国和被中国册封的外国, 则遵照中国制定的规矩, 列入经济互通的“通商国”; 对于西方外夷, 则禁止通商; 对于能够遵守幕府规矩并按时向幕府觐见的藩属, 如日本国内的大名, 则被列入 “通信国”。荷兰虽属外夷, 有幸被列入 “通信国”。日本对荷兰的待遇与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待遇不同, 是因为日本既要断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又要通过荷兰了解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日本的知识界痴迷于荷兰人介绍进来的 “兰学”, 最终导致西方文化泛滥和引发称为 “明治维新” 的改革运动。
台湾学者郑瑞明认为唐船风说书的起源, “源自阿兰陀风说书: 盖自1609 年以后, 荷兰先后在日本平户及长崎出岛设立商馆, 积极营商, 日本政府为了获取有关海外, 尤其是欧洲方面的情况, 除了利用荷兰商馆馆长前往江户参谒将军的机会加以询问, 并做成记录外, 又规定凡荷船入港,必须向长崎奉行提出一份海外情事的书面报告”。
郑瑞明的说法源于日本学者板泽武雄对阿兰陀风说书的研究。
笔者认为, 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似乎还没有追溯到最初的缘起。事实上日本的这种做法承袭了古代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史官文化, 这是因为史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一门学科, 它无所不包, 并建立了一整套健全的史官制度, 系统编写和保存了几千年的历史。史官必须具备史德、 史识和史才, 敢于不畏强暴, 秉笔直书, 以保存真实的历史。史学提倡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即以立功、立德、 立言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 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史官文化的深刻内涵。日本、朝鲜、越南等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使用汉字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都摆脱不了史官文化的传统。
明清之际, 中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海外贸易的历史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是应官方的邀请, 由著名的文人撰写的。例如, 福建漳州人张燮就应海澄县令陶镕之聘, 于万历四十五年 (1617年) 写成《东西洋考》, 这是一本介绍东西洋各国情况类似通商指南的书。张燮本人没有去过海外, 他写书的办法是亲自走访贾客舟人, 记下反映当时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东西洋考》凡例中说: “集中所载, 皆贾舶所之, 若琉球、朝鲜, 虽我天朝属国, 然贾人所未尝往, 亦不掇入。或曰: 日本、 红夷何以特书? 书其梗贾舶者也。”他把当时日本伙同荷兰人实行锁国封港的情况也写进书里, 这不啻一条重要情报, 开了通过贾客舟人收集海外情事的先河。
又如, 黄衷 (1478—1558 年) 撰写的 《海语》。黄衷是广东南海县人,弘治九年进士。48 ～ 80 岁致仕家居, 与过往山翁海客座谈海国之事, 笔录为 《海语》 一书。《海语》 被收入清代编修的 《四库全书》, 并得到很高的评价: “所述海中荒忽奇谲之状, 极为详备。然皆出舟师舵卒所亲见, 非《山海经》、《神异经》 等纯构虚词、 诞幻不经者比。”这又是一个通过访谈收录海外情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 《海语》 成书于 1526 ～ 1558 年, 比阿兰陀风说书 (荷兰风说书) 形成的 1609 年早了很多年。谁先谁后? 谁学谁的? 岂不一目了然。
况且, 为日本编写《华夷变态》的林罗山、林春胜、林信笃祖孙三人,其实也不是日本人, 而是华人。林罗山曾入建仁寺学佛, 后师事日本儒学大师藤原惺窝, 学问大进, 并用朱熹哲学解释神道。1605 年, 担任德川家康的顾问。编纂 《本朝编年录》40 卷。其子林春胜承袭家学, 1638 年入幕, 官至国史馆总裁, 负责解读来自中国的机密文书。其孙林信笃发扬祖父和父亲的家学渊源, 成为日本程朱理学的一代宗师。林信笃不但承袭了类似史官的世袭之职, 还当上 “大学头”, 执掌日本全国文教大权。由林氏祖孙三代这样深受中国史官文化熏陶的大儒, 历时 74 年, 呕心沥血, 方才完成了《华夷变态》这样洋洋洒洒的长篇巨著, 我们能不说这不是史官文化在日本结出的硕果?
二 《华夷变态》 所记华侨海上贸易史料
明清时期, 中国执行的是以父母血统决定国籍的政策。凡父母血统是中国人的后代子孙, 一概被认为是中国人。中国人侨居海外被称为华侨,所以当时只有华侨, 没有现代所说某国籍华人的概念。当时的一些文献,有时也出现“华人”的称呼, 其义是指“中国人”, 跟现代所说“华人”的概念不同。现代所说的华人, 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 颁布后才出现的新概念。因此,《华夷变态》所记, 皆为华侨史料。
《华夷变态》的主要内容由唐船风说书构成, 而唐船风说书则采自中国船主和船商, 故此书与中国船直接有关。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前, 中国帆船活跃于东西洋洋面。正如张燮《东西洋考》所说: “文莱, 即婆罗国, 东洋尽处, 西洋所自起也。”就是说, 以文莱为分界, 以东是东洋, 以西是西洋。从中国乘船去日本, 走的是东洋针路; 从东南亚各国乘船去日本, 有的先行西洋针路, 再接东洋针路。无论是从中国去日本, 或是由东南亚去日本, 靠的都是中国船。这从当时船家使用的针谱、罗经针簿一类的书便可证明。这类书是中国水手历代航海经验的总结。书中记载了某处至某处的行程远近, 水深几许, 航行方向, 气候变化, 潮汐涨退, 洋流缓急, 沙线水道, 礁石隐现, 海底情况等, 是舟师舵手必不可少的航海依据。成书于明代的《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日本一鉴》里都记录了太仓驶往日本的针路, 福建驶往日本的针路。
向达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来《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 辑为 《两种海道针经》出版。在向达编辑的《两种海道针经》里, 有关日本的针路计有: 琉球往日本针路; 日本港山形水势; 长崎水涨时候; 长崎往双口针路, 回长崎针;宁波往日本针; 温州往日本针路; 日本回宁波针路; 暹罗往日本针; 凤尾往长崎; 普陀往长崎; 沙埕往长崎; 尽山往长崎; 广东往长崎针; 长崎回广南针; 厦门往长崎; 暹罗往长崎日清; 咬 吧回长崎日清, 长崎往咬 吧日清; 大泥回长崎日清; 往长崎正月丁丑年; 等等。
由此可见, 由日本长崎往来中国沿海各海港及东南亚的航线很多, 而且中国船主和水手对这些航道都很熟悉。
从《华夷变态》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从 1644 年至 1717 年,每年驶达长崎的唐船数目, 它们分别从什么地方来, 装载什么货物。由此可以推算日本与中国、 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情况。
根据台湾学者郑瑞明的统计,《华夷变态》 所收录 2139 件唐船风说书中, 有 282 件分别来自东京(22 件)、广南 (77 件, 含安南 1 件, 占城 2件)、柬埔寨 (32 件)、宋居朥 (7 件)、六崑 (11 件)、大泥 (18 件)、暹罗 (62 件)、 麻六甲 (8 件)、万丹 (1 件)、咬 吧 (39 件)。地理上包括今日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
岩生成一在 《近世日支貿易 数量的考察》 中制作了 1674 ～1700 年由中国和东南亚驶抵长崎的唐船数量表, 见表 1、 表 2。
王楫五在《中国日本交通史》 中将清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分为四个时期: 一、发展时期 (1662—1684 年), 赴长崎唐船平均每年 30 艘; 二、隆盛时期 ( 1685—1714 年), 每年往航唐船不下70艘; 三、渐衰时期(1715—1735 年), 平均每年来往唐船降至 30 艘; 四、衰颓时期 (1736—1795 年), 赴日本唐船平均每年 10 艘。
尽管上述不同人的统计有差异, 但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 明末清初华侨在执掌中国海上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三 《华夷变态》 所记华侨出国的原因
清军入关, 明朝灭亡, 是中国近代的一大政治变革。《华夷变态》的作者对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基本上是站在明朝一边, 反对清朝的。这从书名就可以明显看出, 它将明朝当作华夏正统, 把清朝视为蛮夷。作者的观点, 也代表德川幕府的观点。所以, 在《华夷变态》中收录了反清政治团体, 包括南明政权、三藩、 台湾郑氏等在内向日本求援的文书 27 件。当然, 德川幕府对反清势力仅仅给予道义上的同情, 并未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但从这些文件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政治变乱是造成这个时期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
郑成功部将杨彦迪兵败后率 3000 名士兵移居越南南圻, 中国史料没有记载, 唯 《华夷变态》 和越南史籍提及。香港陈荆和先生根据《华夷变态》中的唐船风说书, 订正越南史籍《大南实录》和《嘉定城通志》中有关杨彦迪事件的舛误, 考证出杨彦迪船队早在 1666 年就奉台湾郑经之命盘旋于越南北圻与中圻。1682 年和 1683 年分两批到达南圻。当时南圻属柬埔寨领土, 柬王率众逃匿山林。柬埔寨是暹罗属国, 暹王曾派人来劝杨彦迪归顺暹罗, 杨彦迪不肯。后投靠广南王阮氏, 定居南圻, 3000 名士兵与当地妇女通婚, 世代繁衍, 把荒凉不毛的南圻开发成繁华都市。
类似的例子还有河仙莫氏政权。1617 年莫玖率族人 “越海南投真腊为客”, “国王信焉, 凡商贾之事, 咸委公办理”。莫玖“用财货贿赂国宠姬及幸臣, 使说许公往治忙砍 (河仙) 地所, 以招四方商贾, 资益国利。王悦而许之, 署为屋牙 (官名)”。莫玖依靠华侨, 将河仙开发成重要海港, 并建立起被称为本底国的华侨政权。
这个时期因政治原因移民越南的人有很多, 如著名学者朱舜水, 因“不甘薙发事虏”, 移居中圻 13 载, 广南王阮福濒下令征召, 朱舜水不肯应聘, 后终老日本。又如《嘉定城通志》编撰者郑怀德的祖父郑会、承天明乡社陈氏始祖陈养纯、 北圻明医蒋渐远、著名画家林明卿等, 都是这段时间移民越南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匡扶明室, 故组织明香社, 以维持明朝香火。
明朝末年海盗林道全, 因逃避官军追捕, 万历年间率众逃往大泥 (泰国北大年), 被大泥女王招为驸马, 皈依伊斯兰教, 和当地土著拓荒垦殖,开发大泥。如今泰国国防部大门前还有林道全铸造的大炮。
因政治原因出国的华侨, 比起因天灾人祸、 散失土地等经济原因出国的华侨, 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往往人数较多, 属于社会上层人士, 文化水平较高,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社会影响力大, 因而能对新的移民地区的经济开发发挥重要作用。东南亚许多不毛之地, 经他们胼手胝足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局面。华侨的开拓之功, 实不可没。
原文载《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9期，2022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