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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佤山跨中 ( 中国) 缅 ( 缅甸) 边境，是中国西南的重要门户之一和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陆上捷径。“滇缅南段未定界”完全处在阿佤山区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就是阿佤山边界问题。它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造成的。它的解决经历着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1960年10月1日，《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标志着 “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彻底解决。它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标志着中缅友好睦邻关系进入正常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阿佤山”即 “佤山”的亲切称谓和习惯叫法，顾名思义，即佤族的主要聚居区。按照 《佤族简史》解释，阿佤山是指:“佤族分布地区，约当东经99°―100°，北纬22°―24°，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展布的地带。在这一地带里，山岭重叠，平坝极少，故又称阿佤山。”［1］( P1)由此看来，阿佤山范围应该包括我国临沧市八县(区) ，即临翔、凤庆、云县、永德、镇康、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等;在缅甸指的是与我国以上州、市县接壤的缅甸联邦掸邦第二特区，即通常所称的佤邦和果敢特区。在阿佤山区，我国与缅甸的边界线达 740多公里，接壤的县、乡 ( 镇) 、村达7个县、26个乡( 镇) 、100 多个村委会，约 20万人口。可以看出，阿佤山既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又是一个跨中国和缅甸两个国家的边境地区。
188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 全缅甸之后，就采取种种手段对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云南与缅甸之间就产生了“北段”“中段”和“南段”边界争端问题，其中“南段”长期悬而未决，成为历史悬案，被称为 “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简称 “滇缅南段未定界”。对“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叙述，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第一，“1897年底至1900年中英联合勘界委员会根据1897年界约进行实地划界、立桩后，未能就南定河 (应是南汀河———引者注) 岸第97号界桩起，至南卡江与南马河交汇处邦桑附近的第1号界桩的一段达成妥协，这段边界此后历时30余年也未得到解决，通常称之为中缅南段未定界。”［2］( P185)第二，“南段未定界，经订约有案，系由澜沧县(前镇边厅) 属南帕河流入南定河处起，至澜沧县属猛阿之南马河流入南卡江处止一段，”［3］P360－361)“南帕”为傣语，意为“两河汇合之处。”南帕河又名清水河，位于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境内，源于该镇河外工委山区，流入南汀河，入口处为今天中 (中国) 缅 (缅甸)1960年立的145附2号桩。目前，这里设置为中国国家级孟定清水河口岸。关于滇缅边界有关订约中的 “南帕河流入南定河处”就是孟定清水河口岸和中 ( 中国) 缅( 缅甸) 1960年立的145附2号桩的位置，其对面就是缅甸联邦掸邦第二特区，即佤邦的南登特区。“猛阿”即今天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阿镇，南马河经过该镇流入南卡江，该江正是源于西盟佤族自治县西北山区一带的库杏河、新厂河、勐梭河等汇合之后形成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滇缅“南段未定界”完全在阿佤山范围之内，包括了沧源( 147. 08千米)、澜沧( 80. 56千米)、西盟( 89. 33千米)、孟连( 133. 4千米) 4个民族自治县边境线全部以及南汀河出境口、河面宽达 50米左右，共450多千米，占我国阿佤山区边境线的60%左右。因此，有学者就直接称“南段即为阿佤山区一段”。［4］( P67)总之，从以上叙述看出，历史上所谓的“滇缅南段未定界”是完全处在阿佤山区的范围之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就是阿佤山边界问题。这就充分说明，阿佤山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国防意义。
阿佤山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结果，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产物。中国和缅甸为友好邻邦，历来世代友好，根据历史记载，东汉时期，缅甸就派出外交使团带着艺人、贡品出使东汉王朝。唐朝时期，缅甸骠国王雍由羌之子舒难陀带着一个包括有乐工35人的友好使团到长安访问演出，著名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名垂千古的佳作《骠国乐》: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明清时期，缅甸政府向中国皇帝十年一贡，属于我国中原王朝的藩邦，中缅两国不存在边界争端问题。缅甸人亲切地称呼中国人为“胞波”，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之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侵缅战争 (分别为1824年至1826年、1852年、1885年) ，1886年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英国殖民主义者在1886年10月拟定的征服缅甸各少数民族的计划文件中明确提出: “一旦我们在过去由锡袍王直接统治的地区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进贡的掸邦、北方克钦人和其他野蛮部落地区”。［5］( P251)英国那些“中国通”，更是直言不讳: “缅甸的重要性还不在于它本身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我们通往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中国才是我们将来真正的市场”。［5］( P44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佤山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当其冲企图霸占的重要地区之一，这就是阿佤山边界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佤山边界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侵略扩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阿佤山丰富的矿产资源加快了这一过程。众所周知，阿佤山有丰富的银矿，早在南明时期，南明李定国率队进入阿佤山，在当地佤族和傣族人民的帮助支持下进行开发，创建茂隆银厂等。［6］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初年，“穷走夷方，急走厂”的内地矿工，络绎不绝奔赴阿佤山。乾隆十一年(1746年) ，由于石屏人吴尚贤经营得当，茂隆银厂成为当时云南最大的银厂之一，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昔滇银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岁出银不赀，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矿工除本省以外，有四川、湖南、贵州、江西等地，达万人以上。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以矿工“行止有怪”“滋事生端”为由，密令云南官员在昆明将吴尚贤“借事毙于狱”。嘉庆五年(1800年) ，清政府封闭茂隆银厂。［7］( P1－8)虽然茂隆银厂封闭了，但丰富的矿产资源仍然是阿佤山人人皆知的事情，也是英国殖民者派遣的谍报人员、探险队、传教士等能搜集和掌握的情况。阿佤山丰富的银矿资源让英国殖民者垂涎三尺，阿佤山成为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百般算计和觊觎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边界问题无疑成为中国政府和英国殖民者之间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正如学者所说: “英国侵入上缅甸，开始了中英滇缅边界交涉。”［4］( P63)经过中英双方反复交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滇缅边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仍然存在历史上所谓的滇缅“南段未定界”，它正好位于阿佤山区的范围之内，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自然就是阿佤山边界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悬而未解的边界问题。阿佤山边界问题从产生到彻底解决经历了清朝时期(1886年～1911年)、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960年) 3个历史时期。英国占领缅甸之后，对我国西南边疆的企图，当时的云南巡抚即有所察觉，并上奏朝廷，称“恐英人趁乱占据新街 (即八莫，原蛮莫土司所属之地) ，勾结夷匪，则永昌、腾越、龙陵沿边一代，均属可虞。”驻英公使曾纪泽明确提出收回八莫， “勿使英近我界”。于是，清朝政府指示曾纪泽就中缅划界问题与英国谈判，但没有什么结果，曾纪泽奉调回国。1886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亲王奕匡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签署《缅甸条约》，其中没有一个字涉及两国边界，仅仅规定“中缅边界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而接任曾纪泽出任驻英公使的刘瑞芬，任职三年，竟没有就这个问题和英国当局谈判一次。1892年2月，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总理事务衙门提出照会，要求开始中缅边境谈判。同年7月，驻英公使薛福成受命正式与英国展开会谈。英国人在谈判伊始，向薛福成提交一张地图，要求以此为基础进行划界，完全推翻了他们此前和曾纪泽的承诺，开始赤裸裸地侵占中国领土。1893年3月22日，薛福成提出了中国的最终方案: 1、中国不再要求伊洛瓦底江以东的全部土地，改为在中国原有边界基础时扩展20英里，直至北纬25°40' (即尖高山，该山纬度为25°30分) ; 2、北纬25°40'以北的边界，暂且搁置; 3、除上述所定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全部归英国，但孟连、江洪 (车里，即西双版纳) 必须归还中国，除此之外，在孟卯城和麻栗坝 (又名科干，即今缅甸果敢)之间做一直线，直线以北以东，全部归中国。其后双方多次激烈交锋，英国人不同意中国扩界20英里，只同意扩展5英里，并要求中国不得将孟连、江洪让于第三国。①1894年，薛福成在伦敦与英国大臣劳思伯力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同年，中英又签订了 《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续议附款》。“条约”和“附款”在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上都存在许多争议和错误之处，其中“附款”第三条所拟划之界线尤为突出，以致成为历史悬案，这就是所谓的“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如前所述，“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正好就在阿佤山区的范围之内。
从1899年开始，中英双方对“南段未定界”进行会勘，中国代表腾越镇台刘万胜、迤南道台陈灿，英国代表司格德参加了会勘。会议先后在户板、勐董等地召开多次，研究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1900年在勐董期间，司格德随从人员在勐董街子蛮横对待赶街的佤族———强拿黄果不付钱，当佤族索要果钱时，竟然被英国人开枪打死。英国人的野蛮行为激怒了赶街的佤族、傣族等各族人民，双方发生冲突，两名英国人当场被打死。英国人执意报复，从户板调兵烧杀芒勐、芒波、景非等村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以永和佤族为主、傣族等其他民族积极配合的反抗斗争。但由于清朝官员软弱无能，以不宜扩大事态为由，让英国兵撤回户板。这就是勐董“黄果事件”，它是阿佤山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一次英勇行为和爱国壮举，成为阿佤山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嚆矢。总之，清朝时期，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至于地图上出现了五花八门、色彩不一的边界线，这就是史称的“南段未定界五色线图”。黄线，中方刘万胜、陈灿依照《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初定的界线; 蓝线，中方刘、陈拟让线; 紫线，1904年英使照会清朝政府外务部指示线;绿线，英员司格德拟让线; 红线，英员司格德自划线。双方几经争执，但仍无结果。中华民国初期，同样无暇顾及 “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由于英国殖民者的步步紧逼，1934年2月，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阿佤山“班洪抗英”事件。这是一次以佤族人民为主各族人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景谷盐商李希哲变卖家产，组织“义勇军”奔赴 “班洪抗英”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帮助下，沉重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班洪抗英”事件发生之后，在南京的云南人组成了“滇缅划界促进会”，向民国政府请愿。在昆明，爱国民众组成“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呼吁国人抗英。这样，民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高度重视“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于民国24年(1935年) 派出调查专员前来云南实地调查。同年，组成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委员会，对 “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进行会商，但仍然没有能够解决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1941年6月18日，民国政府为了得到英国“盟军”的支持，以外交换文的方式，同英国政府签订了边界协议，即所谓“1941年线”。但“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开始发动对我国西南地区的侵略，滇西抗战爆发，云南由抗日的后方变成了前线，阿佤山边界问题不得不束之高阁。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发动内战，同样无暇顾及“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总之，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肩膀之上。“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是英国殖民者的贪婪本性导致的; 二是由于“条约所描述的‘天然线’与 ‘政治线’相差太大，从而中缅边界纠纷无法避免地产生了。”［2］( P190)如按照司格特自划线(红线) ，班洪划入缅甸，但如按我国划的边界线 ( 黄线) ，班洪就划入我国; 三是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960年)“同周边国家建立起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8］( P492)由于“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条约与边界现状的矛盾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4］( P67)一方面既要认真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承认和尊重历史上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跟外国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以和平方式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缅甸首都仰光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两国总理将边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从尊重历史，针对缅甸政府对“1941 年线”的不满情绪，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工作队从“1941 年线”以西撤回，并且开展界务、民族历史等问题调查，同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努力，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总理正式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两国界勘工作开始全面展开。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北京签订了 《中缅边界条约》，从而结束了中缅两国半个多世纪的边界争端，阿佤山边界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边境各民族人民为自己终于有了明确的归属而欢欣鼓舞。1960年10月1日，《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阿佤山边界问题作为 “滇缅南段未定界”重要部分得到了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1948年缅甸成为了独立的国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个主权国家在不受他国干扰，有了自己处理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自主权利。其次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它得到了包括缅甸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欢迎。第三是因为我国发扬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解决与缅甸边界纠纷的过程中，我国自始至终不以泱泱大国自居，而是以平等和平的方式进行解决。第四是阿佤山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阿佤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阿佤山不容侵犯，这是阿佤山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和心声。在反对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多次斗争中，阿佤山各族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敌、保卫家园的爱国行为，充分体现了阿佤山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和心声。如，在1900年发生的沧源勐董 “黄果事件”中，勐董傣族积极支援佤族参与斗争，与佤族形成联合抗敌的坚强堡垒。在1934年2月爆发的阿佤山“班洪抗英”事件中，景谷盐商李希哲变卖家产，组织“义勇军”奔赴“班洪抗英”前线，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在1942年的阿佤山抗日斗争中，耿马土司罕富廷致电国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 “日寇侵我，凡属国民; 裕卿守土有责，杀敌御侮，自当竭力以赴……”捐赠100万银元做抗日国金，并招募当地各族子弟500人成立“抗日耿沧支队 ”，抗击日寇，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9］( P167－168)第五，是因为阿佤山各族人民、特别是佤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历史上，阿佤山是一个整体，是佤族人民和许多国内少数民族的共同家园，《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使阿佤山一部分划入我国版图，另一部分划归缅甸。从此，阿佤山佤族和其他民族属于了两个不同的国家，有了不同的国籍。对此，尽管开始他们心理上有些不适应和一定程度的不理解，但是他们却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安安心心建设自己的国家、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是阿佤山边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佤山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是我国外交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给我国解决与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和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为现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其次，标志着中缅友好睦邻关系进入了正常的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中缅两国以平等的外交关系解决两国之间的关系，增进友谊、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成为中缅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和主流。正如当时参加这一重大历史活动的翻译家、学者许清章指出: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民心，边界线的重新确定使两国边民加深了边疆情谊。”［10］( P163）第三，标志着阿佤山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式成为我国和云南省的跨境民族之一。在缅甸没有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阿佤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佤山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成员，不存在他们跨境不跨境的问题。阿佤山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使阿佤山的一些少数民族成为跨境民族。发挥阿佤山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跨境民族血缘与亲情、文化与友情、经济与交情关系，发展边境贸易、民族贸易，无疑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文章来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7月第34卷 第4期［1］《佤族简史》编写组，《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著. 佤族简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8.［2］朱昭华 . 中缅边界问题研究［M］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3］尹明德. 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M］ . 昆明: 云南财政厅印刷局，1933.［4］张植荣 . 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贺圣达 . 云南文库 学术名家文丛 缅甸史［M］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6］段世琳，赵明生 . 李定国对开发阿佤山的贡献［J］ . 思想战线，1991，( 5) .［7］王敬骝 . 王敬骝学术文选［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8］金冲及 .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临沧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编. 临沧地区民族志［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0］许清章 . 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简叙和思考中缅友好关系60年［M］ .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