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季木先生，约摄于上世纪初或二十年代。
周叔弢先生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他的藏书可与傅增湘、李盛铎、陈清华等相比美，而宋元佳椠及清代活字印本又远在他家之上。顾廷龙先生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周先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生于扬州书香世宦之家，顾先生则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于苏州一书香门第的家中。他们都是长寿者，周先生逝于1984年，时年九十四岁；顾先生则奄化于1998年，时年九十五岁。
周先生我们尊之为弢翁，他没有上过正规学堂，幼年在私塾读书，其祖父周馥任两江总督时，曾短暂入柳诒徴等在南京中正街办的思益小学（与陈方恪先生同学），并名列前茅，但仅仅两个月，即“遵祖父命回所居总督衙门，设私塾延师教授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周启乾记录整理《弢翁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辛亥后随祖父移居青岛，由而认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曾一度追随学习德文，并一起翻译康德的著作，于19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康德人心能力论》（Von der Macht des Gemüths durch den bloßen Vorsatz seiner krankhaften Gefühle Meister zu sein），但不久即因一战，庞大计划中止，出国留学愿望亦成泡影（李雪涛、孟繁之《卫礼贤与建德周氏四代交谊考》，《中国文化》2023年秋季号（总第58期），181-183页）。之后追随四叔周学熙办实业，收古籍，综其一生，学问全凭自学。顾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旋再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193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两位长者的共同爱好都是读书、购书、保管。尽管周先生为私人收藏家，顾先生为现代图书馆馆长，但他们平生所积累的藏书，一生素心之在，生前即全数捐之于公家图书馆。有道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句哲言也在他们二位身上得到了全部的体现与释读，他们都做到了“化私为公”“一心为公”。这也是一种声气相求、同志合道的高尚品质。我以为周、顾两位先生的共同点，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贡献上。
一
从辈份上来说，弢翁是前辈，先师为后学。先师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时，周的长子一良（太初）先生也在燕大求学，故两人相识。一良先生，小先师九岁（实为八岁），1932年自辅仁转入燕京，1935年自燕大历史系毕业入研究院，未毕业即因陈寅恪先生推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读《顾颉刚日记》，1935年6月6日，先师即与颉刚先生、一良先生到蔚香园看赵澄照片展览；而1937年3月21日，先师和颉刚夫妇、容庚夫妇等，还参加了一良先生及邓懿女士的订婚宴。如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中的话，“另一个研究生朋友，是国文系的顾廷龙（起潜）先生，由于古文字的共同爱好而熟知起来”（周一良《毕竟是书生》，“三 求学北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22-23页）。
先师在京期间，1932年曾由一良先生绍介，拜识周季木先生（弢翁四弟，近代著名收藏家，著有《居贞草堂汉晋石影》等），相从请益，承“出示所藏匋文拓本两大厚册，慨予见假，置余案头者数年，⋯⋯因于一九三九年成《古匋文孴录》一书，高谊可感”（参见顾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题记》，《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225页），然竟未有机会亲往天津诣访弢翁。先师同弢翁最早之交往，目前所知，见于1938年9月。时先师据章钰四当斋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标刻“灵鹣阁丛书”本《前尘梦影录》，为弢翁过录是本诸家批语。此本有章氏、吴昌绶及某氏的批语，颇具史料价值。过录本的扉页，先师题识云：“戊寅九月，据章氏四当斋藏批本，为叔弢世丈迻录一通。朱笔传式之先生语，蓝笔传吴伯宛先生语，绿笔传某氏语，间附管见，並希鉴教。顾廷龙记于燕京大学霜根老人纪念室。”（参见顾先生《灵鹣阁丛书本〈前尘梦影录〉跋》，《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280页）
1939年顾廷龙先生为弢翁过录诸家批校本清徐康《前尘梦影录》内页，墨批为弢翁手迹。
跋中先师称弢翁为“世丈”，盖弢翁长先师十三岁，且与一良先生同学于燕京，故以世晚自居。末句书“燕京大学霜根老人纪念室”，按1931年秋后，先师求学燕京，曾以年家后进，登堂拜谒吴中名宿章钰先生，之后时以金石文字及乡邦文献掌故请益、讨论，且于章氏四当斋藏书多所披览；章先生1937年10月23日物化，章夫人王丹芬女士即将章氏藏书或捐赠或寄存燕京大学图书馆，燕大辟专门纪念室以作永久缅想，是为霜根老人纪念室。先师先后费时四月，日坐纪念室中，展阅藏书，而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但颇为令人不解的是，在该藏书目中，竟没有《前尘梦影录》的章、吴先生批校之本。2016年7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先师移录诸家批注之《前尘梦影录》（此本后又有弢翁批注三十则），此为弢翁七子景良先生所提供及校理。据景良先生所记，“此册乃亡兄珏良故物，盖授之先父者也”（周景良先生此跋，今见影印本卷末，全文云：“此册乃亡兄珏良故物，盖受之先父者也。其上卷之第十一、十二、十八、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各叶，及下卷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十七、十八、二十二各叶诸墨批，是先父叔弢公手迹而皆未署名，因书此以志之。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周景良志，景良妇朱宜书。”）。受景良先生之嘱，我尝为此本作序。景良先生于2019年仙游，今抚此册，有感于当年弢翁与先师虽缘悭一面，心却是相通的。
周景良先生跋清徐康《前尘梦影录》
先师1939年7月离京去沪，筹办上海合众图书馆，至1942年，“合众”已略成规模，各家之捐赠亦络绎于途。是年7月，弢翁及周志辅、周志俊兄弟（周学熙先生哲嗣，弢翁堂弟）先后均有捐赠。据先师日记，是年7月20日记：“又接周叔弢函，亦有赠书，尚未到。覆周志辅、胡朴师函。”（参见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53页）21日记：“⋯⋯揆丈交来叔弢赠书。移房间。”（同上，254页）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已查不到当年弢翁赠书的目录了。上海图书馆今藏弢翁致叶景葵先生函二通，其中一函云：“家叔‘师古堂’及舍弟志甫所刻书已分别寄上，闻已收到矣。自事变以来，暹伏处津沽，罕与世接，刻书之兴大减。亦因纸墨昂贵，力有不足耳。兹检上《十经斋遗集》《魏先生集》《泛凫亭印撷》，及亡弟《居真草堂汉晋石影》并《遗墨迹》各一部，乞查收。当时或已寄呈也。”（参见梁颖《徐鸿宝、周暹致叶景葵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283页）不知当日弢翁所寄，是否即是这几种？
二
先师同弢翁正式相晤，拜瞻光仪，是在抗战胜利后。先师1989年7月为周志辅先生藏沈子它簋拓本作题记，尝有按语云：“志辅丈名明泰，早年治史学，后寝馈于戏曲史。抗战胜利后，叔弢丈偕志辅丈访叶揆初先生于合众图书馆，余始获识两丈。叔弢丈名暹，为一良尊人，与揆初先生有姻世之谊。弢丈藏书精善，新中国成立初，悉以捐献北京图书馆，冀淑英君为编《自庄严堪书录》一册问世（按即《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参见顾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题记》所附“原拓诸家题记”按语，《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227-228页）1950年，弢翁六十还历，6月28日，先师接到一良先生函，请为《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撰文，以介眉寿。先师特撰《检书偶记》，寄上拜寿。是论文集于当年底或翌年初印就，内收“交情够也”（弢翁、一良先生语）学界硕学俊彦二十九家大文，如陈寅恪、邓之诚、顾颉刚、季羡林、陈梦家、钱锺书、俞平伯、余嘉锡等。先师《检书偶记》共记经眼之稀见之本二十九种，其中稿本一种，明抄本二种，清抄本七种，明刻本十七种，清刻本一种，朝鲜活字印本一种。因经费原因，此书仅印两百部。周启群先生（景良先生哲嗣）尝为家中所藏本作跋云：“本书中刘修业先生文章，属一九五一年六月，若由此推及，成书时间当会更晚。然网上有该书二手贩卖，见一良大爹题赠顾起潜廷龙先生，属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七日。对应当年时代背景，正在增产节约、没收官僚资本等运动中，这也是为何本书纸张及印刷皆不甚完美，文字校订亦不充分，讹误颇多。由此想见刘先生文章所属日期，或为误排。然以我周氏栞书严谨之传统，此种情况实属罕见，盖时代背景使然耳！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启群晨起记于西山。”（孟繁之先生提供）
顾廷龙先生题赠周一良先生《沈子它簋拓本题记》（收入钱存训先生祝寿集）抽印本
先师同弢翁的再度交往，据目前史料，是在1959年。如果以先师为弢翁过录《前尘梦影录》诸家题记的时间算起，二老交谊已有二十一年之久了。弢翁日记1959年10月24日记：“上海图书馆看版本展览，煦良同去。”（周启乾整理《弢翁日记》195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2013年，29页）尔时弢翁为天津市副市长、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及全国政协常委，他往上海视察，抽暇偕侄儿周煦良先生同往上海图书馆看版本展览。梁颖先生曾写过一篇《记周叔弢先生与上图的一段因缘》（《历史文献》第16辑），较为详细叙述了弢翁1960年春再访上图后的事。弢翁此次参访，鉴赏了馆藏数种善本，返津后向上图赠送了六种古籍，其中即有宋嘉定建宁郡斋刻《西汉会要》残本（参见梁颖《记周叔弢先生与上海图书馆的一段因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562-568页）。
此事经由，为弢翁1960年4月18日往上海，随北京、天津两市代表团检查上海市卫生，4月27日，返京前一天，抽暇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参访，见到上图藏残宋本《西汉会要》，想及自己藏的一册装池正同，似为式样相同、相衔接的同一版。弢翁于4月28日返京回津，5月上图特藏部潘景郑先生起草公函，经先师修改后径寄弢翁。此函请求借摄弢翁所藏残本《西汉会要》的胶卷，云：“叔弢市长：台驾沪，获承指教为幸，顷承惠赠珍椠六种，祗领感谢！谨为妥为庋藏，永志嘉贶。承示尊藏宋本《西汉会要》与我馆残本式样相同，可能一书离散已久，闻之殊为响往，便中能否借摄胶卷一份，藉为延津之合，无任企盼，倘蒙慨允，何幸如之？”（同上，563页）据先师1960年8月9日日记：“周叔弢来信，宋椠《西汉会要》已检得，存四十三至四十五。我馆原四十六至四十九，适相衔接。现在其子珏良处，允相赠。去函乞之。”（参见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607页）《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收1960年8月15日致弢翁函云：“顷奉手书，敬悉尊藏宋椠《西汉会要》残本，已由令郎珏良同志检得。尊藏为卷四十三至四十五，馆藏为四十六至四十九，适相衔接，而洒金粉笺正复相同。又阅《藏园题记》所载刻工，亦均相同。乃蒙乔梓厚意，慨然惠赠，使延津之剑离而复合，无任感荷。”（顾先生此函，参见《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89页）珏良先生是弢翁次子，一良先生二弟。9月1日，上海图书馆即收到珏良先生惠寄的《西汉会要》。次日，先师特作函申谢，言：“叔弢副市长：昨由珏良同志寄到宋刻《西汉会要》卷四十三至四十五壹册，取对我馆所藏残本，适相衔接，而装帧、签题均出一手。知入滂喜以前，即已分散，忽忽百余年矣。今承高谊，归诸人民，不独使古籍之牉合，而尤便学人之参考，文化遗产，藉大力掇拾护持，得以不坠，无任钦佩！”（同上，90页）
弢翁赠送上图的《西汉会要》，虽是残本，却是宋刻宋印，较现存所有之本都更珍罕。此书共七十卷，为宋嘉定建宁郡斋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有《宋刻残本西汉会要跋》，云此本“字体方劲，板式阔大”，“面覆粉笺，书签端楷，似旧藏大内或王邸之书”（傅增湘《宋刊残本西汉会要跋》，《藏园群书题记》卷五，“史部四·政书类”，中华书局，1989年，255-257页），又云其1932年见到此书，乃女弟子宝文仙（书）持以见示，存职官十三，选举上下，卷中钤有“宝孝劼藏宋元经籍”、“孝劼所藏书画金石”二印。傅跋又谓：“壬子（1912）夏，余得八卷于同好堂，册式、装潢与此无异，当为一书而分析者，第未知如海王城中尚存几许耳。”（同上，256页）另据傅跋，知宝孝劼即宝康，孝劼其字也，盛伯羲之女夫，曾官福建武定府知府，任未久遂卒，收罗古本书籍甚富，中多“惊人秘笈”。又据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有云：“按《两汉会要》，四库所据出传钞本，各家书目亦不见著录。惟近时莫友芝经眼录称见应敏斋（宝时）藏宋刻本，乃马笏斋（玉堂）故物，旋归之持静斋丁氏。丙辰岁暮入都，于厂市同好堂获此残册，考其行格，与丁目同；装订、签题，犹存内式。闻庚子之变，自定王府散出，徐梧生（坊）曾收得数册，昨岁袁寒云（克文）亦收得一册。昔人于此本影写补完，不知耗几许精力，曾几何时而风飞雨散，渺不可寻，未审何年始得延津之合也。”（傅增湘“西汉会要七十卷提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史部四·政书类”，中华书局，2009年，403-404页）
先师与弢翁的再次见面，仍在上海。1963年4月1日，弢翁往上海博物馆参加座谈，先师前往晤见。次日，弢翁即抵上海图书馆参观。据弢翁《日记》：“早到图书馆，晤顾起潜、瞿凤起、潘景郑。参观善本书库，保管尚好。阅宋本《金石录》十卷，题跋甚多。宋本《东观馀论》是项刻底本，有丰坊、项元汴跋。宋本《诸儒鸣道》，此是人间孤本。‘大代普泰’写经。抄本《杨铁崖文集》，有黄跋。文徵明手写文稿，有文含跋。丰坊手札，罗列所求书画碑帖目甚长。”（参见周启乾整理《弢翁日记》1963年4月2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61页）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所刻有两种：一为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为宋开禧间刻本，即上图藏本，然仅存十卷（卷十一至二十）。上图本有清余集抄补序文，清翁方纲跋并题诗；又清余集、江藩、阮元等十五家题跋、题诗、题词，皆一时鸿儒耆宿、俊秀翘楚。此本纸墨古朴，行式整齐，字大悦目，刊印精洁，朱痕满纸，动人心目。
《东观馀论》二卷，上图所藏为宋嘉定三年（1210）刻本，有明丰道生、项元汴及清惠兆壬跋。弢翁想看此宋本也是有缘由的。早在1933年1月，弢翁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见著录宋元明刻本凡百馀种，其中尤以北宋本《通典》及绍兴本《东观馀论》最为罕秘，然《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元，弢翁力不能赎，乃以日币一千元购得《馀论》。弢翁于此书后有跋云：“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阙之心。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弢翁《东观馀论》跋，参见李国庆、周景良编《弢翁题跋》，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119页）弢翁藏《东观馀论》，1952年已捐赠国家图书馆，此宋本不分卷，缺页配明抄本，并有清钱谦益校、清劳权及民国劳健跋。
《诸儒鸣道》七十二卷，此为宋端平二年（1235）黄壮猷重修本。黄壮猷有跋云：“越有诸儒鸣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摹观者病之，乃命工剜蠹填梓，随定旧本锓足其文令整楷焉。此本各家书目鲜有著录，惟《绛云楼书目》有宋版一部。”
弢翁在上图时，言及宋本《棠湖诗稿》以人民币一千三百元价让天津图书馆事。此事先师的日记也有载及。弢翁还提到该馆藏旧拓两种，《西楼帖》及《墨皇》皆在；又言大连图书馆《管子》《荀子》《韩非子》几种均已不在，苏联所送还之《永乐大典》皆非刘翰怡旧物。先师当日日记载：“然则此批书却不知何往？”
关于《棠湖诗稿》此事的始末缘由，弢翁日记记之甚详，从发表出来的文字看，始于1963年2月7日，讫于3月21日，先后月馀。这恐怕也是弢翁晚年最令他不愉快的一件事。1963年2月7日，弢翁在天津劝业场古旧书店，购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棠湖诗稿》一卷。是日日记有：“午后到市联，列席两会执委会。休息前到劝业场古旧书店，适宋本《棠湖诗稿》已收得，因取回把玩。又到市联，会后返家，展阅《棠湖诗稿》，纸精墨妙，不愧汲古阁中宋本甲观，余本拟自留，因人民图书馆无一宋本，亦亟欲得之。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此余之宿志。但爱不忍释，因钤名印，以识鸿爪，想不辱此书也。景印本字体模糊，去原迹远甚。宋刻纸有补缀处，亦宋时旧样，平帖如天衣无缝，良工之作也。”（参见周启乾整理《弢翁日记》1963年2月7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55页）此本今藏天津图书馆，纸精墨妙，卷尾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小字两行；有清钱仪吉、民国邓邦述、傅增湘跋。书中钤有“宋本”“甲”“毛氏子晋”“子晋”“汲古主人”“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毛扆之印”“斧季”等印，为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之白眉。
弢翁对此书颇为喜爱，本欲自留，但因天津人民图书馆馆藏中无一重要宋本，也亟欲得之。故2月10日，该馆古籍部负责人姒兼山即至周宅商谈转让《棠湖诗稿》事。十五天后，该馆王振永再为转让事访弢翁。弢翁2月10日日记：“午后整理去岁新收活字本。到重威家，请他考订刘若宰生平；谭季侃、陈庸厂亦来。姒兼山后来，我与谈宋本《棠湖诗稿》我极愿自收，但又不欲与图书馆抢书，如图书馆以为只收一宋本无甚重要意义，则不如让我买，将来终归国家，只是时间问题。”（同上，55页）2月27日日记：“午饭前王振永来取《棠湖诗稿》， 未与之，并告以我愿买此书之故（古籍部是否有不售私人原则，我似当别论），捐书之后本不买善本，因此书是数十年前所渴望之书，一朝到手，不忍轻舍。”（同上，56页）3月3日日记：“星期日。早到方纪部长家，携去《棠湖诗稿》和《晋纸帖》，并谈关于买诗稿的思想包袱，我与‘人图’的矛盾，新华书店不售私人的矛盾。从党的领导和老朋友两个立场，乞他帮助。”3月14日日记：“晚王振永来，说‘人图’一定要买《棠湖诗稿》，已送一千三百元来。闻之殊令人气恼。一书许两家，制造矛盾，不过为了多卖三百元耳。”（同上，58页）
弢翁于3月21日亲自带《棠湖诗稿》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并亲手将书交给姒兼山。是日日记：“午后送宋本《诗稿》与人民图书馆，交兼山，并参观善本书库，书上盖蓝色号码印，每本皆有，并盖大藏印，文劣印色亦恶，真令人心痛。”（同上，59页）可想见其心情！
早在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弢翁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即为藏书写下遗嘱，云：“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壬午元旦，弢翁至嘱！”（弢翁1942年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题记，参见《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卷前彩页第二帧）并有小注：“当赠书时，须附一条例，即展阅者应严守赵文敏毋以爪侵字、毋以唾揭幅之训，保存古籍斯为最要。典掌者宜熟知而谆诫也！”（同上）弢翁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将毕生所藏金石书画、中外文图书等化私为公之原，所捐古籍图书之重要者，如：1949年6月，将宋刻孤本《经典释文》卷七一册，捐之故宫，遂成足帙；1951年，有《永乐大典》（杭字韵）一册移赠北京图书馆；1952年8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其历年收集的宋元明刻及抄校善本，凡七百一十五种，共两千六百七十二册；1954年9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元明清刻本、抄本、稿本，共计三十二种一百二十册；1954年7月，向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捐赠清刻本古籍三千一百六十七种、两万两千六百二十六册。至晚年，又将毕生所藏敦煌经卷、战国玺印、活字本书，悉数捐赠天津艺术博物馆（今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即使身后，其子女亦有不少捐赠。因此弢翁所言“不如让我买，将来终归国家，只是时间问题”，实非虚语。
弢翁1942年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题记
三
自1963年至1979年，这十五年中，经历“运动”及“文革”，周、顾二老包括一良先生同先师之间，基本上无书信及任何相晤。直至1979年5月29日，我才知道先师有函致弢翁，请为所辑严九能年谱题签。先师于函中云：“龙昔承章式之、夏闰庵两丈之启迪，对严九能学问之渊博、钞校善本之精勤，油然起敬，遂即草编其年谱。初稿虽已就绪，存之箧衍，迄未写定，本可覆瓿，第念资料搜集亦既有年，未尝不可供读者之参考，因拟加以杀青，就正有道。兹蒙宠锡题字，并闻长者内障切愈，即为命笔，不胜感幸之至。”（顾先生此函，参见《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91页）
与顾廷龙先生恢复通信时的周叔弢先生，1979年摄于天津睦南道寓所，时年八十八周岁
受邀赴美参加全美中文善本书联合目录国际顾问会议的周一良先生（左）与顾廷龙先生，1989年3月1日摄于华盛顿杜邦饭店
“题字”者，当即“题签”。当年弢翁俞允先师所请而为之所题，我寻觅多年，终无见及，不审今存何处。先师冒昧请题，除因与一良先生之交谊，复以章钰、夏孙桐、叶景葵等几位前辈皆与弢翁为老友，而章先生又曾以“年家子”身份，为弢翁祖父玉山先生《易理汇参》撰序，世谊之在。《严九能年谱》，今见《顾廷龙全集·著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先后两印本均收此书），然无先师序跋及后人整理、编后记等文字。先师早年曾著有《吴愙斋先生年谱》，于193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而《严谱》之纂，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按严九能名元照，九能其字也，浙江归安人。据今天可以查到的先师1940年2月25日日记：“检《国学图书馆年刊》，补《久能年谱》若干条。”（《顾廷龙日记》，53页）8月12日记：“撰《严元照年谱》数则。”（ 同上，98页）10月28日记：“检丰华书，李堂《梅边笛谱》有久能序，为学文所原缺，即录补之。”（同上，112页）二十九日：“伤风甚剧，勉钞《梅边笛谱序》两页。”（同上）同年10月，先师跋清程铭敬辑《画扇斋丛录》，亦云：“严氏久能，清才博雅，著述斐然，而戒香熏修，競传好事，绩学风流，并足千古。余特重其学问淹贯，虑久湮没，因有年谱之作。”（顾先生《画扇斋丛录跋》，参见《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85页）此跋当可视为先师撰写《严谱》之缘由。
此后四十多年间，先师屡屡增补，至1988年春节，先师在北京诵芬院士宅度岁，于是年3月的《日记》中，有“《年谱》粗稿成，考虑修改写定”语（顾先生日记未刊出部分，下同）。转年的1月20日，先师有信致他的日本学生高桥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亦说道：“拙著《严元照年谱》，现请□□□君整理抄录，一俟告竣，即行奉正。”这之后的4月18日、5月18日、6月17日，先师寄高桥的信及小笔记本中，都有相关记载。
关于《严谱》的叙述，一直至1992年先师八十九岁时。此时先师似乎已等不及《严谱》的整理了，他于是年6月24日、10月28日寄信高桥，直言：“《严谱》我托□□□修订，日内当去函催之，请吾弟径与□□□直接联系可也。”之后1994年1月初，高桥到上海，先师又有信嘱之，云：“□□□见及否？《严元照年谱》补充进行如何？有所闻否？我想原稿较简，是否可以请您译交《汲古》发表？将来□□□君增补之本，可在上海、北京寻求出版，您以为如何？”据诵芬先生回忆，先师于1998年因结肠癌再次住院，手术前仍每天坚持《严谱》的修订工作。
遗憾的是，先师于1998年8月22日奄然作古，时年九十有五。而老人离开时，也未能见及《严谱》的出版。我深知这是先师的素愿，希望能尽个人绵薄之力，为先师做好这件事，以了先师生平夙志。2011年，我自哈佛燕京退休，即在上海图书馆约见□□□君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眭骏研究员，我请某君将先师所撰之稿交于眭先生，一切由眭来整理。盖因眭先生有《王芑孙年谱》《石韫玉年谱》等著作，于乾嘉学者有独到研究。之后眭先生不负重托，不辞劳瘁，依据先师手稿，录入电脑并予整理，基本上保留了先师手稿的原貌，完竣后即将全稿提交《顾廷龙全集》编委会。全稿约六万字，可惜的是，眭先生没有写编后记。他是极为低调的学者，功成而弗居。他不想领整理者之名衔，但是实打实完成了先师的临终心愿、未竟之事，我非常感谢他！
1980年，弢翁九十岁，已为上寿之年，但他仍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雕版印刷之事。1月13日，弢翁有函致先师，云：“昨见刻本《稼轩长短句》，刻印精美，颇具扬州诗局风格。但不列书手、刻工姓名，仍沿轻视劳动人民之旧习，殊为憾事。解放以后，北京木刻久绝，今见此书，真有空谷足音之感。不知先生能为探悉书手刻工姓名否？仆拟记之卷末，以广其传，后继有人，可喜之至。琐事上渎清神，不胜惶恐之至。”（弢翁致顾先生函，原件今藏上海图书馆）先师收到信后，即嘱我致电上海书画出版社茅子良先生，详细了解此事。茅子良是我的朋友，八十年代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73年初，茅子良获知北京方面有恢复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线装书的动态，即向社领导毛遂自荐，认领此事。茅早年曾学过刻版、裱画，在被任命为木版书组组长后，即和同事各方联系找写手、刻工，往郊县挑选木材，锯板子，选择好的版本，设计版样等，先后陆续刻印有《共产党宣言》《稼轩长短句》《楚辞集注》《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等。没多久，我即将调查情况向先师作了汇报。
2月12日，先师离沪飞沈阳过年，20日（初五）即为弢翁所托之事作复，有云：“一月中旬，接奉手书，敬悉一一。琐事栗六，稽迟裁答，至以为歉。原上海朵云轩，曾感木刻书籍之技术已将告绝。因谋一线之传，访求老工人，招收知识青年学写学刻，已有多年，成绩颇显著。刻成书有三种，第一种为《共产党宣言》，第二种《楚辞集注》，第三种《稼轩长短句》，原拟第四种刻《大唐西域记》。原主其事者为茅子良君，茅君经始时常来商谈，前年茅君调职，继者也曾一晤，此后即乏联系。兹奉来示，属询《稼轩长短句》刻工姓名，因电话询问该部门负责人，拖言修理房屋，搬迁他处，不得要领。最后询之茅君，始知……因该项工作不赚钱，决定撤销。老年工人退休，借调者回原单位，青年分配各部门，有改学司机，有学财会者。去秋，美国图书馆代表团成员之一钱存训（犀盫之孙），曾要求参观刻书，经坚请始允，恐操作过程未能得见。方冀该社能为版刻传统绵一线之传，今又告辍，殊为可惜。前年尝访金陵刻经处，工无一人，书版乱堆，仅一老者在理版片上架。闻成都已无刻工，严氏书版全已烧毁。扬州则知大印木版书，尚未闻有刻木版书。朵云轩今改名书画出版社，该社如能保留二三人刻小种罕传之本，或能维持久长。如欲该社恢复此业务，希望长者登高一呼，促使出版局重新考定。中国悠久之雕版技术，倘能绝而复苏，岂非大幸！关于《稼轩长短句》等刻工姓名如下（略去）。近来沈阳探亲，旅居多暇，拉杂奉复，书不尽言，顺颂春祺，并贺春禧。”先师此函原件，弢翁身后存珏良先生处，珏良先生物故，存景良先生处，景良先生生前，将此函并先师1979年5月29日致弢翁函，经黄显功先生之手，一并捐赠上海图书馆，高谊可感！
弢翁收到先师信后，于3月2日有复函，云：“前得沈阳来信，承示《稼轩词》刻印原委及书手刻工姓名，感荷之至。昨至新华书店，索阅《共产党宣言》及《楚辞集注》。《宣言》已无书，《楚辞》乃《古逸丛书》旧版修补重印者。不知与朵云轩刻本是一事否？”按《稼轩长短句》1974年由上海书画社刻印出版，弢翁在1980年初购得，在收到先师复函后，特写一跋附于书后，云：……今见此书秀丽精美，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之遗风，不禁惊喜。惜仍承袭轻视劳动人民之旧习，不著书手刻工姓名。因函询顾君起潜，请示其详。旋得复书，录示书手刻工姓名，并告我刻书原委。上海书画社前身是朵云轩，曾感木刻书籍之技术已将告绝，因访求老工人，并召集知识青年，加以训练数年之久，乃有此成绩。后因主其事者以无利可图，遂解散此机构。中国雕版一线之传，不得复苏，殊为惋惜。兹录书手刻工姓名与书端，以彰其艺术之精湛，后之读是书者，或不以我为多事而笑我也。”（原函今藏上海图书馆）
我没有打听，也不想非议，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然而，只因雕版“无利可图”，即把国人一直视为中国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目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小众之事，实在令人无语。殊不知，从唐代至民国、现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多依靠这项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而保存至今。原本想要改变那种后继乏人的局面，却不料刚刚起步不久，即被彻底否决了。不要说科技领域中的培养人才了，即使是许多小众的工种，“文革”浩劫之后，局面均是工匠匮乏、青黄不接，而训练、造就这种人才，必须经历数年、十数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方能收其功效，造就于国家、民族、人民有用之才。当然，经过这样一件小事，也让弢翁由原来的“惊喜”“真有空谷知音之感”，而跌落至“解散此机构”“一线之传不得复苏”“殊为惋惜”之慨叹！
四
弢翁和先师，都是“古籍保护”的最早呼吁者和具体实践者。早在五十年代，弢翁就与徐森玉、赵万里等先生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选印宋元明代的古籍善本。当时的规划即是编印“古逸丛书三编”，即以所谓刻印佳、内容好的“甲等书”为底本进行影印及汇编（参见《周叔弢先生谈“古逸丛书三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3年6月10日[107期]，第6页；另周珏良先生在《我父亲和书》中亦说道：“他对于古书之流通不止于自己刻印，而是有机会就向有关方面加以提倡。开国之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就和徐森玉、赵万里两位先生提案建议如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续古逸丛书》之例，影印善本古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多年来他不断提起此事，感到遗憾。近年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印行《古逸丛书三编》，李一氓同志要我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非常高兴，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对入选的书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曾在《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第107期上发表。”[《文献》1984年第3期，161-175页；后收入《周珏良文集》，289-303页]）。此类甲等书，即如弢翁原先所藏“五好”标准的古籍善本，如宋刻本《汤汉注陶诗》《南华真经》《兰亭续考》《春秋左氏传》，元刻本《复古编》《梅花字字香》，明刻本《稽古录》《姑苏杂咏》，明铜活字印本《开元天宝遗事》，明活字印本《鹖冠子》等。宋元善本之外，弢翁特好历代名家钞校，尝于致徐积馀函中自述，“暹近颇嗜名贤手抄手校之书，其趣味胜于宋元椠本。”（原函今藏上海图书馆）早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弢翁就影印出版了多种珍稀古籍及名家钞校，如《唐女郎鱼玄机诗》（珂罗版）、《寒山子诗》（影刻）、《孝经》（既有珂罗版，又有影刻）、《宣和宫词》（珂罗版）、《屈原赋注》（影刻）、《袁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珂罗版）等，传播学林，颇获好评（参见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周叔弢》，《收藏家》1998年第2期[总第28期]；及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修订本]，“在父亲印制的书籍堆中所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43-73页）。黄裳先生中学时即因获睹弢翁所印《屈原赋注》，“惊为佳刻，往来于心”，走上古籍善本收藏之路，堪称佳话（参见黄裳《屈原赋注》，《来燕榭读书记》[上]，《黄裳集》“创作卷 XII”，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61页）。
弢翁在古籍收藏及保护上，是堪称典范的。傅增湘先生在《周君叔弢勘书图序》中云：“顾君之收书也，与恒人异趣，好尚虽挚，而悬格特严。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务求其精湛，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渊源。又其书必经子古书、大家名著，可以裨学术、供循诵者。至校钞之书，审为流传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迹，必精心研考之，以定其真赝。不幸有俗书恶印、点污涂抹之累，则宁从割舍，不予滥收。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后，又亟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就以金粟之栈，盛以香楠之匣，牙签锦囊，芸芬麝馥，宝护周勤。故其藏书不侈闳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有客请观，必告以澄神端虑，静几焚香，恪守赵文敏六勿之戒。”（傅增湘《周君叔弢勘书图序》，参见《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卷前彩页第四至六帧）谢国桢先生在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随笔《雨窗谈书》中，亦特别说道：“叔弢先生是皖中华冑，可是为人精明谨慎，持身如同清素，一点没有布儿乔亚的派头，自庄严堪，藏了不少的佳椠，可是孤芳自赏，决不因此夸耀于人；也不愿意人们认他为藏书家。但是认识他的，没有不感觉他是一位很诚笃的朋友。虽然平津伊迩，因为一瓻相借，有时候可以见到面。有一次我与至友某君一同到他家里去，看了不少的好书，从下午谈起一直谈到旁晚，便约我们到兴亚二区一家西餐馆去吃晚饭，虽然是胡乐吴歈，声音嘈杂，但是止不住我们的谈锋。他开始给我们讲宋刊浙本，闽本蜀本的不同，中统大德本的异趣，旧本的抹栏，和避讳的剜补，旧本明抄，柳大中、叶林宗抄本如何之贵。所谓一个好书，必须装订精，原刻原印，有收藏的图章，名人的题跋，合乎这个条件，才算一部完整的善本，一部好书，仿佛是一轴名画，一个美人，修短合度，婉约生姿，可近而不可即，这才是称心的佳品。话这样的滔滔不绝，我仿佛上了一堂板本学的课程，壁上的钟已鸣过了十二点，叔弢先生的话头，仍未止住，兴味犹浓，我看着时近午夜，只好告辞，良友益人，胜于读十年书。”（谢国桢《雨窗谈书·周叔弢》，《古今》半月刊四十九期[1944年6月]，第7页）刚主先生文中所述及的，即是后来大家艳称，弢翁为甲级善本总结的“五好”之标准，即：“一、版刻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张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题跋好，等于一个富有才华；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裝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参见周珏良《我父亲和书》，初发表于《文献》1984年第3期，161-175页；后收入《周珏良文集》，289-303页）赏鉴古书，能从美学高度认识，先生可谓第一人，这是一个真正爱书人趣味的真实写照。周绍良先生在弢翁身后所撰《周叔弢传略》，也曾说道：“有些书由于藏书人不能爱护，受到了损坏，为了整理这样的书，他特地延请了一位修整书籍的专家，并且亲加指导，不惜材料与工夫，在他家里专门修理这类书籍，使它们恢复原状，整旧如新，也可说是‘整旧如旧’。”（周绍良《周叔弢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68-69页）均可见老人对古书的挚爱。且由于对书的挚爱，弢翁每见一部书分散在不同地方，必要千方百计，或重价收购，或把自己所藏的捐出去，以凑成全帙，务成延津之合，复为旧观。对于流出国外的善本书，他总是竭力买回，设法求其合浦珠还，不使世间孤本、国之瑰宝流失海外。前举诸例，具可为证，均见一种高尚、纯朴、执着的趣味，可以想见弢翁的一生，是爱护古籍、珍惜善本、回馈社会的一生，也是后来者的仪型与典范。
傅增湘先生《周君叔弢勘书图序》
《周君叔弢勘书图序》（局部）
先师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后来南下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先后影印及主编了许多重要古籍和文献，如他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也都是嘉惠学林、影响数代人的重要典籍和工具书。先师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一篇《我在废纸中抢救历史文献的一点体会》，提出十二条在废纸中搜集图书的范围，其中如八股文、账簿、万宝全书、阴阳卜筮书、讣闻哀启、婚丧喜庆的用费簿、礼物簿等，还包括迷信书，如善书、神道志、星相书、堪舆书等，指出这些都可反映封建社会中部分社会面貌与动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师又有《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更是集中体现了一位为图书馆事业奋斗一生的大方家的远见卓识。
早在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曾有“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始末，详可参见顾先生先后所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的汇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经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中国图书事业的一项伟大成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追记》《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忆周总理、陈毅等同志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诸文均收入新版《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可参）。然而，直至1978年4月，才在南京召开全国会议进行动员。这之后，《书目》的筹备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直至1980年5月，各图书馆送至的卡片全部集中北京汇编，并由各省市图书馆派专业人员参与工作，始进入具体的编纂、落实。《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编即为先师。在编委会里，除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主编、副主编外，尚有顾问三人，那就是周叔弢、赵万里（赵先生于1980年故去）、潘景郑三位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版本目录学界名重一时、资望深重的人物，而三人中弢翁是排在第一位的。按斐云先生于1980年6月25日归道山，弢翁1980年7月3日有致次子珏良先生函云：“绍良寄来《大公报》已收到，望转告，不另复。赵万里先生噩耗想已知之，不知参加追悼会否？斯人长逝，‘书种’绝矣。数十年中仅有冀淑英一人得真传，只可为知者道耳。”“书种绝矣”四字，足见斐云先生在弢翁心目中之份量。再如弢翁1981年12月16日致黄裳先生函，语及斐云先生时亦说：“昨自京返津，奉到赐书，拜领，谢谢！本拟通读，只因返津后患重伤风，头重目眩，未能如愿。只得将《忆赵斐云》一文急读一过。缅怀老友，曷胜凄怆！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份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大善本书库（案‘北大’二字当系‘北京图书馆’），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今之守库者，不知尚能继其遗志否？‘十年浩劫’中，我曾两次探视斐云。第一次，尚有知觉，能进饮食，不能发言。第二次，则昏睡不醒矣。迫害之酷，如同目睹。悲愤不能自已，亦只徒唤奈何耳！”弢翁此言，论及斐云先生平生事业及晚年遭遇诸事，四十年后读来，亦不觉黯然。
为了诚邀弢翁出任顾问一职，编委会特别委托先师以主编名义，专程前往天津予以敦聘。1980年6月13日，先师在天津图书馆白莉蓉的陪同下前往天津。白莉蓉在给我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此事，云：“由于事先弢翁已得通知，所以弢翁已在客厅中等候。他们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两位老人都前趋数步，紧紧握手，没有任何寒暄。坐下后，顾老谈起编《总目》之事，说到此举是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他俩都非常激动。顾老向周先生介绍了编目工作计划，并说是代表编委会来聘请周先生为顾问的事。周先生颇为兴奋，欣然应诺，并对顾老亲自来津表示感谢。之后，顾老又谈到周先生藏书之事，特别提到海源阁的书。周先生笑谈他当年为了买杨氏的两部旧藏《悦庵集》和《闻见后录》而借债的事。说这两部书，当时已被邃雅斋收得，周急欲购之，但对方出价很高，好像是经他的一个亲戚从中说项才借债买到的。后来，他卖了北京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去还债。关于从山东王献唐处购黄丕烈跋《穆天子传》一事，是我在去津的路上，对顾老说的，并请他问一下周先生。当时顾老将山东的情况简单向周先生说了，但周先生非常肯定的说，这部书是海源阁散出之物，并已被王献唐收购。周通过杨的后人从中说项才将这部书买下。后来，他们也谈到周先生捐献《永乐大典》的事，还提到天津的张重威，周说了他们两家相互借书把玩之事。”
另，先师身边的小笔记本上，也记载了他在白莉蓉陪同下往津沽敦请弢翁事。先师记云：“午后两时半，访问周叔弢先生，将二十年不见矣。寒暄毕，余即报告，为实现周总理遗愿……决定请先生担任顾问，我们有问题可随时请教。即递交聘书，先生受之，很表高兴。周老谈研究纸可用方志，造纸的地区和时代最为明确。又说上博印的画很好，谢稚柳文章谈鉴别与风格，他说鉴定版本也是这样的，有人以菊老（张元济）言刀法为玄之又玄，为旁门左道。余即认为这是谬论，适以证明其学未入门，不能有比较深体会。历来刻图章的名家，各有其刀法，刻版何尝不如此？比如写字，有时代风格，有各家流派，刻书版何独不然？《汲古阁图》现在北图。《鱼玄机集》原在袁二处，后归宝礼堂，今入北图，周曾托日人小林影印。《棠湖诗稿》周以六百元（繁之按：据弢翁日记，为一千元）收购，并盖有藏章，结果天津馆以一千数百元（繁之按：据弢翁日记，为一千三百元）购去，并传言周与国家抢购图书，不是太不公平了。” 当天晚上，先师亦有信向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方行先生报告天津之行，云：“我今晨奉命来京，敦请周叔弢先生为顾问，他非常高兴。并将拟捐赠天津馆的善书给我看。他告我上博的画册收到了，印得非常好。又说他读了谢稚柳文章，所谓画有风格，很好，鉴别版本也有这个道理。总之，要看得多，才会有体会。这几天天津市人代、政协就要开会，没有空了。老先生精神之好，记忆力之强，在我所见到九十老人中，当推第一了。”
先师拜谒弢翁后，14、15两日参访天津图书馆，观览宋元善本，16日返京，离津返京前一日，有信致赵兴茂（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和吴织（古籍组组长），谈在津拜望弢翁和看书事，云：“我于十三日来天津，下午访周叔弢先生，九十高龄，手足轻健，望之如七十许人。谈版本问题，颇相契合，也说明我的想法是合理的。例如，要对两朝交替之间的版本鉴定做点研究。冀（淑英）大姐，也感到这一问题了。但我们的工作已到了编目，来不及补课了。”
同年并有一事。是年旧历六月，为弢翁九十寿诞，一良先生以《自庄严堪勘书图》（原件今藏周景良先生处）嘱先师为之题识，先师识云：
张恂先生绘《自庄严堪勘书图》
顾廷龙先生《自庄严堪勘书图跋》
这一年，弢翁九十岁，为嵩寿之年，有松身鹤骨、精爽不衰模样；而先师七十有七，宜属喜寿，具老当益壮、经冬犹茂之姿。自1960年至1980年，二十年间，两位长者仅见面三次。这最后一次，已是宋代诗人陆游《闻雨》所谓“慷慨心犹壮，蹉跎鬓以秋”了。我相信，他们两位最后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说不完书的话题，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承孟繁之兄相告，弢翁1983年寄珏良先生家书中有言：“《纪念册》，黄裳外，可请顾廷龙写一则。我在上海熟人不多。”（此函原件今藏北京周景良先生处，李国庆先生《弢翁藏书年谱》，曾予援引）可见在弢翁心目中，先师是“人熟交情够也”的一位。
另有一事，亦须说及。是年6月16日，先师离津返京前，在天津车站附近新华书店，候车间隙，曾购得一册《智永真草千字文》赠白莉蓉，并为之作题云：“莉蓉同志与余同访周叔弢先生于津门，将归，候车多暇，信步至新华书店流览字帖。莉蓉以学书宜从何体入手见询。余谓以实用为主，尤以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写一书签、钞补缺页，以用行楷为繁；整理明清人批校本及尺牍，均须熟识行书、草书。莉蓉以为然。因选此帖赠之，藉留纪念。”（顾先生《题智永真草千字文》，参见《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291页）此事固见先师待人接物风范之在。近读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其中有极大篇幅谈论《智永千字文》及他们家人对这本字帖的态度，如景良先生说道：“这本《千字文》却得到我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非常的重视。博文堂（繁之按：后景良先生勘正为‘圣华房’）的印本，父亲有一部，劳先生有一部，张璐雪先生也有一部（张先生这一部后来由珏良收藏）。自我幼年起，在家中讨论书法的气氛中就感觉到在家人心目中《智永千字文》的地位非常高，认为若认真研习书法，必须下工夫从《智永千字文》写起。所以大的哥哥们，如一良、珏良在小时候都下过大工夫写《智永千字文》。至于我们弟兄中最小的几个已是上学校，只是放暑假时写写大楷。那时写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是家里不抱什么要求，只求把字写整齐而已。不过，在我十二三岁时，父亲就买了一部罗振玉印的《智永千字文》给我（大一点的哥哥如一良、珏良等都各有一部）。这使我的眼光放开，看到书法艺术的更高处，不为世俗流行的颜真卿、柳公权书体所囿。”（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修订本]，“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98-99页）又说：“这部《智永千字文》受到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当我季木四叔印他藏石的附图目录时，书签就是集《智永千字文》的字‘居贞草堂汉晋石景’。《千字文》没有‘影’字，故用‘景’，这在古汉语中是可以假借、通用的。四叔的室名为‘居贞阁’，而《千字文》中没有‘阁’字，于是他为了用《千字文》中有的字，改称为‘居贞草堂’。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同上，104页）从景良先生的记述，可进一步见及先师同弢翁除了在古籍版本目录上的体悟、眼光堪称同调，在对“公”格局上的同志合道，在艺术修为的品味、趣味、气味上，也是心灵相通的。
《居贞草堂汉晋石景》书影
《居贞草堂汉晋石景》内页
五
1994年，弢翁逝世十周年，天津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学会辑有《弢翁藏书活动四录》（《弢翁藏书活动系年要录》《弢翁藏书题识辑录》《弢翁壬午鬻书记全录》《弢翁历年收书目录》《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增刊号），以作纪念。此《四录》封面即请先师题签，署“弢翁藏书活动四录 后学顾廷龙敬题”。2000年，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订的《弢翁藏书年谱》由黄山书社出版印行，封面题签亦为先师所题，署“弢翁藏书年谱 后学顾廷龙敬题”。《年谱》与《四录》都为后来者研究弢翁藏书包括其人其学其行提供了重要佐证及基础资料，功德无似。近闻李国庆先生对年谱又有大幅增订，即将刊出新版，拭目企盼中。在1994年那次题耑时，先师曾有函致编者李国庆先生，云：“叔弢先生逝世，忽已十稔，缅怀遗型，不胜怀念！尊处编印遗集，以资纪念，甚善甚善！承嘱题签，顷已涂就，如有不合，可重写，即请指正为荷。”（ 顾先生1994年3月1日致李国庆先生函，参见《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下》，715页）这些话迄今读来，犹令人感慨万端！老辈交谊如此，跃然纸上。
今年为弢翁（1891-1984）逝世四十周年，也是先师（1904-1998）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海图书馆拟于11月有纪念先师学术研讨会之设。《中国文化》特约编辑孟繁之兄嘱以弢翁为题，写小文一篇，并云景良先生生前即有此意。景良先生今下世五年，津不敏，谨以旧日搜集之资料，以弢翁与先师之交往为题，以纪念两位长者并纪念景良先生也。
沈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前善本部主任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