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赵军峰等. 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海外生成考——基于赛、沙英译《水浒传》对比剖析

学术 2024-10-18 20:22 山东

话语译介与国际传播

《外国语言文学》2024年第4期第102-112页

摘要：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是绿林题材小说的创作核心，也是翻译的重心，翻译形象生成的具体轨迹有待详解。本文撷取形象学理论资源，基于赛、沙英译《水浒传》剖析江湖英雄形象的海外生成，结合译者生平经历、翻译事件发生的历史语境、翻译形象生成的互文网络为形象变异溯因。研究认为，两位译者尝以西方基督、骑士文化“格义”江湖英雄，比之赛珍珠对血腥逆叛情节的垂直还原，沙博理强化梁山之忠义，淡化其法外特性。两译本出版间隔近半个世纪，动态对比益于解蔽名著复译之于形象生成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赛、沙英译《水浒传》；江湖英雄；形象生成；翻译形象研究

[1]赵军峰,龙新元,魏晋.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海外生成考——基于赛、沙英译《水浒传》对比剖析[J].外国语言文学,2024(4):102-112+132+136-137.

本文来源：《外国语言文学》

本文推广：王峰山东大学语言学通讯

作者简介

赵军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

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法律翻译、法律文学翻译、翻译史等

龙新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法律文学翻译、翻译史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jasonlong@gdufs.edu.cn

魏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博士生

研究方向：法律文学翻译、翻译史

引言

《水浒》诲盗，常为官府禁毁，也恰因“法外”情节而经典化，林冲、武松等江湖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林语堂在为 All Men Are Brothers（下文简称“赛译本”）所作序中提到，“《水浒传》长于人物形象雕琢，享誉盛名……对李逵、鲁达、宋江、林冲、武松等英雄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Lin, 1948: xviii）。从 1933 年赛译本的发行至 1980 年 Outlaws of the Marsh（下文简称“沙译本”）的问世，从备受关注的首个英译全本之“生”到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英译全本之“成”，历经近半个世纪岁月磨洗，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传入异域，翻译形象生成究竟受何种因素影响，发生何种变异，具备何种启示，尚待聚焦。本文拟撷取现代形象学理论资源，借镜翻译形象研究分析方法，基于赛、沙所译对比剖析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海外生成，史海钩沉为形象变异溯因，内外部研究并举以透视江湖英雄形象翻译生成的全过程。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到翻译形象研究

比较文学形象学着眼民族文学作品中模式化了的对某一异国的文化、社会的总体认识和想象（莫哈，2001: 17），不拘泥于文学研究常规关注的人物形象，亦有别于当下热点化的政治外交学所论国家形象，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巴柔，2001b: 155）。即是说，形象学已然超越非功利性的文学本体研究范畴而跨入了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与文化史、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均有所关联。开放的学科边界意味着形象学可为翻译研究等其他新兴学科提供方法论工具，包括诸多概念和理论见解（Flynn et al., 2016: 3；王运鸿，2023: 29）。

翻译形象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比较文学形象学既定从文学出发的研究取向及单语研究倾向，拓展了形象研究的视域，聚焦具体形象在特定时空的文学抑或非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流变与成型，“追踪形象经由翻译而发生跨语言、跨文化流变的具体轨迹，探寻民族类型（ethnotypes）与隐喻穿越语言、文化边界所发生的变化”（Flynn et al., 2016: 6）。就研究方法而言，形象学通常“使用集文本、语境、互文分析于一体的三重分析方法，其中‘文本分析’常借助叙事及话语分析工具；‘语境分析’即以历史的眼光将文本及其接受史置于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中加以考察；‘互文分析’则强调挖掘有关某一民族特性的套话形成背后某种隐喻和文本的传播历史”（Flynn et al., 2016: 3；王运鸿，2023: 29）。由于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同样将视野投向了译本之外，开始关注翻译事件发生之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译本与其他关联性文本间的互文脉络等等，形象学分析方法在翻译研究中显示出较强的适用性。翻译形象研究倡导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双轨并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共同在场，围绕“文本、语境、互文”的形象学研究三要素也构建了三重分析模式。具体来说，翻译形象研究的“文本分析”强调从原文和译文出发，通过文本对比厘清特定形象的跨语生成倾向；其次“语境分析”突出史海钩沉，旨在通过阐释历史、社会、文化层面的复杂背景因素对于翻译事件的影响和操纵，厘清翻译形象生成背后的逻辑；“互文分析”则是翻译形象研究相对其他研究而言最为特殊的一环。由于形象学认为某种“异国”形象的由“生”至“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面向历史的，会伴随文学作品的传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流变，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集体的共识性认知——社会集体想象物，翻译形象研究的“互文分析”即强调通过深挖翻译事件发生、翻译形象诞生之际译入语接受语境中业已存在的“套话”（stéréotype）（巴柔，2001b）或称想象物，明确特定形象翻译生成的动态流变轨迹与历史承继关系。另外，由于翻译具有建构性，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译者显身，相关主体性与主体化问题客观存在（刘云虹，2022: 590），因此译者知识结构、职业惯习及毗邻行业活动也极有可能会对翻译形象生成造成影响，译者解密也当为翻译形象研究的题中之义。

图像叙事之于江湖英雄形象的直观呈现

本文选取 1948 年修订出版的精装赛译本和 2009 年重印发行的“大中华文库”版沙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前者附有墨西哥裔美国版画家珂弗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所绘 32 幅“全图”式彩色插图与 25 幅用于补白的黑白插图（赵敬鹏，2023: 105-106）；后者则因国家翻译出版的“非市场化”，译著发行有国家监理、由机构支持，全五册制作精美，配有数十幅占据整页版面的黑白插图。

图像叙事可给予异域读者超越文字的直观审美体验，左右译语受众对某人、事、物的“第一感觉”，译著插图往往象征着译者、编辑及出版方的整体跨文化态度，映射翻译形象生成的大方向。相较沙译本结合章回情节随机于各回末尾处嵌入人物与景物相结合的情境化了的图像，赛译本的插图更多是去情境化的、缺少自然环境、社会空间的图像，各插图或现于文内，或填于文末，图像与所在章回叙事内容之间少有关联。从赛译本插图的整体视觉呈现来看，珂氏除却将中国戏曲文化元素融入画中（赵敬鹏，2023: 112），更以单一的、夸张甚或过当的绘画风格呈现宋江、李逵、鲁智深等中国传统江湖英雄群像，两译本部分插图如下：

沙译本的江湖英雄群像铺排紧扣故事情节，图中依稀可见中国本土地理风貌、山川植被及中式亭台廊榭、屋舍结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结合一定意义上具有淡化“outlaws”（无法者）法外特性、中和野蛮血腥色彩以构建积极形象的现实意义，也符合“大中华文库”向世界各国提供中国优秀文化知识的出版宗旨。而于半个多世纪前诞生的赛译本在对文本与副文本的处理上也堪称精雕细琢。1948 年版译著采用一页两栏行文布局，但上述彩色插图却都占据正反两页版面，译者与编者对图像的重视可见一斑。赛译本的江湖英雄群像整体表现出文学、文化维度的双重考量，既“夹杂着对中国戏曲穿戴及其表演场地的正解或误解”（赵敬鹏，2023: 112），也在某种程度上以夸张的笔法将人物的野蛮外形、行凶场景作为视觉聚焦点，或多或少迎合着战争期间西方大众读者对于古代中国的主流认知想象。赛、沙译本中所描摹的江湖英雄群像可视作其整体翻译形象的缩影，体现出颇具差异性的形象改写重构倾向。

赛、沙所译之于江湖英雄形象的改写重构

形象学以文本研究为起点，翻译研究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翻译形象研究强调回归翻译和形象的本体，从文本出发，通过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厘清翻译背后的形象生成逻辑。应明确，翻译形象生成基于原著，也超越原著，译者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形象建构者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立场，立足个体认知建构形象本质上类似一种价值判断，形象变异在所难免。

林冲是中国传统江湖英雄中的标志性人物，从恪守礼法的禁军教头到锒铛入狱的末路罪囚，再到占山为王的江湖草莽，执法者、违法者、无法者的角色切换立体化林冲形象，沙博理为之感叹，“在更为贴近现实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公正往往缺席，英雄唯有跳出法律的界限之外方可实现复仇”（Shapiro, 1990: 145）。林语堂（Lin, 1948: xiii）也称，“《水浒传》围绕非正义的官府镇压与正义的法外之徒反抗展开叙述，读者向来会同情后者，原著不啻为将法律握于掌中的江湖英雄所作的赞歌。”上例为林冲被逼上梁山后，经吴用引导暴起而怒杀王伦的故事情节。赛珍珠和沙博理均未选择译透作为原著关键词之一的“替天行道”所蕴含的特有文化知识，而是将中国哲学系统中的“主宰之天”（冯友兰，2021: 38）替换为基督教义中描绘的至高天堂，“格义”式的翻译以受众为导向，却也将中国传统江湖英雄改头换面为执行耶稣上帝意志的使者。

类比以观，沙译本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江湖英雄之侠义与罗宾汉式的骑士文化关联，西方文化系统中“gallant(ry)”具特殊内涵，与“chivalrous fraternity”共同在场“形成了一个独属于目标语文化系统的语义场，满足西方读者对于骑士精神的想象”（王运鸿，2019: 89）。正如林语堂在序中所言，西方语境中“每当有无辜者为腐败官绅所害，最令人大快人心的便是看到有加里·库珀们（Gary Coopers）、兰道夫·斯科特们（Randolph Scotts）以超绝的智慧和力量打破牢笼，以罗宾汉（Robin Hood）和独行侠（The Lone Ranger）的方式拯救世人”（Lin, 1948: xiv）。同质化的翻译形象生成倾向致使中国的江湖文化为西方骑士精神、基督思想所渗透，英语世界大众读者难免会将其对罗宾汉、基督徒的想象投射至水浒世界，进而生成他者化的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

李逵是《水浒传》中为数不多的集喜剧性和悲剧性于一身的江湖英雄，言语行事的喜剧色彩与服毒自尽的悲惨结局反差强烈，充实了其人物形象。上例为宋江带领李逵等英雄对战无为军，活捉黄文炳后“替天行道”的故事情节，宋江据其“裁判者”的身份先是细数黄之罪行，“只是害人，交结权势，浸润官长，欺压良善”，黄文炳“当庭悔罪”，有言“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施耐庵，2006: 471）！虐杀分食则是“众裁判者”原始的刑罚决定。“江湖法庭”终究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李逵虐杀、众头领分食实质上更近似对封建社会腐败官员趋炎附势、排挤忠义志士的强势复仇（赵军峰、龙新元，2023a: 46）。沙译本作为制度化的翻译产品完全屏蔽了烹食人肉的血腥叙事，改写了李逵的虐杀细节，完成了对李逵的人物形象重构。沙博理甚至对原著章回整体结构进行了调整，如将回目“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替换为“The Witch of Mengzhou Road Sells Drugged Wine”（Shapiro, 2009: 807），其以江湖叙事覆盖血腥描写的形象建构取向可见一斑。相形之下，赛珍珠或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想象，营造良好的阅读审美体验，选择垂直还原原著的血腥描写，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也随之趋于原始化、野蛮化。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受争议、最为矛盾的人物形象，金圣叹（1985: 16）慨叹：“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有别于江湖英雄以勇武为主要特征，宋江以忠孝为本，先期服务司法，后期放浪无法，始终不变的是其坚称忠于君王、尊重律法。上例为宋江被捕后于官府自书供状的故事情节。宋江原为郓城县衙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施耐庵，2006: 196），正因如此，知县令宋江直接执笔原本应由孔目所书的供状。《水浒传》中载有大量供状、海捕文书、委任状、婚姻契约等“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赵军峰、龙新元，2023b），语体特殊，基本内容及修辞技巧相对固定，翻译须遵循特定写作体例。原文“一笔供招”所用之笔是“pen”还是“brush pen”暂且不论，沙博理以斜体突显供状的法律效力，以严谨精练的法言法语对译涉法信息，相对于赛译本的非正式话语表达，沙氏所译显然更益于生成知晓律法、尊重制度的宋江形象。另外，赛译本中类似“sin”的基督教译笔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对传统江湖英雄形象原生性的解构。形象背后以道文化为主、佛文化为辅的水浒文化系统与基督文化混同，宋江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方读者所熟知的手捧圣经的虔诚教徒。

形象变异动因：译者生平、译事语境、

译象网络

翻译形象研究强调语料与史料的交叉互证，译著所呈现译者的选择和决策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定主体的特有结果，译者生平经历、翻译事件发生的历史语境、翻译形象生成的互文网络等均与翻译形象呈现息息相关。例如，从赛珍珠的知识结构、文化身份出发便不难解释赛译本为何具备基督底色和形象同质化取向。单就 All Men Are Brothers 定名而论，译著便称得上是适时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并非如赛氏译序所言单纯是以孔子名言置换不可译的“水浒”（Buck, 1948: xxi），该译名同样也寄托着赛珍珠对动荡时局、战火硝烟的厌恶抵触及“基督教所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赛珍珠，1991: 18）。

4.1 赛珍珠及其《水浒》译事

赛珍珠生于美国，长于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说，“美国只在梦中才有。我的现实世界是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赛珍珠，1991: 4）。赛珍珠少时与中国孩童结伴于镇江的女子学校接受本土教育，接触中国文学，复又跟随儒士孔先生学习文化典籍与儒家思想；母亲也为其安排了美式基础教育，要求她通览美国、英国、欧洲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文学（赛珍珠，1991: 15），东西方知识的双轨摄入成就了赛珍珠“文化混血儿”的身份。另外，父母对传教的狂热也使得基督观念潜移默化不断地渗透赛珍珠的思维活动，赛氏虽无传教士之名，其作品中却常见传教之实。在其译笔下，基督理念与儒家思想完成了跨时空的相遇和融合，钟再强（2018: 108）称其为“文化和合主义”，这种价值观念也间接决定了赛珍珠对于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跨文化改写。

翻译形象研究整体围绕“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建立而展开，赛珍珠（1991: 50，64）在自传中陈明：“我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尽管中国对我来说和我的祖国一样亲近，但我知道，中国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在太平洋彼岸，那儿是我祖辈居住过的地方，它是中国的异邦……我读书的目的是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世界——西方世界。将来有一天，当亚洲的大门对我和我这个种族的人关闭时，我会回那儿去，一定会的。”毋庸讳言，赛珍珠的潜在立场势必对其翻译事业产生影响，中国传统江湖文化相较于其从小耳濡目染的基督信仰、骑士文学难免被“他者化”，而“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巴柔，2001a: 123-124）。可以说，赛珍珠垂直还原野蛮血腥描写，借中国古代江湖英雄的“他者”建构基督化、骑士化的“自我”以营造文化同源的幻象有其多个维度的现实考量。

赛珍珠英译《水浒传》（1927—1932）正值极其特殊的历史阶段，国际局势不容乐观，中国国内社会格局动荡不安，文字、文学与文化发展发生了剧变。具体来说，赛珍珠英译《水浒传》恰逢五四运动之后，彼时国内志士协力开创了白话文学新纪元，共同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受这场“在语言、文学、文化与思想各个层面发生的革命运动”的影响（许钧，2020: 53），中国社会迎来文字更新、文学立新、文化革新、思想创新。然而置身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赛珍珠却自觉承担起将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传播至西方，实现以“他者”观照“自我”的民族使命（赵军峰、龙新元，2023c: 59）。通过对古汉语语汇的字面对译、固定词语的“强行”拆解、词语顺序及搭配的移植等，赛译本中建构有一套“中国英语”（唐艳芳，2009: 104-110）。赛珍珠选择“硬译”，以反常化的文学性话语表达推动中西文明双向交流，或也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黑暗面在译著中同步映现。现实世界的复杂导致“赛译中大量存在异化与归化的有机结合”（钟再强，2018: 107），如赛珍珠还以革命性话语阐释中国传统江湖英雄，革命形象的生成同样有其历史原因，另文详述。

4.2 沙博理及其《水浒》译事

沙博理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比之赛珍珠幼时受到中西知识的合流熏陶，少年沙博理接受的是纯正的西式教育，对其价值观、宗教观、法学观、文学观乃至后期翻译观的生成有所影响。例如，沙博理（2006: 235）主张以骑士文学类比《水浒传》，认为后者就是“中国式的侠盗罗宾汉传奇”。囿于彼时中国社会所充斥的非学术社会变量，沙博理在译著标题修改过程中决定启用“outlaws”，该词具有特殊寓意，在英美文化语境中专指罗宾汉式的“反对当局非法迫害普通人的民间英雄”（沙博理，2006: 236）。译著正文中，沙博理也喜以骑士化译笔“格义”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重构效果显著，多位西方汉学家发表译评，赞扬译者的想象力及译著的世界性。

青年沙博理的知识经验累积以“法”为底色，出身于律师世家的他在父亲的期许下从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法学院毕业，先后入职摩西·辛格事务所及父亲所在的律所。然而，彼时美国律师行业完全服务于权力和财富，“法律，作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对富人的解释与对穷人的解释是不相同的”（沙博理，2006: 25）。现实的黑暗并未动摇沙博理的道德准则，反而使其对“美国和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愈发不满（沙博理，2006: 28），加之战争始末他辗转各高校系统研习中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沙博理最终于 1947 年前往中国。沙博理的法学知识结构对其入华后在官方机构赞助下开展文学翻译工作影响甚巨，使其能够洞察常为译者所忽略的文学中的法律信息，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水浒传》，发掘其中与中国传统立法、司法、执法及百姓守法相关的知识。虽说沙博理于标题中以“outlaws”定位中国传统江湖英雄，译著正文中沙博理却选择突出梁山的忠义，淡化食人、虐杀、滥杀等“无法”描写。

沙博理英译《水浒传》（1967—1980）受特殊时期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关系影响，是场由官方机构组织“制度化译者”开展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输出实践，特殊时期政治对文学翻译的干预有特效，“政治化为译本经典化提供组织制度和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是经典化最为有效的手段”（任东升、高玉霞，2015: 21-22）。5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政治上主张孤立、遏制中国，军事上坚持侵略加包围，经济上实行封锁和禁运等（颜声毅，2009: 231）。1963年，任职于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沙博理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加入中国籍，同年陈毅在主持国务院外办讨论《中国文学》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西方看到“《中国文学》里面有画，有诗”（转引自王运鸿，2019: 91）。要之，国家希图通过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传播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寻求突破，引导文学、文化及国家形象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沙博理英译《水浒传》实际负有“政治使命”，国家需求对于名著复译有所框定，启示沙博理过滤原著所载江湖英雄叙事中存在争议的部分内容，建构积极正面的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

4.3 江湖英雄形象翻译生成的互文网络

上及 1872 年译者 H.S.籍由摘译（The Adventures of a Chinese Giant）生成西方化的背离佛道、回归俗世、结婚隐居的鲁达形象，下到二十一世纪初登特·杨父子的名著复译（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一个多世纪有关《水浒传》的翻译、评论、研究使得中国传统江湖英雄以不同的形象“动态”走入西方世界，洞见与偏见共在，溢美和指摘并存，写实与想象并重，形象生成的历史轨迹相对清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事件当属华裔汉学家“东夏西刘”的《水浒传》笔战（李金梅，2017）。夏志清（Hsia, 2015: 98）认为水浒江湖英雄存在严重的“厌女施虐癖”（misogynic sadism），喜虐杀，多厌女。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20 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江湖英雄的基本定位（王运鸿，2019: 90）。而赛译本作为首个英译全本，对于中国传统江湖英雄血腥行为、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及女性出墙情节的深描为夏志清所述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和广泛的读者基础。然而，夏志清的苛评，水浒学界对中国传统江湖英雄的东方化，西方大众读者对中国绿林文学的误读激起了刘若愚等学者的辩驳，刘若愚认为，夏氏批评虽非空穴来风，但“不能因为文学经典中包含我们并不乐见的内容就对其横加指责。夏教授对水浒英雄的道德斥责（moral indignation）实际导向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无一江湖英雄可在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上与《金瓶梅》的反派主角西门庆媲美”（Liu, 1967: 115）。若说赛珍珠、夏志清分别通过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在西方社会塑造了原始化、野蛮化的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刘若愚（Liu, 1967: 116）则更为侧重评述《水浒传》的骑士色彩和江湖英雄的侠义品德，他在专著中明确指出，“《水浒传》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之一，是最经典的骑士文学。”刘若愚力主建构的骑士化江湖英雄形象也在 1980 年中美联合出版的沙译本中得到进一步固化，逐渐为西方大众读者所了解，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海外生成。

结语

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以《水浒传》为载体，以翻译为主要媒介走出国门，一路上颠顿风尘，难免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钱锺书，2019: 78）。本文尝试应用翻译形象研究“文本、语境、互文”三位一体的分析方法，并置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基于赛、沙译本剖析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海外生成，结合译者背景、社会语境、互文网络等概述翻译形象流变的历史动因。研究发现，赛珍珠和沙博理或多或少均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牵引，部分建构了同质化的江湖英雄形象。较之赛珍珠倾向放大江湖英雄原始行径的文学性翻译，沙博理选择屏蔽血腥描写、过滤消极信息，部分实现了中国传统江湖英雄形象的正面重构。由“赛”至“沙”，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形象海外流变见证了西方世界的中国英雄由“百无禁忌”变得“忠义双全”，由“野蛮血腥”走向“行侠仗义”，如此“转形”不单涉及个体译者价值立场的转变，更离不开宏观层面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及形象输出国国家翻译规划与政策的助力。客观来说，沙博理的“制度化译事”自有其进步意义，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有限性。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名著复译是个尚待考辨的学术话题，其与文学形象塑造、文化形象生成、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在联系亟待进一步梳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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