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材研究》为全国第一本以外语教材研究为主题的学术集刊，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主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本刊立足于我国外语教材建设需求，聚焦外语教材理论、建设、使用与评价，旨在总结和推广国内外外语教育专家及研究学者在外语教材建设和研究方面的成果，推动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为我国外语教材及外语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本刊全文已被知网学术辑刊数据库收录。
今天推送《外语教材研究》第三辑中蒋宇红、冯心怡等老师的文章。
来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材研究》
本文推广：语言学通讯、翻译学通讯
编者按： 本文对原文有略微修改，欢迎引用本文
引用本文：蒋宇红，冯心怡，蔡佳怡，等. 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与优化路径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J]. 外语教材研究，2024，(1)：36-53.
蒋宇红
冯心怡
蔡佳怡
孙怡晨
忻韵欣
提 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学习和使用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有助于了解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及传播中华文化。教材作为英语学习的重要资源，应力求在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研究分析了上海地区代表性新版高中英语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发现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主题上最为重视中华人文精神；呈现内容上较少涉及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呈现方式上显性及隐性文化呈现频次相近，但较少共现中外传统文化。据此，本研究建议未来教材编写紧跟时代步伐，丰富呈现主题；着眼不同群体，扩充呈现内容；打破国界壁垒，创新呈现方式。
关键词：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呈现；优化路径
基金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外语教材研究项目“问题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材体系建设研究”（编号2022SH0018）。
引用本文：蒋宇红，冯心怡，蔡佳怡，等. 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与优化路径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J]. 外语教材研究，2024，(1)：36-53.
1.引 言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其载体。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是文化传播、交流、互鉴的重要工具。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到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因此，作为基础文化课程的英语课程应致力于培养能使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人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张岩磊，高苑 2016）。由此，党和国家明确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之所以教材（本研究中指教科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是因为教材集中反映了民族文化、时代进步和科学发展，是实现培养目标的直接手段（吴小鸥，李想 2019）。《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指出，通过英语学习，学生应能汲取文化精华，坚定文化自信，具备一定的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因此，新时代英语教材应以育人目标为导向，有机融合并合理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近年来，新版高中英语教材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202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新版高中英语教材，并在上海地区得到广泛使用。然而，目前鲜有针对这两套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描绘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并探索其优化路径，以期为教材修订与编写提供参考。
2.文献综述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义
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多种定义。娄杰（1998）将中华文化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其中广义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由古迄今经过扬弃而流传下来的文化。任晓伟（2019）认为，中华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历史上积淀形成的哲学思想、文化遗产、制度文教和治国理政经验等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2017）对中华文化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华文化由三部分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淘洗出来的智慧结晶，既呈现于浩如烟海、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更集中体现为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汤玲 2019）。
2014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指出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2021年，为充分发挥中小学课程教材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内容主题，即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
2.2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
教材是课程的核心文本，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阿普尔，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2005）。在语言学习中，学习者接触到的大多是教材所呈现的文化内容（Yuen 2011），所以教材中的文化呈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Weninger & Kiss 2013）。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对英语教材的文化呈现进行了诸多研究（Derakhshan 2024；Bose & Gao 2022；Davidson & Liu 2020；Thumvichit 2018；Weninger & Kiss 2013；Song 2013；Chapelle 2009；张军，刘艳红 2022），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较为常用的有批评话语分析法（Awayed-Bishara 2015；Gulliver 2010；Camase 2009；Liu 2005）、符号分析法（Weninger & Kiss 2013）、语料库研究法（张军，刘艳红 2022）等，还有不少研究者采用内容分析法（Song 2013；Yuen 2011；Wu 2010；Chapelle 2009），对英语教材呈现的文化内容加以分类并统计。
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分类标准和框架。Cortazzi & Jin（1999）根据地域，将文化分为目标语文化、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Brody（2003）将文化分为大C文化和小c文化，大C文化指文明的产物，小c文化指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基于此，美国《外语学习标准》（1996）丰富了大C文化和小c文化的概念，将文化人物、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包含其中。随后，大C文化和小c文化被归入“客观文化”，与其相对的“主观文化”则指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成员所维护的观念（Bennett et al. 2003）。而后，Moran（2009）认为社群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建立了由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人物和文化社群构成的文化分类框架。国内研究者对文化分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浦小君 1994；杨藻镜 1994；张占一 1990）。牛新生（2002）综合前人观点，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与国外研究者的文化分类相契合。
基于国内外文化分类，国内研究者对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也有所研究（牟金江，杨金生 2022；郭宝仙 2014），但多以地域进行文化分类，忽略了文化内容和呈现方式。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1950）指出，“文化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国内有研究者鉴于此类文化呈现方式分类，研制了相关文化分析框架（张虹，李晓楠 2022；周小兵等 2019）并加以应用。然而，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郑志恋，潘婕 2023；高丰，赵殊慧 2023）分析了英语教材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呈现，也尚未有针对上海地区新版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的研究。因此，本研究能弥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3.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为描绘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样态，并探索其优化路径，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主题有何特点？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内容有何特点？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方式有何特点？
3.2 教材选择
本研究选择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20年出版的两套高中英语教材（以下简称《上外版》和《上教版》，二者共同被提及时简称为“新版教材”），共14册，均包括三册必修教材和四册选择性必修教材，以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两套教材，是因为根据本研究中针对上海地区师生发放的问卷（n=172）结果显示，除约1.2%（n=2）的师生使用其他版本高中英语教材外，其余师生均使用《上外版》或《上教版》教材，说明这两套教材是上海地区主流高中英语教材，因此本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3 教材分析方法
为全面描绘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样态，本研究遵循《指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主题的划分（见表1），将 Moran（2009）对文化内容的分类与教材实际情况结合（见表2），并借鉴 Young（1999: 17–22）和 Yu（2009）对教材中显性文化教学内容的操作性定义，及国内学者（张虹，李晓楠 2022；周小兵等 2019）对文化显隐性呈现方式子类的划分（见表3），对新版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进行细致分析。
为增强文化呈现分析的精确性与可靠性，在分析前，笔者针对上述编码原则展开了详尽探讨，确保深入理解。随后，笔者逐一分析各册教材，细致查找、识别新版教材中呈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Excel中对所识别出的文化条目进行编码，编码示例详见表4。在编码过程中，一旦遇到不确定或存在分歧的情况，笔者均及时开展讨论；若仍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则邀请另外两位教材分析研究者参与协商，直至达成共识。完成编码后，笔者通过Excel对数据进行了量化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不同文化呈现主题、内容与方式的频次。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分析
据统计，新版教材涉及文化元素的语篇、图片、练习等共计出现1185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共计出现201次，占所有文化内容的16.96%。这说明，教材编写遵循并落实了《纲要》《指南》等国家文件的精神与要求，给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一定的重视，迈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的重要一步。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上述教材内容是否能够全面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待进一步探讨。
4.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主题特点
如图1所示，教材中以“中华人文精神”为主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最多，涉及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如孔子的教育理念、荀子的劝学思想等）、美学及艺术追求（如水墨画、昆曲等）以及处世方法与生活理念（如太极反映的冲淡平和的人生境界）等；其次是“中华传统美德”内容，展现了传统礼仪（如用餐礼仪、着装礼仪等）、忠孝礼义的荣辱观念（如坚贞友情、尊老爱幼等）等；“核心思想理念”内容略少于“中华传统美德”，提及了“天人合一”“实事求是”及仁爱、民本等思想。由此可见，教材中文化呈现主题分布不均衡，虽然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艺术造诣，但弱化了传统美德与核心思想引导学生践行道德及礼仪规范、培养其担当意识与家国情怀的重要作用，不利于滋养学生民族精神，也不利于鼓励其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内容特点
如图2所示，新版教材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五种文化内容均有涉及，但呈现频次不均衡，这不利于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完整的文化学习体验。首先，新版教材呈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产品最多（118次），包括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如水墨画、软笔书法）、历史遗迹与建筑（如万里长城、西安大雁塔、故宫）、节日装饰（如灯笼、中国结）等，有助于学生增长文化知识、拓宽文化视野（束定芳 2020）。其次，文化实践共出现41次，包括“冠笄之礼”、年夜饭习俗等，旨在让学生通过体验文化达到学习目的（Moran 2009），并深化文化理解（邹为诚 2020）。再次，文化观念出现了31次，主要围绕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展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有利于“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教育引导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习近平 2022）。
最后，文化人物和文化社群出现最少，分别只出现了9次和2次。值得一提的是，新版教材打破了以往教材多集中展现古代文人墨客风姿的桎梏，呈现了不同领域的知名人物，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范仲淹），扶危济困、淡泊名利的传统美德（范蠡），以及古代人民在科学探索、技术发明方面的突出贡献（徐霞客、张仲景），较为全面地描绘了一幅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长卷，这些是新版教材的一大创新。然而，作为各个历史时期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文化人物的行动与思想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教材中文化人物的呈现频次还有待提升。此外，教材中涉及的文化社群仅有苗族相关内容，未提及其他少数民族，不足以展现我国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4.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方式特点
如表5所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性呈现方式中，教材最为重视图片与引言，共出现了57次，常常位于某单元的开篇页。例如《上外版》必修一第二单元Language and Culture的开篇页是一幅中外学生共同学习用毛笔进行书画创作的照片，紧扣单元主题群“跨文化沟通、包容与合作”，为学生创设了中外学生以中国传统书画为媒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情境；又如《上教版》必修三第三单元The Way We Are的开篇页是四幅不同服饰的图片，其中一幅展现了我国苗族传统服饰，契合本单元主题“美及其社会与文化解释”（邹为诚 2020），也与后续阅读语篇相呼应，帮助学生熟悉单元话题（束定芳 2020）。其次，以单一文化语篇的方式呈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共计13次，多集中于每单元的听说及阅读板块并配以图片，在涵养学生文化意识的同时培养其“看（viewing）”的能力。例如，在《上外版》必修二第四单元Listening and Viewing板块中，一位中国武术运动员接受采访并回答了武术相关问题，配有一张武术运动员站在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对岸舞剑的照片，通过“武术”和“东方明珠”这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强烈对比，引发学生对传承、传播及发展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的思考，助力本单元“学会初步运用英语介绍中国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养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束定芳 2020）”这一文化意识目标的达成。此外，《上外版》设置了Culture Link板块，以单一文化知识板块的方式来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补充或拓展单元输入性语篇文化知识，助力师生文化知识的同步增长（束定芳 2020）。最后，在呈现多元文化时，新版教材较少共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这不利于学生增进对中外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的认识、深化对中华文化内涵本质的理解。
如表6所示，在中华优秀文化的隐性呈现方式中，以文化理解练习方式呈现的内容最多，共计53次，集中出现于《上外版》的Further Exploration板块及《上教版》的Digging In、Comprehension Plus、Cultural Focus板块。尽管Cultural Focus板块与前文Culture Link板块名称相似，但设计意图不同：Cultural Link以文化知识板块形式出现，是对阅读或听说语篇的知识补充，意在增长师生文化知识；而Cultural Focus是文化语篇、文化理解练习、文化表达练习及图片的有机组合，意在通过创设文化学习语境，深化学生文化理解，并结合视频材料和口语活动，使学生使用语言资源表达思想，进行流利性训练活动（邹为诚 2020），是显隐性文化呈现方式的集合。以单一文化表达方式呈现的内容共计2次，主要是“介绍 / 推荐某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围绕某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项目式学习”等以产出为导向的能力训练，有利于达成“以文化促进语言理解与表达、以语言理解与表达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语言教学境界（束定芳 2020）。以语言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方式呈现的内容共计18次，使学生在文化情境中操练语言，在语言训练中熟悉文化。教材还以练习中单一文化语篇等方式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介绍文化知识之余，为学生围绕文化内容进行语言产出提供范例。然而，在隐性文化呈现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同样鲜少共现。
总之，新版教材平衡了显性与隐性文化呈现方式，开拓了独具匠心的文化呈现板块，在语言输入与输出环节均有机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憾的是，新版教材极少涉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共现，二者对比的缺失不利于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传播能力的外语人才。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优化路径建议
依据上述对新版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的分析，本研究针对未来教材修订与编写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紧跟时代步伐，丰富呈现主题
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大主题，教材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应注意均衡三者比重，适当扩充核心思想理念及传统美德相关主题。但主题的扩充不是简单的篇幅或频次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围绕‘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一核心思想理念，逐步展开，不断深化，与时俱进。”（习近平 2019）此外，他还提道：“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笔者的民族精神、笔者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习近平 2018）这两条重要论述在强调核心思想理念与传统美德重要地位的同时，点明了二者与教育结合的必要条件，即“与时俱进”。因此，教材编写时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有机融合，探索当代核心价值观与古代思想美德的共同之处，以及古代思想美德在当代的弘扬途径。例如，收录对外报刊中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篇，配以古代书法名家有关“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美德的作品，引导学生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何以为、何以可为。
5.2 着眼不同群体，扩充呈现内容
语言是文化的“五要素”的整合体，各要素需均衡呈现。鉴于新版教材中文化社群与文化人物呈现过少的情况，建议未来教材修订与编写时可尝试以少数民族文化人物为切入点，介绍其所处文化社群的发展历史、独特风俗（文化实践）及特色产物（文化产品），挖掘该社群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展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美德（文化观念）。例如，中国流行歌曲《奢香夫人》传唱度极高，主人公奢香夫人是元末明初人，也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更是历史上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巾帼英雄。教材可编写介绍奢香夫人生平的英文语篇，设计一系列剖析其思想闪光点的活动，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现贵州彝族人民的文化风貌。此外，教材在选取文化人物时也应开拓视野，将目光聚焦于历史上各个不同领域（如政治、经济、艺术、科技等）的杰出人物，因为不同领域的文化人物所展现的过人智慧各不相同，如艺术家在发现美、复现美的方面超乎常人，医学家怀揣着一颗医者仁心，数学家则拥有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等等，有助于学生全方位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思想境界。
5.3 打破国界壁垒，创新呈现方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新版教材虽不乏中外文化的对比，但却鲜有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强硬地让学生接受、认同传统文化，而是要怀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将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放在一个多元竞争发展格局中进行比对、辨析。由此，学生能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进而更加珍视和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能学习不同文化的传播策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技巧和能力；学生还能丰富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形式，使其更具时代性和世界性。此外，教材独创了特色文化板块，以显隐性结合的方式，配合多媒体技术呈现文化知识，这启示我们，在教材编写时可与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尝试开发数字化技术用于共现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在介绍中华传统水墨画相关内容时，可开发绘图软件，使学生无需购买文房四宝即可动手绘制水墨画，感悟其化繁为简、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同时可让学生尝试绘制虚拟油画，体悟西方传统美学的异同；又如，在介绍中外古代建筑时（如故宫和凡尔赛宫等），可开发VR体验设备，使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游览建筑奇观，体会中外古代能工巧匠的建筑智慧。
6. 结 语
作为最能体现中外文化碰撞的学科，英语教学在帮助学生培养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传播能力等方面重任在肩。作为英语教学的载体，英语教材全方位、深层次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改革的要求，也是时代变革的诉求。本文以2020年出版的《上外版》与《上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为例，描摹了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样态。但对于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的内容、方式等尚无标准定论，因此本研究结论不涉及对教材编写质量的评价。未来研究可围绕教师如何在真实课堂中利用教材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进行实证研究，或通过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课堂观察量表等，得出更加客观、普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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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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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上外教材研究院
策划｜蒋璜
编辑｜贾薪宇
审核｜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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