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佳宇、刘雨晨. 蓄意隐喻理论的新发展 : 四维分析模型和隐喻的慢加工

蓄意隐喻理论(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DMT)最早由学者Gerard Steen (2008,2011,2013,2015,2017)提出,其主要贡献是发现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还是一种交际手段。由此Steen提出了隐喻的语言维度、概念维度和交际维度,并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整合,形成了隐喻的三维分析模型(Steen 2008)。近年来DMT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最重要的两大发展是四维分析模型和隐喻慢加工的提出。Steen (2023)在其著作Slowing Metaphor Down:Elaborating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中对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阐述,这是目前有关蓄意隐喻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蓄意隐喻理论的提出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全新课题(孙毅、陈朗2017)。但总体上看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新课题的追踪呈现滞后状态,该理论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仅有孙毅和陈朗(2017)、吴迪和李雨晨(2022)、赵秀凤和宋瑞亚(2023)等几位学者将隐喻的三维分析模型引进国内,并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理论探讨,但该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被引入国内,而且运用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如孙毅、王龙本 2020;王娟娟 2021;邵璐、于亚晶 2023)也并不多见。本文首先简要回顾DMT的基本观点及其三维分析模型,随后,基于Steen的新著作重点介绍四维分析模型和隐喻的慢加工,在此基础上,结合实例进行阐释,最后对DMT未来的研究前景做出展望。

在DMT提出之前,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是学界最为认可的隐喻理论并被广泛地运用于认知语言学、批评语言学及相关领域(见张辉、杨波 2009;张辉、张艳敏 2020)。但Steen(2008:214)发现CMT对于隐喻加工的认识存在一定问题,他将这一问题称为“隐喻悖论(paradox of metaphor)”,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悖论,Steen提出了蓄意隐喻理论(DMT)。

CMT将隐喻从传统修辞学视角下的语言使用问题拓展到了认知层次上的思维模式问题(卢植、茅丽莎 2016;林正军 2024)。CMT认为隐喻的本质是概念域之间的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因此隐喻的理解必须建立思维上的跨域映射,即必须从源域的视角去理解靶域(Lakoff & Johnson 1980)。例如,正确理解“attack one’s view point”的意义需要在由“attack”和“viewpoint”分别激活的两个概念域,即作为靶域的“ARGUMENT”和作为源域的“WAR”之间建立跨域映射“ARGUMENT IS WAR”。但是Steen(2008:215)认为,许多与“attack”类似的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其隐喻义已被规约化而成为了众多意义中的一项。因此,理解由此类词构成的隐喻表达只需要结合语境准确检索出这一隐喻意义即可,即不需要建立跨域映射而仅通过词汇消歧(lexical disambiguation)就可以理解(Steen 2008:217)。这一发现与CMT的主张相悖,也就是说被定义为需要跨域映射才能理解的隐喻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可能并非如此。如上述例子中的“attack”一词早已具备了“反驳观点”的含义,因此理解“attack one’s view point”这一短语只需要检索出这一含义即可,而不再需要借助“战争”的视角。

Steen(2008)提出,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达成特定的目的有时会重新引入一个全新的话题(源域),并将受话者的注意力从原话题(靶域)暂时地转移到源域上。此时,受话者若想正确理解这一隐喻的意义就必须顺从发话者的意图,将靶域和源域进行比较,即建立在线的跨域映射。也就是说,只有被蓄意使用的隐喻才需要借助跨域映射理解。如在著名的诗句“Shall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中,莎士比亚蓄意地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源域“a summer’s day”,并引导读者将诗中的“thee”和“a summer’s day”进行比较,从而使读者从“a summer’s day”的视角去理解“thee”。

结合以上观察,Steen(2008)发现隐喻不仅仅像CMT主张的那样是语言和思维层面的问题,还是交际层面的问题,如果把隐喻看作一种交际手段,那么隐喻悖论就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他结合交际维度和原先的语言和思维维度,提出了隐喻的三维模型,即隐喻在语言维度上体现为用事物A描写事物B;在思维维度上体现为借助事物A理解事物B;在交际维度上体现为通过事物A谈论事物B。在该模型下,只有那些为了达成一定交际目的而被蓄意使用的隐喻才需要通过在线跨域映射得以理解,这种隐喻就被称为蓄意隐喻(Steen 2017)。

虽然三维分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CMT存在的“隐喻悖论”,但Steen(2023:8)认为,该理论的提出并未解决隐喻研究领域各种理论众说纷纭的现状。鉴于此,Steen尝试寻求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共通之处,以提出一个兼收并蓄的分析框架。Steen(2023:111)认为,既然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活动,那么隐喻的认知加工就应该符合一般认知加工的特征。具体来说,Steen认为Kahneman(2011)对认知速度的研究以及van Dijk和Kintsch提出的建构—整合模型(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CI Model)(van Dijk & Kintsch 1983;Kintsch 1988:163)能为隐喻的研究提供启示。因此,他结合这两个理论对蓄意隐喻理论做了进一步细化。

3.1从隐喻的“快加工”到“慢加工”

隐喻的研究范式(paradigm)经历了一轮革新。传统范式把隐喻视作纯粹的修辞手法,且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以CMT为代表的现代认知科学范式认为,人们之所以在语言使用中将某一事物A比喻成另一事物B,是因为在思维上习惯通过事物B理解事物A,也就是说“B IS A”(“B是A”)这类思维模式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早已被人们习惯,因此思维对这些隐喻的加工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但Steen(2023:137)指出,隐喻的加工过程并不总是迅速的,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放慢速度。在理解一些晦涩的隐喻,比如文学作品或哲学论著等中的隐喻时,受话者可能需要放慢速度仔细琢磨其中的奥义,这种现象同样会出现在隐喻的产出过程中。Steen(2023:139)指出隐喻加工的这两种速度可以在Kahneman(2011)有关认知速度的论述中找到依据。他认为,既然隐喻的本质是认知,那么隐喻的认知加工就应该符合一般认知加工。针对后者,Kahneman(2011:15)区分了两种思维系统:系统1(System1)常以自发且迅速的形式处理语言生成简单的直觉;系统2(System2)则常以缓慢且受到意识控制的形式处理语言并生成复杂有条理的观点。

但上述快加工和慢加工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快”与“慢”,而是相对的概念,即隐喻加工的速度是一个连续统,既有非常快和非常慢,也有比较快和比较慢。总体而言,DMT对隐喻慢加工的强调弥补了CMT对隐喻加工的认识,对快加工和慢加工的界定也是将DMT与其他传统的隐喻理论区分开来的关键(Steen 2023:9)。

3.2从蓄意隐喻的三维分析模型到四维分析模型

Steen(2023:134)认为,既然隐喻是认知的一种,那么其认知加工过程就应该与一般认知加工过程一致,即隐喻的认知加工能够运用van Dijk和Kintsch提出的建构—整合模型(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CI Model)(van Dijk & Kintsch  1983; Kintsch 1988:163)来解释。CI模型认为,话语的理解可分为建构(Construction)和整合(Integration)两个阶段。建构阶段需要建立表层文本(surface text)和概念基础(text base),然后过渡到整合阶段,即建立情景模型(situation model)和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

Steen(2023:134)认为,这一被广泛用于分析话语理解的模型也可以用于分析隐喻的理解。因此,他在三维模型中补充了指称(reference)维度,提出了四维模型,且隐喻的四个维度与CI模型的四个心理表征一一对应:表层文本捕捉隐喻的语言结构和功能;概念基础捕捉由语言激活的概念结构和功能;情景模型捕捉由概念投射的指称结构和功能;语境模型捕捉由指称扩展而来的交际结构和功能。Steen(2023:151)还指出,隐喻的理解与话语的理解一样,会从表层文本过渡到概念基础、情景模型和语境模型,且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心理表征相互关联。

3.2.1语言维度与表层文本

表层文本是人们对话中言语的语言结构和功能的心理表征,也是隐喻理解的基础。DMT尤其关注表层文本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因为多数与隐喻有关的词汇均具备多重含义,这些义项在表层文本中都会被表征出来,导致言语本质上也具有多重含义。当受话者接触到言语时,会自动获取该言语中某一多义词的所有义项,如果该言语含有多个多义词,这些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会自由组合,产生多种解读。然而,这些义项并非同时被获取,而是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Giora(2003,2008)的等级突显假说(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认为,词汇的多重含义受到常规程度、使用频率和人们对其熟悉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具备不同的突显度。受这一假说的启发,Steen(2023:225)认为某多义词的隐喻义在某一隐喻表达中可能比非隐喻义具备更高的突显度,那么人们在后续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就可能会更容易检索出由这一隐喻义激活的隐喻概念,从而直接理解该表达。

3.2.2概念维度与概念基础

概念基础是人们对由表层文本激活的概念结构和功能的心理表征。由于表层文本中的词汇常常具有多重含义,概念基础中往往也会存在多重概念。这些概念之间会相互作用形成命题(propositions),即思维中的最小观点单位。同样,含有隐喻义的多义词会激活隐喻概念,CMT将其称为思维上的隐喻(metaphor in thought)。CMT认为,理解思维上的隐喻需要建立跨域映射。然而DMT提出,大多数情况下思维上的隐喻可以通过检索正确的隐喻概念(即词汇消歧)来直接理解,而不一定需要跨域映射。为了区分二者,DMT将思维上的隐喻称为“隐喻式思维(metaphoric thought)”,而将需要借助跨域映射来理解隐喻的思考过程称为“隐喻性思考(metaphorical thinking)”。DMT强调,不是所有隐喻都会引起隐喻性思考,而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情景模型和语境模型。

3.2.3指称维度与情景模型

情景模型是人们基于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态在心中建构出的微缩世界,它表征的是由概念投射的所指对象(referents)。DMT认为,建构情景模型的过程就是挑选出与语境最相关的命题的过程。一旦最佳命题被挑选出来,它就被赋予了指称功能从而被表征为情景模型中的所指结构(referential structure)。

DMT指出,蓄意和非蓄意隐喻在表层文本和概念基础上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在情景模型上却截然不同,在这一阶段的加工过程也是区分二者的主要依据。对于蓄意隐喻,发话者的意图是建立比较,这个比较需要来自源域的所指对象参与,所以这些源域所指对象必定会出现在情景模型中,并为靶域所指对象提供全新的视角。从受话者的角度来讲,当隐喻被蓄意使用时,由该隐喻词汇激活的概念会与表达中其他词语激活的概念产生不连贯问题,且这一问题无法在概念基础阶段通过消歧得到解决,所以这个概念就会被投射进入情景模型并被表征为一个不匹配的所指对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受话者需要建立在线跨域映射,并尝试通过这个不匹配的所指对象去理解原话题的所指对象。

非蓄意隐喻的理解过程则不同,因为发话者使用非蓄意隐喻的意图并不是建立比较,而只是将这一隐喻作为描述某个对象的一种方式。而且构成非蓄意隐喻的词语往往已经具备了隐喻义,所以这个隐喻义会在概念基础中激活对应的隐喻概念。当受话者成功检索出这个隐喻概念或由这个隐喻概念组成的命题时就能理解该隐喻。也就是说,受话者将注意力保持在靶域范围内就可以完成对该隐喻的理解。此时只有靶域所指对象会被投射进入情景模型。

3.2.4交际维度与语境模型

语境模型表征的是语篇生成和接收的交际情景,其中体现了发话者的意图(intentions)。意图的作用可以从注意力(attention)的角度得到阐释:包含隐喻在内的言语的认知过程往往会涉及注意力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受到意图的驱动(McNamara&Magliano 2009:304)。换言之,人们可以根据交际意图和交际目标对注意力进行调节,具体表现为将注意力聚焦到话语和语言使用的某一方面,如将隐喻真正当作隐喻理解。

DMT关注的正是隐喻(更具体地说是隐喻中的源域)对受话者注意力分布情况的影响。一般来说,发话者使用隐喻有两种不同的意图,一是把隐喻当作一种跨域比较使用,此时发话者会在情景模型中引入一个全新视角并将受话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该视角上,而受话者会试图通过这个新视角去理解原视角,这也正是发话者意图所在,此时该隐喻就是蓄意隐喻。此外,发话者也有可能并非蓄意地使用隐喻,而只是把这一与隐喻有关的表达仅当作谈论某事物的一种方式。此时,情景模型中就只存在靶域本身提供的视角,受话者的注意力就不会发生转移,而只需要通过靶域自身的视角就可以理解该隐喻表达。

综上,Steen将隐喻作为广泛话语的一种资源,从一般话语的角度对隐喻的认知加工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再解释,并在原先三维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补充了“指称”维度,提出更加完整的四维分析模型,这一模型可以总结为图1所示流程图。

隐喻分析首先需要识别语料中的隐喻,这一步骤可根据修正版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Vrije Universiteit,MIPVU,见Steen et al. 2010;另见曹灵美、柳超健2022)和蓄意隐喻识别程序(Deliberate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DMIP)(Reijnierse et al. 2018)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Steen(2023:112)强调隐喻理解的分析需要将不同认知层次(level of cognition),即话语(discourse)层次和语言使用(language use)层次的隐喻应区分开来,因为二者的加工过程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一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具体来说,语言使用层次的隐喻指某一言语(utterance)内部的隐喻,通常借助某个词语建构。以往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这种隐喻。此外,Steen(2023:118)指出隐喻还能出现在若干言语之间,通过小句甚至完整句子的形式构建,这就是话语层次的隐喻。

除了认知层次,隐喻使用的话语事件也值得注意,因为隐喻的使用会受到话语事件的驱动(Steen2017:4),且隐喻还能用作交际策略以实现特定交际目的或语用效果(吴迪、李雨晨2020)。综上所述,隐喻的认知加工分析步骤可以总结为如图2所示的流程图:

下文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例,运用四维分析模型展开分析。

4.1语言使用层次的隐喻

(1)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例(1)节选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这句话中的“枢纽”和“明珠”运用了非蓄意隐喻。根据CI模型,当受话者阅读这句话时,表层文本的建构就开始了,且隐喻的语言维度与一词多义密切相关。为了更直观地探究词汇的各个义项,下文主要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下文简称《词典》)中对词语的解释。对于“枢纽”一词,《词典》解释如下:

名词:事物的重要关键;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

虽然“枢纽”一词本身只有一个义项,但它由“枢”和“纽”两个词组成。“枢”原指门上的转轴,“纽”原指某些器物上可供抓住而提起来的部分。这两者都是门和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枢纽”的含义是隐喻义,且在长期频繁使用后已成为其主要意义。“明珠”一词也是如此,它原本指非常明亮的珍珠或珠宝,但其隐喻义更为常用,《词典》对其的解释如下:

名词:比喻珍爱的人或美好的事物。

根据Giora(2003,2008)提出的等级突显假说,由于这两个词的隐喻义更为常用,因此具有更高的突显度。受话者除了理解词汇外,还会结合语法、句法和语用知识来处理整个句子(Steen 2023:242)。在此例中,与“枢纽”和“明珠”搭配的是“成都”,因此“成都是枢纽和明珠”成为了后续处理的重点。表层文本建构完成后,这些词汇的义项就会激活相应的概念,并表征在概念基础中,然后这些概念会自由组合形成命题,此时词汇消歧也会进行。由于“枢纽”和“明珠”的隐喻义具有更高的突显度,在消歧的过程中,“事物关键”和“美好事物”这两个概念更容易被选中,而且能够与“成都”激活的城市概念保持逻辑上的连贯。因此,这两个概念就是需要被挑选出来的最佳概念,所以最有可能被表征出来的命题是“成都是中外交流的关键和中心环节,同时也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座值得重视的城市”。

当命题被确定后,情景模型的建构就开始了。此时,“事物关键”和“美好事物”这两个概念会在情景模型中映射成“关键城市”和“美好的城市”这两个所指对象,对应的命题也会被映射成“中外交流的关键和中心环节以及西南丝绸之路上一座美丽的城市———成都”这一所指结构。此时受话者就理解了“枢纽”和“明珠”在这句话中的含义。也就是说,受话者通过消歧理解了这两个词的正确含义,而无需重新建立跨领域映射,因此这是非蓄意隐喻。在语境模型的建构中,发话者的意图仅是将“枢纽”和“明珠”作为描述“某事物的关键”和“某个美好事物”的表达方式,而不是真正将其作为隐喻使用,因此受话者也无需将其真正视作隐喻去理解。

(2)作为山海相连、人文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坚持与邻为善和互利共赢,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将亚洲打造成世界和平的稳定锚。

例(2)节选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与例(1)不同的是,此例中“稳定锚”一词运用了蓄意隐喻。《词典》并未收录“稳定锚”这一词条,但收录了“锚”这一名词,其释义如下:

名词:船停泊时所用的器具,用铁制成。一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带倒钩的爪儿,另一端用铁链连在船上,停船时,把带倒钩的一端抛到水底或岸边,用来稳定船舶。

结合该句的结构可知,“稳定锚”修饰的对象是“亚洲”,因此“亚洲是稳定锚”这一组合是后续加工的重点。当表层文本建构完成后,“稳定锚”和与之搭配的“亚洲”各自的义项就会在概念基础中激活相应的概念并组合形成命题。同时受话者会尝试通过消歧理解这个组合,但“稳定锚”只能激活来自“船”这一范畴的概念,且这一概念显然与“亚洲”激活的概念来自不同的范畴。换言之,“亚洲”和“稳定锚”激活的概念出现了逻辑上的不连贯,且这一问题无法通过消歧解决。在建构情景模型时,“稳定锚”这一不连贯的概念就会被投射在情景模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受话者就需要在“稳定锚”和“亚洲”之间建立在线跨域映射。当受话者能够建立起二者的联系,即“亚洲就像船锚使船舶平稳靠岸一样使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这个隐喻就能被成功理解;并且,这一合乎逻辑的比较能在情景模型中投射出一个同时包含源域所指对象“稳定锚”和靶域所指对象“亚洲”的所指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发话者蓄意使用了这一隐喻,意在引导受话者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靶域,同时进一步理解亚洲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该意图最终表征在了语境模型中。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语言使用层次的蓄意隐喻和非蓄意隐喻均能使用四维模型进行分析,且二者在表层文本和概念基础这两个心理表征中的加工过程基本保持一致,真正的差别体现在情景模型和语境模型中,二者的加工流程如图3所示:

4.2话语层次的隐喻

上文探讨了语言层次的隐喻的认知加工过程,下面我们将继续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为案例进行话语层次隐喻加工和识解过程的阐释。

(3)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例(3)节选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8月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句中划线部分运用了蓄意隐喻。与前两例都不同的是,此例中的蓄意隐喻是通过完整句子呈现的,因此属于话语层次的隐喻。Steen (2023:48)强调,正因为话语层次的隐喻常常存在于若干个言语之间,所以此类隐喻的运用可以看作是在描述某个话题的话语中突然插入了一个全新话题。发话者这样做的意图常常就是引导发话者对这两个话题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话语层次的隐喻总是被发话者蓄意当作两个话题之间的对比,因此这类隐喻总是蓄意性的,且它们的运用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交际目的,如提供信息、说服受众、给予指导等(Steen 2023:42-48)。

虽然话语层次的隐喻与语言使用层次的隐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其认知加工仍然可以用四维模型进行分析。此例中真正要谈论的主题是“文明”,但是划线部分的句子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话题“鲜花”。由于这两个主题激活的概念存在着明显的逻辑不连贯且无法通过消歧解决,所以这两个概念会被投射进入情景模型中,形成对应的所指对象。当受话者成功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合理跨域映射,即“文明就像鲜花一样,只有百花齐放春天才美丽动人,只有文明丰富多样世界才多姿多彩”,这个隐喻就能被正确理解,且相应的所指结构就能被投射进入情景模型中。最终我们可以得知发话者蓄意使用这一隐喻正是为了引导受话者从“鲜花”的角度去理解“文明”,这一意图在情景模型中得以体现,而发话者蓄意使用这一隐喻实现了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这一交际目的。

综上所述,相比较于早期的蓄意隐喻理论而言,最新的蓄意隐喻理论将侧重点放在了自身与其他理论的兼容上,并结合一般认知理论对隐喻的认知加工进行了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蓄意隐喻理论结合van Dijk和Kintsch提出的一般话语认知加工的建构—整合模型(van Dijk & Kintsch 1983;Kintsch 1988:163),将原来的三维分析模型拓展到了四维分析模型。第二,蓄意隐喻理论基于Kahneman(2011)对一般认知速度的研究,提出了隐喻的加工可能并不像概念隐喻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总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尤其在加工蓄意隐喻的过程中,受话者需要对靶域和源域进行比较,此时就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因此蓄意隐喻的加工可能会放慢速度。这也是Steen在最新的蓄意理论中提出的隐喻“慢加工”理论。第三,蓄意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认知加工分析需要关注隐喻的认知层次,并且需要将话语层次的隐喻与语言使用层次上的隐喻区别开来。与词语构建的语言使用层次的隐喻不同的是,话语层次的隐喻常常存在于话语之间,因此这类隐喻可以看作是在原有话题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全新话题,而发话者的意图正是引导受话者对这两个话题进行比较。因此,话语层次的隐喻认知分析可以从话题入手,但整体上这两个层次的隐喻的认知加工并没有太大差异。

综上可以发现,隐喻的蓄意性与人们的交际意图密切相关,因此虽然“蓄意隐喻”和“非蓄意隐喻”这两个专有名词听起来似乎是隐喻的某种类型,但实际上蓄意性并不是隐喻本身的特性而是人们对隐喻的使用方式。也就是说任何隐喻都能被蓄意使用从而成为蓄意隐喻。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蓄意使用隐喻?其实Steen(2023)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他提到了三种方式:一是选择比较新奇的源域来建构隐喻,比如上述例(2)中的“稳定锚”;二是使用像“like”“as”“compare”这样的隐喻标记词引出源域,如莎士比亚的诗句“Shall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三是将一个隐喻进行扩写,对其源域进行详细描绘,使其成为话语层次的隐喻,如上述例(3)中对“鲜花”的描述。

那么除了以上途径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实现隐喻的蓄意使用?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除此之外,隐喻的慢加工目前尚且只是通过推理得出的一个猜想,其真实性还需要通过心理实验等方式进行进一步验证(参见赵凌珺 2011;张辉、龚思源 2023)。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解答,这也表明蓄意隐喻理论在将来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