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如何通过语言学解读《人民的名义》中的称谓语？“选择”思想的语境理论框架

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议题。从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Malinowski 1923,1935),到形成比较完备的情景语境理论模型(Firth 1957; Halliday 1978)，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境的研究不断深入。然而，现实的情形比较复杂，不同语域或语域变体之间差别较大。当前的语境模型宏观而概括，更适合以静态文本形式存在的书面话语，对口头话语的解释力相对较弱(孙敬、刘振前2024)。以会话话语为例，除了交际话题(语场)和参与者的角色关系(语旨)，会话的时间与地点、参与者的数量以及交际意图等也是重要的语境变量，对语言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目前的模型并未涉及。为了增强语境理论的适用性，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文拟建构针对会话话语的语境理论框架，继而通过考察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称谓语的选择以验证新框架的适用性。

总体上,前人对情景语境的研究较为深入，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分析模型。文化语境研究却较为薄弱，学者仅泛泛地强调它在言语交际事件中的重要性，未就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下面将简要梳理这两种语境的研究进展。

2.1情景语境研究进展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情景语境研究可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Wegener(1885)强调语境对语义的重要性开始，到Malinowski(1923)提出情景语境这一概念为止,为情景语境理论的萌芽期；第二个阶段从Firth(1957)将情景语境引入语言学领域开始,到Halliday(1978：110)提出情景语境的理论模型为止,是理论的确立期；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情景语境理论的发展期。

2.1.1情景语境理论的萌芽

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提出。他(Wegener1885:21)强调，语义的确立需要参照感知情景(perceptual situation)、记忆情景(situation of remembering)和意识情景(situation of consciousness)。这一论断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情景的内涵，为探索语境的内部结构提供了启发。后来，Malinowski(1923)比照语言的上下文(co-text)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至此，非语言语境在语义理解中的地位得到突显。

2.1.2情景语境理论模型的确立

Firth(1957：182)将情景语境概括为一个包含参与者的有关特征、相关的事物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三方面内容的抽象范畴。这标志着情景语境理论模型的初步确立。后来，Halliday(1978：33)将各种具体的语境因素概括为语场、语旨和语式。语场即语言嵌入其中的社会活动，特别表现为话题；语旨指言语活动参与者及其角色关系；语式则是指语言在语境中的作用及其组织方式，主要包括交际媒介和渠道。这三个变量的不同赋值决定了不同的语义和词汇—语法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语域。至此，情景语境理论模型基本确立，并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翻译以及教学等活动中。

2.1.3情景语境的发展

Halliday之后,为了完善情景语境模型,学者们对语场、语旨和语式进行了细分(见表1)。较为典型的如Leckie-Tarry(1995：32)的语境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o fcontext)。通过将语场细分为活动场所(arena)、参与者(participants)和语义域(semantic domain),将语旨细分为正式性(formality)、角色(role)和焦点(focus),并将语式细分为计划(planning)、反馈(feedback)、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以及媒介(medium),原先比较空泛的语场、语旨和语式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表 1. 语场、语旨、语式的细化 

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将目光锁定在语旨上,提出了不同的语旨分析模式。从研究路径上判断,他们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路径(如表2所示)。路径一以Halliday(1978：143-145)、Hasan(1981)等为代表，关注的是语旨的语义体现模式;路径二以Poynton (1989)、Martin(1992:523-536)、张德禄(1998a)等为代表,聚焦的是语旨的话语功能模式。例如,通过调查澳大利亚英语中称呼语的使用情况,Poynton(1989)提出了由权力(power)、接触(contact)和情感(affect)组成的语旨三维模式。该模式由Martin、Eggins&Martin、张德禄等继承或发展。其中,Martin(1992:523-536)以地位(status)取代权力(power),Eggins&Martin(1997:52-53)在三维模式中增加了归属的取向(orientation of affiliation),张德禄(1998a)则将接触(contact)细化为熟悉度(acquaintanceship)和亲密度(intimacy)。

表2.语旨分析模式的发展

总体上,上述研究使语场、语旨和语式这三个变量得到充分描述，情景语境模型的精密度也进一步提高。

2.1.4研究缺口

情景语境是影响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从情景语境概念的提出，到情景语境理论模型的确立，再到模型的不断发展，情景语境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目前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修辞模式(rhetoric mode)的归属仍是一个问题。它究竟属于语场(Halliday1965)、语旨(Gregory1967)、语式(Halliday1978:110),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语境变量而存在(Firth1957;Ure&Ellis1977:202;Fawcett1980),学界还未达成共识。

其次，当前的情景语境模型囿于语场、语旨等这些相对固定的因素，对可变因素重视不够。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存在着不同类型和精密度的语域或语域变体(张德禄1987)。位于语域连续统两端的书面话语和口头话语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如相较于前者的计划性(the degree of planning)，后者的现场性(site specificity)特征更明显(王珏、洪琳2013)，其生成与理解依赖更加具体的语言环境。但是，以往的研究侧重于语场、语旨等符号语境(semiotic context)(Bartlett2017:388)，忽视了那些具体的、可变的，能够反映口头话语基本特征的语境变量。例如，在会话中，除了时间和地点，交际话题的属性、参与者的数量及其角色关系、会话的氛围、交际意图等也是重要的语境变量。因此,为了完善语境研究，提升其在语言实践中的解释力与可适用性，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会话话语的语境理论框架。

2.2文化语境研究进展

语言使用的特定文化环境构成文化语境(林正军 2022:1)。关于文化语境,研究者聚焦于它与情景语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Halliday为代表，强调的是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同层级性，后者例示(instantiation)前者(Halliday2004:28),前者对后者的三个变量的取值施加影响(胡壮麟等2005:428);另一种以Martin(1992:496)为代表，认为文化语境位于情景语境的上层，分为语类(genre)和意识形态(ideology)。但总体上，文化语境研究远不及情景语境充分，无论是对其作用机制的探索，还是对它与情景语境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模型。

考虑到“语式”这一概念所指模糊、定位不清,本文对其重新界定。宏观上，语式是指与语言选择有关的各方面，包括语言的符号组织及其功能等。此时,语式与语场、语旨形成整体的语境配置，共同决定语域；微观上，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表达意义就是做出选择(making meaning is making choices)的观点(Halliday2013:95)以及作为过程的选择(choice-as-process)的思想(王文峰、张敬源2018)，本文将语式定义为，为实现特定目的的语言选择。

“选择”起源于系统语法(Halliday2007:170)，特指某个语言系统网络中的各个选项(options)。然而,随着功能语法的发展,“选择”的内涵不断丰富,包括作为过程的“选择”(choice-as-process)。这就是说,“选择”并非任意的,而是受到语言系统本身以及上下文、参与者关系、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明确了“选择”的含义:“选择”是具体的、受意图支配的主动过程。“选择”发生在语言系统的每一个层面上,每一次言语互动过程都由一个个具体的“选择”组成,受到各种语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明确了“语式”和“选择”的内涵,本文提出了针对会话的语境理论框架。它由微观语境(micro context)、中观语境(meso context)以及宏观语境(macro context)组成。微观语境是伴随会话的直接语境,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两方面;中观语境是反映不同场会话之间的关系的语境;宏观语境则是指与当下会话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

4.1微观语境

微观语境包括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语境(non-linguistic context),具体见图1。语言语境指涉的是语言使用的上下文。它是最直接的语境(张志公1984:151),分为交际话题/语场和“前言后语”。交际话题反映的是交谈的本质内容(孙维张、吕明臣1996:75)。言语交际活动总是围绕特定的话题展开,话题限定了语言选择的范围。除了交际话题,“前言后语”也是重要的语境因素。“前言”决定“后语”的发展方向,任何“后语”的实现都是承接“前言”的语义与结构线索的结果;“后语”则对“前言”进行补充、修正或否定。

图1.微观语境示意图

非语言语境亦称情景语境,包括会话场景和语旨。会话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中,场景不同,则语言选择不同。说话者在会话过程中对语言描述方式与词汇的选择可以揭示其立场(曹耀萍2024:45)。正式场合中的语言形式通常较为严谨,非正式场合则较随意。语旨统称参与者的特征,具体包括参与者的数量、角色关系的类型、动态人际关系以及交际意图等。一方面,参与者数量和角色关系类型的不同会导致语言选择有别;另一方面,参与者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会话的推进发生变化(冉永平、刘平2015)。此外,交际意图的不同也会导致语言选择的差异,例如请求多伴以礼貌、委婉的语言形式,告知则多用直白的话语形式。交际意图还具有层级性(张德禄1998b),各层级意图之间形成不同的逻辑关系,如递进、并列、手段—目的等。

会话氛围即由会话场景、交际性质、参与者关系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会话“情状”(陈丽霞2013),有正式与非正式、庄重与随便、喜庆与悲痛之分。会话氛围是个易变的因素,与其他语境变量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关联。

4.2中观语境

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场会话之间往往很难彼此割裂,而是保持不同程度的关联。这种关联度差异可理解为在“关联连续统”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变化:一端连接的是零关联,另一端则连接着完全关联(如图2所示)。然而,零关联和完全关联都是极端的情形,并非会话关联的常态,更常见的情形发生在这两个端点之间。

图2.不同场会话的关联程度示意图

除了关联度差异,会话之间的关联方式也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会话之间可能层层扩散,形成环环相扣的关系网,如图3所示。图中实线表示场景2与场景1直接相关,而虚线所标识的则是以场景1为起点,以类推、递归等方式扩散出去的其他场会话。每一场会话都跟与其相邻的前后场会话发生关系,形成层层套叠的“链”式关联。

图3.会话之间的“链”式关联示意图

除了“链”式关联,会话之间还可能形成一对多的放射式关联,即某一场会话同时与多个会话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模式可表示为图4。

图4.会话之间的放射式关联机制示意图

由此可见,发生在不同场景的会话之间保持着纷繁芜杂的关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会话之间何以发生关系?如何识别和解读这种关系?为了回答此类问题,需要引入“中观语境”这一概念。所谓“中观语境”,在多数情况下是指同一主题下不同场会话之间的关联。中观语境是一个“桥梁”,打通了微观的语言、非语言语境因素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使语境系统成为一体。

图5.中观语境作用机制示意图

为了探明不同场会话之间的关系,在上位主题相同的前提下,还需要区分会话人相同和会话人不同两种情形。由此,中观语境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图5。图中AB、AC、BC、CD分别代表不同的会话双方。当会话双方不变时(即AB→AB),如果之前发生的会话在当下会话中留下了语言标记(如“前几天谈过的那个问题”),则中观语境发挥显性的影响;如果不存在语言标记,则中观语境发挥隐性的影响。当会话人不同时,需要进一步区分出两种情形。情形一为:同一发话人,不同受话人(即AB→AC),此时,当出现语言标记时,则中观语境的影响较为显性;无语言标记时,则中观语境的影响是隐性的。情形二为:发话人和受话人都不同(即AB→CD),此时还需要再细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两组会话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表明中观语境无影响;其二,两组会话由于某个/些中间会话而取得关联。此时,如果存在语言标记,则中观语境的影响是显性的,如果不存在,则中观语境的影响相对隐性。

4.3宏观语境

宏观语境亦即社会文化语境,包括围绕特定言语社团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习惯、社会心理、时代环境等(王建华2002)。宏观语境无处不在又无处在。所谓“无处在”,是指社会文化语境是“无形”的,主要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世界中;“无处不在”则是指言语交际活动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受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与制约。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或隐或显地影响语言的选择。

综上,从距离当下会话“最近”的微观语境,到时空上距离“更远”的中观语境,再到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随着观察视域的不断扩大,会话所涉及的语境范围越来越大,语境因素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三层语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图6。其中,微观视域体现了对某一场会话的语境观察;中观视域聚焦与当下会话有关的其他会话;宏观视域则强调对某一宏观主题(如一部影视剧或一部小说)的社会文化观察。会话语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系统,对其进行分析时需遵循整体的(holistic)思路,既要关注“此时此地”的微观语境,也要考虑会话之间的历时关联,还要注意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

图6.微观、中观、宏观语境视域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