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余承法、陈钰曦. 我国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实践方法运用实证研究

我国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实践方法运用实证研究

余承法、陈钰曦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研究以全译实践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探讨了我国2071名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实践方法的运用情况。结果发现：(1)受试7种全译方法的运用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均值为3.01),运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增译>换译>减译>对译>移译>合译>分译，该排序修正了全译实践方法论的部分假设；(2)受试对全译方法30种技巧的运用倾向发生于小句以下语言单位，语素增译、词增译、有形移译和词类换译等为高频技巧，无形移译、短语分译、短语合译和复句对译等为低频技巧；(3)对译之外其余6种方法的运用呈现较强或强正相关，表明全译方法具备一定组合能力，验证并完善了全译方法组合能力的已有假设。这些发现为进一步考察翻译学生全译实践方法运用与翻译能力的相关性奠定基础，为翻译教学与译才培养提供启发。

关键词: 全译实践方法  翻译技巧  英语类专业本科生  问卷调查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编号20&ZD312) 

本文编辑：王峰 山东大学 语言学通讯

引用本文：余承法,陈钰曦.我国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实践方法运用实证研究[J].外语界,2024(04):75-82.

全译方法论是译学建设的本体研究。全译作为与变译对应的翻译范畴，是指人或/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等 2019:5)。全译实践是变译实践的起点和参照，一切变译实践方法皆有可能甚至有必要用到全译实践方法(以下简称“全译方法”);由翻译实践扩展到翻译教学、学习、批评、管理和研究，全译方法是全译与变译甚至各种翻译行为的基础与核心，是全译研究、变译研究乃至翻译研究的基石。当前翻译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趋向协调发展、翻译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翻译本体研究依然是翻译学科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躬亲翻译实践、深究全译方法成为重中之重。

2.1 全译方法论体系的内涵与理论假设

从翻译的全译和变译二分法视角来看，常见翻译方法大多可归为全译方法。然而，长期以来，包括全译方法在内的翻译基本术语“内涵模糊，外延混乱，不成系统”(黄忠廉 2014:1)。为此，余承法(2014)从方法论角度厘清了国内外译学界关于翻译策略、方法、技巧的概念误区，构建了以小句为中枢单位，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语篇等为脉络单位的全译方法体系，具体包括作为中轴的7种全译方法(以下简称“全译七法”),向下覆盖30种全译技巧，向上聚合成4种全译机制，归属为两大全译策略(见表1)。对全译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和机制改进后，余承法(2022)论述了“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基本特征，构建了包含7种单一机制和57种组合机制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

表1 全译实践方法体系（余承法2014:21）

无论理论翻译研究还是应用翻译研究，确定全译策略、方法和技巧是实现全译求“化”的核心问题。现有全译方法论研究基于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构，提出了部分理论假设：(1)全译七法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在全译类别(口译与笔译)、语对(汉外与外汉)、操作单位(小句以下与以上)等方面具有倾向性，使用频率上存在优先序列，即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对译(余承法 2014:326);(2)全译七法中，对译、增译、减译、换译、移译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较少操作于复句及以上语言单位，分译与合译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上单位，尤其是复句和句群；(3)除对译作为典型的直译不具备组合能力之外，其余六法存在一定组合能力，且组合能力具有差异性，组合能力的优先排序为增译/减译>换译>移译>分译/合译(余承法 2014:327)。这些理论假设带有一定主观性和先验性，仍需借助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有声思维、语料库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加以验证。

2.2 全译方法研究现状

翻译方法可视为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翻译能力、实现高质量翻译的关键因素(Superceanu 2004;Heydarian 2016)。翻译方法实则多为全译方法，因此有时可用“全译”代替“翻译”。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为了重新界定翻译术语范畴，尝试厘清全译策略、方法、技巧等术语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Shuttleworth & Cowie 2004;Vaerenbergh 2007;熊兵2014;董跞2021),但大多笼统地以“翻译策略”为研究对象，因此翻译策略成为译界研究热点。部分学者深入考察全译策略或方法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比如，Asgarian & Vefali(2015)指出，制定合适的全译策略对英语学习者从源语向译语成功传递信息至关重要。随着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人工翻译发生重大变化，但机器翻译不可能完全代替人工翻译，人工翻译方法的探讨有增无减，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用于考察全译策略和方法运用。李颖卉和董燕萍(2020)考察了高校口译学习者的全译策略使用状况。Salih & Ali(2023)探讨了沙特二语学习者的翻译方法选择。

国内学界从理论思辨和实证量化角度探究了全译方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建构类研究缺乏实证方法验证(穆雷，傅琳凌 2018),全译实践研究尚未形成“理论假设—实验实证—理论修正”的良性循环互动；(2)研究多以专业译者和口笔译学习者为对象，较少关注面向英语类专业本科生的全译方法教学与实践；(3)全译方法的运用规律只有笼统概述，方法的优先序列和组合能力差异性尚未得到考察。因此，本研究尝试对我国英语类专业本科生的全译方法使用进行实证探讨，为英语类专业本科阶段的全译教学与实践提供可行性建议。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运用预测试、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我国高校英语类专业本科生的全译方法使用开展较大规模实证考察，着重回答3个问题：

(1) 全译七法在英语类专业本科生中的总体运用情况如何?

(2) 全译七法之下30种技巧的具体运用情况如何?

(3) 全译七法是否具备组合能力?不同方法的组合能力是否存在差异性?

3.2 研究对象

我国英语类本科专业的笔译课程通常在第五、六学期开设。这一阶段是英语类专业翻译(全译)教学的起始期，也是概念理解的关键期。学生对全译概念与方法的掌握影响翻译质量，决定全译教学效果。因此，本研究以英语类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作为受试。研究调查了全国7个地区17个省市区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语言类、财经类、医药类、农林类等类型高校的2071名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受试年龄跨度为18—25岁，集中于20—21岁(73.8%);专业范围涵盖英语(61.0%)、商务英语(20.7%)和翻译(18.3%),基本反映国内英语类专业分布比例。受试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包含优秀(10.4%)、良好(24.5%)、合格(36.5%)、不合格(24.8%)等不同等级(3.8%的受试未参加考试)。

3.3 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过程分为问卷设计、预测试、问卷发放与填写、数据整理与分析4个阶段。

(1) 问卷设计。

问卷以全译方法体系为设计依据和框架，共含40道题。第1—10题调查受试基本信息，包括所在高校、性别、年龄、专业等。第11—40题为全译方法和技巧运用情况，依据4种全译机制形成4个子问卷，对应30种全译技巧的30道题。为避免术语给受试可能造成的干扰，问卷未出现全译七法及其技巧名称，而是尽可能使用简洁语言描述每种技巧，并适当举例加以阐述，帮助受试在准确理解技巧的基础上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选项。问卷采用Liket 5点量表形式，选项“1—5”依次对应“从不使用”到“总是使用”。

(2) 预测试。

初始问卷投放至华中地区某高校英语和翻译专业138名三年级本科生，学生实名作答以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运用SPSS软件的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信度和效度均达到要求，问卷可用于大规模实证研究。

(3) 问卷发放与填写。

2020年5—6月，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向国内高校英语类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投放问卷2 466份，回收有效问卷2 071份，问卷有效率为83.98%。有效问卷用于数据统计分析。

(4) 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数据进行筛选和降噪，采用SPSS 26.0的标准化后Cronbach's α系数、KMO值、Bartlett's球形检验值及累积解释方差率，对问卷整体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925,各子问卷信度皆大于0.7,表明数据结果较为稳定可靠，能够验证研究假设。问卷整体KMO值为0.955,各子问卷的KMO值皆远大于0.7,且Bartlett's球形检验值具有显著性(p<0.001),问卷的累积解释方差率大于50%,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4.1 全译七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受试的全译七法运用调查显示，全译方法运用的总体均值为3.01,全译七法的总体使用频率居中(见表2)。单个方法的均值比较显示，学生全译七法的运用频率排序为：增译>换译>减译>对译>移译>合译>分译。这和理论假设中的顺序有所不同：增译与减译、分译与合译的使用频率排序出现分割，对译排序前移。从英语水平来看，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优秀”受试的均分为3.23,高于“良好”(3.13)、“合格”(3.00)和“不合格”(2.85)受试的均分。由此可见，受试英语水平越高，全译方法运用的总体均值越大。

表2 全译七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4.2 全译技巧的运用情况

受试高频使用的全译技巧包括语素增译(3.43)、词增译(3.34)、有形移译(3.24)、词类换译(3.23)、主被换译(3.22)等(见表3),主要归属于全译方法中的增译、移译与换译，涉及的语言单位以语素、词、短语为主。低频技巧依次为无形移译(2.78)、短语分译(2.79)、短语合译(2.85)、原形移译(2.86)、复句对译(2.87)。低频技巧归属于全译方法中的移译、分译与合译，涉及的语言单位以小句、复句和句群为主。从英语水平来看，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优秀”受试除复句对译(2.80)、原形移译(2.93)、无形移译(2.93)、短语分译(2.94)、句群对译(2.95)的运用低于总体均值(3.01),其余技巧均高于总体均值，如词增译(3.65)、语素增译(3.63)等。成绩“良好”受试的运用情况与“优秀”受试大体一致，另有词分译(2.96)、小句对译(2.97)、短语合译(2.99)的运用低于总体均值。成绩“不合格”受试对语素增译(3.24)、词增译(3.16)、词对译(3.09)的运用高于总体均值，其余技巧均低于总体均值。不同水平受试在全译技巧运用上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表3 运用频率前十的全译技巧

4.3 全译七法运用频率的相关性

全译方法运用频率的相关性分析用于考察全译七法的组合能力。鉴于双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笔者选择斯皮尔曼进行相关性分析(武松 2019:243)。表4全译七法运用频率的相关性显示，对译与其余6种方法存在一定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较小，相关性较弱。其余6种方法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4,两两之间呈较强或强正相关。同一全译机制下两种方法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6,比如分译与合译(0.706)、增译与减译(0.627)、移译与换译(0.616)。值得注意的是，换译与非同一机制4种方法的相关系数也较大，比如换译与分译(0.661)、减译(0.649)、合译(0.631)、增译(0.558)。

表4 全译七法运用频率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英语类专业学生全译七法的运用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全译七法运用倾向性、全译技巧运用频率和全译七法组合能力验证或修正了全译方法体系的部分理论假设，深化了全译方法的理解与实践应用。

5.1 全译七法运用的倾向性

全译七法的运用频率排序验证或修正了先前提出的理论假设。首先，增译排序不变，运用频率仍为第一，与先前假设基本一致。余承法(2014:50-60)指出，由于中西文化、思维方式和英汉语言系统等方面的差异，增译广泛运用于英汉互译实践，在增形不增义的基础上最大化地为译语读者提供原作的思想和文化信息，弥补语言形式差异，从而使译文成型成活、得体出彩、易于理解。

其次，换译排序小幅靠前，排在增译之后、减译与移译之前。换译是双向行为，思维模式从源语映射到译语，经意象替换后折回源语验证。由于双语思维有时具有同一性，译者需要尽可能反映或再现原文作者勾勒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583-590)据此总结出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动性、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翻译的“两个世界”等六大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换译运用成为可能。换译一般分为词类换译、成分换译、句类换译、动静换译、肯否换译和主被换译，倪璐璐(2022)还将其进一步细分为音位换译、词素换译、短语换译、小句换译等。全译实践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词类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对应，需要转换。成分换译基于词类换译，只要发生词类换译，必然发生成分换译(王鸿雁2021)。因此，换译方法使用频率较高，并且技巧之间关联密切。

第三，对译排序靠前，位居正中。余承法(2014:40)指出，对译并非单纯指译语与源语逐一对应、语序完全一致，而是以词对译最为普遍，有时也体现为某一/几个语言单位的对译。词对译可被看作其他翻译方法与技巧运用的起始阶段，若无法对译，则运用增译、换译、减译等非对译方法。整体上看，对译是确保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极似原文的方法；局部上看，对译是其他翻译方法选择运用的前奏。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处于系统翻译学习的入门阶段，对全译方法具有初步认识，倾向于语表形式的直接对应而忽视其他因素对译文形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更多使用对译。

5.2 全译技巧运用频率

运用频率前十的高频全译技巧集中于小句以下的语言单位，在小句及以上语言单位运用频率较低。一方面，在思维转换上，语际转化过程是复杂的思维明示—推理过程。随着语言单位层级增加，翻译难度增加，翻译思维复杂化，而变化思维可概括为化解供需矛盾的变通思维与化解形义矛盾的转化思维。倪璐璐(2022)认为全译实践中的原文理解过程聚焦语表形式，采取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的步骤，从语义表层拓至深层、析出逻辑义再到衍生命题产出“中间语”。这一程序可用思维单位表示为“简单概念/意象→复杂概念/意象→简单判断/组象→复合判断/组象→推理/意象群”(黄忠廉等2013:200),用语言单位表示为“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语篇”。从中可见，译者在转换语言过程中往往以词、短语等较小语言单位为起点，熟练后扩展到小句、复句、句群、语篇等更大单位。小句作为全译的中枢单位，不仅将各个语言单位串联起来，协助源语理解，而且在译语表达中发挥着“左顾”和“右盼”的作用(黄忠廉 2008:9)。

另一方面，全译方法使用上，增译和减译主要涉及原作语言单位数量的增减，多适用于小句内的词、短语等较小单位，很少发生于复句及以上较大单位层面(余承法 2014:327)。庄义辉(2023)考察增译过程后指出，增译主要涉及词素、词、短语和小句4种不同的语言单位。换译因操作语言单位和形式的广泛性，能用于全译实践的多数场合。分译和合译侧重源语单位的结构调整、数量增减或位置移动，多适用于结构复杂、表达具有灵活性和差异性的书面文本。余承法(2014:328)、郭薇和徐雨纯(2023)指出，分译、合译常见于汉语成语、小句与部分复句的英译，相应技巧的运用频率很低。

5.3 全译七法组合能力及其差异性

全译七法中对译之外的其余六法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即一种方法使用增加，另一种方法使用相应增加。全译实践过程中，某种方法的使用可能引起另外一种或几种方法的协同操作，验证了余承法(2014:328)提出的理论假设，即非对译方法之间具有组合能力。操作原文句子中同一语言单位时，非对译6种方法两两之间可能存在重合、交叉或共融。学生使用甲法时，往往触发对乙法的潜在使用，无形中深化了对乙法的掌握，就会增加使用频率。由于非对译方法在使用上存在“1+1”甚至“1+N”的触发机制，这些方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另外，相同全译机制下的对应方法，比如增译与减译、移译与换译、分译与合译，呈现出强正相关。这是因为全译方法向上聚合为对应(对译)、增减(增译和减译)、移换(移译和换译)和分合(分译和合译)4种全译机制，后3种机制下两两方法之间操作理据相同，过程相逆，语对相反，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倪璐璐 2022;郭薇，徐雨纯 2023)。

全译七法的组合能力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对译与其余六法相关性较弱，与之相互排斥，这进一步印证了先前的理论假设。理论上，对译归属于典型直译，在全译实践中的使用相对独立。若全译的操作单位之间可以逐一对应，译者会采用对译以传递源语信息和行文风格，反之则采用非对译方法。另一方面，换译与非同一全译机制下其他全译方法的相关系数也较大，整体验证并局部修正了余承法(2014:327)提出的六法组合能力优先序列，即将原来假设的“增译/减译>换译>移译>分译/合译”调整为“换译>增译/减译>移译>分译/合译”。究其原因，换译广泛发生于所有语言单位层面，技巧种类最多，是较高频组合的一种全译方法。如果使用某种单一方法不足以完全准确传递原文内涵，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灵活运用与合理组配6种非对译方法。尤其是随着语言单位层级增加，译者需要协同运用换译和其他方法，才能实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极似。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较为客观、全面地考察了我国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七法及其30种技巧的使用情况，验证或修正了全译方法体系的部分理论假设。学生的全译方法运用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运用频率依次为：增译>换译>减译>对译>移译>合译>分译。全译技巧中语素增译、词增译、有形移译和词类换译等为高频技巧，无形移译、短语分译、短语合译和复句对译等为低频技巧。对译之外的其余六法呈现强或较强正相关，表明全译方法具备一定组合能力，但组合能力存在差异性。基于上述发现，笔者对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全译方法与技巧的教学与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1) 方法论教学上，构建“语际比较—思维转换—文化交流”与“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两个三角的全译教学和批评模式。教师应重视学生对全译方法的熟练运用和口笔译能力的分类和分级提高，确立以小句为中枢的全译操作单位，发挥其前管后控的作用。全译方法的掌握与夯实能够促使学生对翻译的理解从语言层面上升到思维和文化层面，进而提升全译实践能力、批评能力和研究能力。

(2) 全译方法与技巧运用上，注重全译方法运用理据和操作类型的整体教学。教师应重视厘清、区分易混翻译概念，比如全译策略、机制、方法和技巧，对译与死译、硬译，增译与分译，减译与合译等，帮助学生从机械照搬逐渐过渡到灵活运用翻译方法与技巧，提升翻译实践能力。同时，加大分译、合译及其具体技巧的应用教学，重点开展小句、复句、句群及语篇的汉英分析与互译实践，帮助学生掌握汉英异同，提高长句翻译处理能力，增强文本对比与跨文化翻译意识。

(3) 翻译教学发展上，顺应个性化、网络化、数智化教学模式。教师应将全译方法、技巧与大语言模型训练相结合，帮助学生批判性分析与运用AIGC生成译本，增强人机互动协同能力，完善机器翻译在方法运用上的不足，为学生提供循序渐进的翻译学习和训练过程，提高翻译质量与效率。

限于篇幅，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全译实践方法与翻译测试成绩的相关性。未来可加强全译教学中教法、学法运用与翻译能力的关系研究，基于全译方法和技巧对机器翻译开展大语言模型训练，提升翻译模型的效率和效能，提高人机协同翻译的个性化和专业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