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美互联网，人们的认知或许是两个“平行的数字生态”。但事实上，中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深入且复杂。美国互联网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后者早期的追随和模仿。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禀赋，中国互联网不会和美国互联网相同，美国互联网也不会跟中国互联网类似。但不可否认，全球互联网仍在持续影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互联网今天发展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尽管目前中美互联网存在着某种“脱钩”的风险，但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趋势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内在逻辑，都注定了中美互联网不仅仅是两国各自的发展问题，更事关全球和人类命运，中美互联网的关系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之一。另一方面，没有比较就不知道差距，更不知道差距的根源在哪里。如果在中国互联网30年的总结中失去了中美互联网之间的考察与比较，就会失去很多内涵。
30年来，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改变世界，中美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两大力量。中美互联网比较有着诸多复杂因素，其中又以技术、资本、治理和政治等四个层面最为突出。为此，我们将主要围绕这四个层面的关键事件和重要节点，参照全球互联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以年代为阶段，展开比较和分析，努力寻找双方演进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
对美国而言，1990年代是一个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互联网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机遇。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商业化的初期，中国已做好迎接新机遇的充分准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1986年7月，中国向世贸组织（WTO）前身世界关贸总协定组织（GATT）递交复关申请，通信和科技等领域逐步走出计划经济，走向进一步开放。这一努力成为中国引入互联网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成为伴随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的时代背景。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由此掀起了与美国基本同步的互联网浪潮。
中美双方的政策环境和高层政界的互动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92年，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理念。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被称为“美国新旧通信世界分水岭”的《电信法》，其核心是取消阻碍电信市场竞争的管理法规壁垒，从而促进开发和推广新技术的应用。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全球电信去管制化浪潮。1997年，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这份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展现了中美双方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景，接续了互联网发展浪潮。
互联网在打破电信垄断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1990年代中国的电信系统走出行政化，走向市场化改革，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年12月14日，中国国务院批准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通。次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成立，成为中国电信发展史和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1996年1月13日，原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改为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领导小组组长。“信息高速公路”理念在中国得到呼应，并逐步战略化、机制化。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在原邮电部、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进一步深化政企分离要求。
面向社会大众的互联网技术得到显著性的突破，提高了互联网企业落地的可行性。1993年3月，NCSA（美国国家超级电脑应用中心）发布第一个面向普通用户的Mosaic预览版浏览器，其最大的特色是具有方便易用的图形界面。次年，Mosaic研发的核心成员马克·安德森创立网景（Netscape）公司，并发布Netscape Navigator 1.0浏览器，成为引爆互联网大众化的第一个杀手级应用。美国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除了早期的美国在线（AOL），还有1994年成立的亚马逊（Amazon）、雅虎（Yahoo）、网景公司（Netscape），和1995年的易趣（eBay），以及1998年的谷歌（Google）等。这些互联网企业在对应的领域中促进了技术创新与交流，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互联网服务的普及。这些成功案例也成为中国创业者的学习榜样。1995年AOL进入中国市场，1998年和2002年，雅虎与eBay相继进入中国，并带来了新互联网应用模式、商业模式。这一时期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搜狐（1996）、新浪（1998）和网易（1997），便是美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导入。如搜狐的前身爱特信是中国第一家以VC成立的互联网公司，新浪前身四通利方获得来自华登、爱芬豪、罗伯森·斯蒂芬基金三家公司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完成国际化改造，并引领了这一阶段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都是互联网历史上值得铭记的特殊阶段。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商业化浪潮不仅成为美国新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还催化了中国互联网热潮的兴起。可以说，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受到了美国产业界、政府、民间社会和资本层面的重要影响，美国资本在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互联网绝不是对美国互联网简单的照搬和延伸，真正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也并不是美国的先驱、创业者、投资者和决策者，而是中国自己的创业者群体、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专家，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代。
2000年代中概股迎来第一波美市上市潮，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搭上资本市场末班车，三大门户网站在这一年陆续上市。但这股上市热浪又迅速被资本寒冬所笼罩。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但接下来的两年，纳斯达克股指从5100下跌到1100，多数互联网公司或迅速消失、或备受重创，这直接将新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拖入低谷。
影响中美互联网走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以微弱优势险胜副总统戈尔。这一结果对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影响是民主党一贯开放的互联网政策开始转向更加政治化的视角。2001年“9·11事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官方态度，互联网被纳入以反恐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2003年美国第一份关于网络安全的独立战略文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自此，政治视角、安全至上、美国优先成为美国互联网对外政策的基本主线。
虽然2000年中国网民数量才刚刚突破1000万大关，但是中国互联网已开始获得自己新的动能。2000年1月和6月，国务院分别批复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组建方案。四大电信集团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电信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2003年4月中国成为《信息技术协定》（ITA）第43个参与方，进一步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互联网技术和产品的交流与合作。
互联网不仅塑造了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轨迹，也为公民参与、政治讨论和创意实践开辟了话语空间，网民的热情和创造力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2002年，博客中国网站推出，以博客为龙头，中国Web 2.0与美国同步；盛大传奇崛起，游戏开始成为中国互联网又一重要收入来源；2003年阿里巴巴推出了淘宝网，开启中国C2C电商市场，迎合网民数量增长下的互联网购物需求。
2007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了首款iPhone，引领了智能手机的革命，改变了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美两国联手合作，化解了全球性风险和危机。也正是这一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互联网市场中崭露头角。
此外，社交媒体更多地被用作国家之间的沟通手段，开创了外交的新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社交媒体格局也时刻影响着中美关系。同时，关于网络主权和社交媒体开放性之间的争论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之一。2009年6月发生的“推特（Twitter）革命”暴露出美国政府将其独特的互联网优势作为“颜色革命”的新工具，此举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互联网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网络治理和互联网政策的进程。
从2000年初到200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从不到3亿增长到18亿，全球普及率超过25%，突破了作为大众媒体的临界点。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超越了美国中心，真正进入全面开花的全球化阶段。技术与市场共同决定了互联网的发展。在这两者之间，最终是用户需求再造了中国互联网的新面貌。这一阶段前期，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渴望与美国加强合作，但到了后期，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特性，尤其是本土用户需求越来越远离美国主流市场特性，中美互联网开始渐行渐远。而这一阶段我们对于该趋势的历史影响与后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双方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的重要性也有待更加及时地体现在国家战略层面。
网络空间成为美军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2011年，美国先后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等战略文件，后者首次提出将网络空间视为第五作战域。次年，美国政府便对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发起调查，指控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与矛盾。2013年6月，美国监控全球的棱镜门事件爆发，掀开了网络空间战的新纪元。2018年，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开启了社交媒体平台政府审查新时代，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对网络隐私和安全的广泛关注，由美国为主制定的互联网治理框架和政策机制受到了动摇和质疑。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和数据流通。
中国企业在网络空间中正产生全球影响，新的网络赋能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渗透并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应用和服务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而互联网又是数字经济的支柱。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中美互联网实力趋于接近。9月19日，阿里巴巴正式在纽交所上市，开盘价为92.7美元，大涨36.3%，市值达到2383.32亿美元，一举超越Facebook、亚马逊、腾讯和eBay，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2016年9月5日，腾讯市值达到19898亿港元，超过国有科技公司中国移动，并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互联网已经迅速成长为整个中国高科技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尽管中国平台不断增长，并在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美国市场干预的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依然强大，美国金融公司仍然是全球金融流的核心，在决定哪些国家或公司能够进入其市场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中国平台在中国境内的持续增长和国际拓展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能力。
2015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又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合作的期待。该法案旨在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极大影响了中美互联网公司在网络安全合作和数据分享方面的运营和发展。历史的列车并没有按照互联网发展的逻辑驶向未来。自2015年开始，中美双方互联网产业的差距被重新拉大。
中美科技竞争是40年来中美高科技竞合和博弈的必然结果。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2018年3月美国对华开启贸易战，中美关系迈入战略博弈时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事件爆发，成为中美科技领域历史性的转折点。2019年，中美两国科技竞争格局的序幕拉开。从潜在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到“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评估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冷战时期的大国意识形态竞争被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所取代。
2020年8月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TikTok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这一举措直接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中美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中均具有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独特优势，包括先进的科研水平、强大的投资能力、丰富的数据支持、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友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学者指出，美国的管制不仅会挫伤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设立研发分支机构的积极性，还会阻碍两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2021年3月，美国白宫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列为所谓的“首要竞争对手”，并提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网络安全和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等方面。2022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将禁止中兴通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中国移动等公司向美国销售新的通信设备。
2021年，伴随着互联网反垄断浪潮，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估值普遍大幅度下滑。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的市值从高点总共跌去了近6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互联网企业却呈现另一番景象，继苹果、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的估值先后跨越2万亿美元之后，谷歌也加入2万亿美元俱乐部，中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距离被急剧拉大，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最危急的时刻”。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从应用程序的下架、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禁言到利用互联网资源主导权实施的封堵，大型科技公司在此次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俄乌冲突作为第一场全面的数字技术战争，数字基础设施第一次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同时，中国也被推向一个历史性的关键位置。4月28日，美国白宫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在线签署仪式，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共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签署方，此举意味着国际领域针对中国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升级。这一所谓宣言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整体战略，也预示着中美博弈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8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提高美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力，并藉此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的能力。
2022年11月30日，OpenAI发布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成为人类科技史上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也开启了生成式AI的新时代。2023年1月末，ChatGPT的月活用户突破1亿，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2024年2月18日，OpenAI发布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再次引爆全球。与此同时，智能传播带来的旧有治理范式失效和缺失，使网络治理进入全新的深水区。全球范围内AI治理呈点状爆发形态，导致其治理的碎片化。在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时代背景下，AI领导地位的竞争意义远不止技术对抗，更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对抗。
1.内生性和外来性。美国互联网是内生的，根植于美国的科学共同体和产业基础。而中国互联网有着鲜明的外生性特点。这种“先天不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互联网精神基因的独特性，以及与科学共同体、社会文化和治理机制的逐步融合过程。
2.本土性和全球性。美国互联网从19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伊始就是面向全球推广、全球拓展。天然的全球性奠定了美国互联网今天的强大优势。而中国互联网直到TikTok的崛起，全球化才真正拉开序幕。中美互联网过去一直是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可以说是完胜。而接下来，中美互联网将在全球市场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超级竞争，这将成为人类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最大的推动力。
3.创新性和套利性。美国互联网根植于二战之后美国科技行业的持续创新，根植于硅谷这一全球科技创新的大熔炉，因此其始终遵循科技创新的竞争规则，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依赖重大的科技创新或者以技术为基础的商业创新。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企业大都不是以技术创新取胜，而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套利型特性。这也是美国在新一轮AI浪潮中再次拉开双方差距的关键因素。
当然，中美互联网表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而这些不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互联网更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1.技术基础的同源性。中美互联网都基于同样的TCP/IP协议，都根植于全球一致的互联网元架构，双方都是全球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互联网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双方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无法主导和改变全球互联网的基本特性。
2.技术演进的一致性。尽管中美互联网呈现不同商业模式和特点，但它们有着类似的技术演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动性与协同性。双方每一阶段演进的技术特点基本相同，而且时间落差趋于消失。
3.造福人类的互联网初心是一致的。中美互联网竞争与博弈再激烈，最终依然将殊途同归。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基础设施。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必然要走出地缘政治的主导，回归互联网的本质，回归互联网造福人类的初心。最终，中美互联网将是彼此最好的合作伙伴。
中国互联网30年，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为适应外部刺激和冲击而作出相应反应的被动的消极防御战略，适用于解释互联网30年来的大多数事件。但是，这一理解框架已逐渐偏离实际走势。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互联网更多地展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网络治理理念和主张。从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视角看，中国早期的被动消极防御如今已经全面转向了立足自身战略思维和需求的积极主动防御战略。
中美的走势与联动，不仅仅是各自发展的需要，更将直接决定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与未来命运。今天中美两国网民的全球占比超过25%，两国在互联网发展与创新、互联网治理与稳定安全方面占据主导性地位。双方的恶性竞争，损害的不仅仅是对方，而是整个全球互联网。主导互联网发展的互联网元架构迄今没有被真正动摇，确保了互联网作为全球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的基本属性。互联网不再是美国单方向可以主导的领域，越来越属于世界各国多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的“公域”。
ChatGPT和Sora席卷全球的冲击波告诉我们，美国依然是全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策源地。即使未来技术领域会形成中美体系之间强烈的竞争，全球高科技生态和市场仍难以改变全球科技高度协同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而美国政府举国家之力不断升级对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的遏制，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互联网无与伦比的关注和在意。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很难用美好的愿望来平息，但最终可以通过形成全新的竞争和创新格局，形成各有所长、相互制衡的均势的国际格局。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8期“中国互联网30年”专栏，原标题为《中美互联网30年：数字时代的“双雄记”——技术、资本和政治驱动下的合作、竞争与博弈》。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nb_Xg5Yuv5-VKINdoNNeQ。）
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访问学者
王 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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