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聚焦媒介事件的个案考察，试图探讨那些由媒体塑造的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在跨代际的记忆实践中对抗遗忘的过程，具体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1.媒介塑造的英雄人物与事迹在跨代际传承过程中产生了哪些转变？2.媒介记忆对于跨代际的民族记忆产生了怎样的作用？3.哪些因素在英雄精神传承过程中发生作用？
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纪念馆的展陈是相对固定的，电影作品本身也是固化的文本，但纪念馆的讲解员与受众却是变动不居、跨越不同代际。讲解员不仅从自身和讲解词的角度，也从参观者的角度感受着记忆在时间与代际间的流变。地雷战纪念馆始建于1990年，讲解员群体跨越了70、80、90三个不同的年代，最长的工龄有17年，最短的工龄只有1年。本研究最终成功招募了16位不同年龄、不同代际、具有1年以上在馆工龄的讲解员，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
山东省海阳市作为抗战时期地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是电影的拍摄场地，更是电影中那些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民兵英雄们的家乡。在基于铭记历史、宣传城市、带动文旅等多种诉求的叠加下，当地先后修建了地雷战纪念馆、地雷战景区、许世友在胶东纪念馆以及地雷战遗址等具有“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的“记忆之场”。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记忆之场”，不仅转化、生成、重塑和再现了媒介记忆的许多场景，而且极大拓展了记忆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活化了文旅产业实践，特别是讲解员群体作为记忆的承携者和传播者直接参加了历史事迹的讲述和传播，并积极参与不同时期的各种纪念活动，在线上线下与不同代际的受众展开互动，推进英雄记忆在跨代际间流动、传承和扩散。
地雷战纪念馆及景区在电影《地雷战》个案的研究中，无疑是英雄记忆承载与传递的“记忆之场”，也是重建媒介记忆、激活集体记忆、汇聚历史叙事、沉淀和凝缩地方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记忆孵化空间。
（一）纪念馆推动媒介记忆嵌入历史
历史记忆和英雄事迹一旦走入纪念馆即被现实化和再媒介化，也不再属于原来的创作者和传播者，而属于再媒介者和所有人，从而既完成了对原发记忆的批判和毁灭，也实现了对过去经验的合法化。
在对纪念馆的观察中，地雷战纪念馆虽然以电影的历史背景元素作为创作基础和展陈特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海阳市博物馆展陈设计中，地雷战纪念馆却与当地民俗博物馆、古墓博物馆并联放置，形成一组既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展陈方案。这种并置方案既强调了抗日红色文化与地方传统、历史文化之间紧密的生态关系，也在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下完成了对媒介记忆的抽离和历史合法性的塑造与确立。
2019年，海阳市人民政府完成了对地雷战纪念馆的重建。重建后，在地雷战纪念馆的展陈区域，电影并不是叙事的主线，而是把“人民的力量”作为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宏大历史叙事的主题，通过“黄海之阳 正道沧桑”“高擎旗帜 奋勇担当”“石破天惊 敢试敢闯”“众志成城 磅礴力量”“雷乡扬名 再谱华章”五个展陈篇章，完成了城市、地方和媒介记忆的档案化与历史化。展馆内部包含了大量民兵英雄人物的传记，这被视为电影创作的鲜活人物原型，纪念馆所呈现的既是“影视中的我们”，也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我们”，从而使得“记忆之场”具有了独属于地方的情感连接与精神凝聚。
在地雷战纪念馆中，老电影的媒介记忆既贯穿和维系整个展陈过程，同时也是整个展览的支撑与佐证。
展陈所突出的是抗日战争中人们利用地雷村村布防、户户备战，广大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的史实，而电影的媒介记忆则提供那些实景复原的素材。纪念馆成为人们重温电影记忆和历史的“记忆之场”，电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连，电影中塑造的场景道具与抗战历史的现实相接，共同实现的是历史的实体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
（二）讲解员作为“记忆转化”的纽带
维系“记忆之场”并不能仅靠那些来自历史的残留物和纪念活动，当影视融入历史并升华为民族抗争的伟大精神，讲解员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些跨越代际的讲解员们的讲解既连接了影视记忆和历史记忆，也激活了参观者个体记忆，延展了集体记忆和未来记忆。
地雷战纪念馆的日常解说活动，是通过人际沟通交流传播英雄记忆的过程。对于参观者而言，那些曾经在镜头中、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形象，往往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讲解员通过将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和事件连接到现实中的民兵英雄和具体战役，以虚实结合、上下互动等形象生动的叙述方式，向不同代际、年龄的参观者讲述地雷战的真实历史故事，得到的传播效果往往更好。
电影具有特殊的记忆能力，其作为人们共同的一种记忆方式，能够将电影中的故事与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记忆系统及其形塑过程结合起来。而将参观者的影视记忆连接到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更大文化记忆系统的功能，既需要官方记忆场所的讲解员作为“转化者”将媒介记忆转化为历史记忆，也需要其作为“中介者”和“阐释者”将英雄事迹与现实情境、时代精神进行连接、重塑和阐释。
事实上，电影中英雄记忆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何况电影带给人们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又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遗忘，由“强光”渐变为“微光”。但纪念馆及讲解员成为“对抗遗忘”、连接记忆与优化记忆的“活化剂”和“纽带”，不仅再次将媒介记忆推到历史的中心，也将英雄事迹潜移默化为当下人们的精神营养。
（三）媒介记忆作为地方化的纪念素材
学校组织学生群体参观纪念馆，切身感受红色资源和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往往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红色影视作品和纪念馆共同建构的沉浸式的“记忆之场”，就成了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平台。在此案例中，地雷战纪念馆不仅是当地红色文化旅游的打卡地，更是展馆周围中小学校进行革命传统和英雄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学生在老师的组织和带领下来到展馆，跟随讲解员参观和聆听，有时讲解员也会应邀前往学校开展专题宣讲，让学生们牢记传统、珍惜当下。
纪念馆参观和讲解与电影的媒介记忆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的记忆印证。而在类似讲解中，影视作品所承载的媒介记忆转化为地方的历史记忆和更深的精神认同。电影所承载的媒介记忆与纪念馆搭建的“记忆之场”共同建构了富有感染力的红色之林，特别是纪念馆展陈中的数字化虚拟仿真和多种互动形式，共同构成了对红色资源的保持与强化。
（四）媒介记忆的情感共鸣与记忆传承
电影往往被认为是最能够穿越时空、跨越代际、无阻碍地进入公众记忆，并在往后的日子里提供回忆的脚本，并使电影记忆向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转化，从而实现记忆的代际传承和叠加传播。因此，影视作品所承载的媒介记忆情感的联结和共鸣显得尤为重要。
在大多数纪念馆的讲解员看来，不同代际的参观者对于电影的熟悉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那个文化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电影不仅弥补公众对于抗日战争和英雄的记忆空白，更成为日常回忆的脚本，而年轻群体的生活更为丰富，失去了相应的观影体验，对于纪念馆的历史记忆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反馈。
影视作品的“情感脱节”虽然可能会造成记忆传承的困境，但数字技术和媒介的交融可以促成“联结性转向”，使更大范围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进而实现记忆的传递。周海燕、吴晓宁将人民日报的时光博物馆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新媒体环境中的记忆代际传承路径，研究发现将陈列空间发展为互动空间的时光博物馆项目实现了记忆从年轻一代到年老一代的反向唤醒与连接，但其中的内容生产依然保持国家在场状态。而在地雷战纪念馆的个案中，社交媒体“打卡”则成为记忆传承的“联结性转向”。
对于年长一代而言，纪念馆的“记忆之场”激活了老电影的情感记忆；而纪念馆的社交媒体数字记忆实践，让年轻一代在完成个体记忆媒介化的同时，也在特定的圈层中完成记忆的传递，说明这些红色记忆、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似乎并没有被完全遗忘，适当“施肥浇水”或“转场”又会“旺盛生长”。
从地雷战的个案考察而言，这是一段“记忆的强光”逐渐走向“微光”的过程，“强光”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能够构建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而将“强光”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其转向“微光”的过程，并不意味着遗忘，更可能是在等待空间记忆的“转场”。
（一）实体化“转场”：从媒介塑造到历史传承
当电影作品进入纪念馆，电影记忆完成了实体化的“转场”，公众通过展陈的实物和沉浸式体验完成了对那段“逝去历史”的传承，电影中的战争场景在实体化的记忆之场中实现了与宏大历史叙事的汇流。通过影视剧热映时的“强光”与实体化“转场”后形成的历史传承和红色记忆，“转场”兼具了历史的连续性、实体的真实性、地理的接近性和内容的教育性特征。
首先，纪念馆作为实体的“记忆之场”，其通过陈列物品延续史书的历史叙事，而电影作品所承载的媒介记忆则被置于“源起”“历史”“根基”等展览主题和内容框架中，一起被连贯成一幕幕历史供人参观。其次，媒介塑造英雄往往是真实与虚构并存，而社交媒体又会放大虚构性，导致英雄厚重感的缺失，用虚假的英雄遮蔽甚至取代真正的英雄，而实体化的“转场”却让实地实景实物和真名实姓的英雄得以返场，使得电影的虚构与真实得以互证和缝合。再次，作为曾经“强光”的媒介记忆在“转场”后，得到了清晰的“地理认证”，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形成统一，于是现实空间中的地方成了文化旅游、历史和红色记忆的“强光”，不仅改变了传统育人和优化记忆的路径和模式，而且推动地理上的实体空间为周边公众和旅游者建立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的红色记忆和具有相似精神文化的“想象共同体”。
（二）中介式“转化”：从集体记忆到代际传承
集体记忆的关键载体，主要是那些在青春期与刚成年时经历过事件的人们。英雄记忆凝聚了集体共识，是唤醒和固化群体间共享价值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英雄记忆承载着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英雄记忆的变迁与重塑直接影响着群体共享价值的边界和内容；另一方面共享价值可以重塑英雄的集体记忆，群体会以共享价值为依据，有选择地建构集体记忆，使现有经验合理化。在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双向互构的过程中，媒介所塑造的英雄事迹成为从集体记忆走向代际传承的中介。
具体而言，电影所塑造的抗战民兵英雄形象几乎成为60后、70后、80后几代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对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实体化的“记忆之场”又使那些即将因时间冲刷而被逐渐边缘化的“记忆的微光”再次被激活，重新光亮耀眼，让人回忆和重温那些青年时代的驱动力量。另一方面，虽然很多新生代的青年人不曾有过上几代人的观影体验，对于影视所承载的记忆也是模糊的，甚至是陌生的。但由于电影在对抗遗忘、传承记忆的过程中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和外溢潜力，能够使电影在“转场”后，由纪念馆将那些已经走向边缘的“微光”再次激活和聚拢，电影中的战斗场景和实物得到现实“复刻”，电影画面穿插播放与数字技术加持下的互动体验，都是对影视作品所承载的电影记忆的挖掘与重塑，让跨越不同代际的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得以互构与强化。
（三）连接上下：精神共同体的“记忆纽带”
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的类型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从血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直至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记忆作为共同体重要的纽带，其不但是作为人的本质意志而存在，更是相互联系的力量。在该个案中，老电影和纪念馆无疑成为海阳这座城市居民的“记忆纽带”，地雷战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也与这座城市精神风貌紧密相连；纪念馆则是这座城市的记忆丰碑，“展现海阳人民敢于担当、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英雄豪情，敢为人先、大胆创新的聪明智慧，敢于胜利、乐观自信的坚定信念。”电影所承载的媒介记忆成为地缘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同时，通过向上与向下两个维度的连接，一方面铸牢了地缘共同体对于国家民族使命目标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建构了属于地缘共同体自身的英雄楷模与行动规范。
老电影的记忆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从曾经的“强光”走向“微光”，但是在这座城市的居民看来，这是我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曾经的辉煌应该被铭记，而其间所蕴含的精神更应被继承与弘扬。因此，地缘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被向上连接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成为民族屈辱、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地缘共同体与民族国家的荣辱与共，并指向地区城市的未来发展与民族国家的伟大复兴。向下则指向英雄人物与事迹在地理、文化和血缘上的接近性。这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影视剧中的民兵英雄、爆炸大王们，是地缘共同体的一员，是代表和定义共同体精神特质的明星，也是塑造地缘共同体的传统美德、英雄气质、精神风貌、生活习惯并进而形成精神共同体的红色资源。
【作者简介】邵鹏，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若邑，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魏松昊，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7期，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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