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数智媒介对人类认知的影响，提出“认知沟”研究议题并说明其重要性。人机协同是数智社会的主导认知模式，其特征在于认知资源的供给方式转变——在数智媒介推动下从“有限获取”转变为“可供获取”，因而“人-机”交互关系成为影响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数智时代人类认知能力的分化可能加剧并引发认知沟问题。本文从认知面向和认知表现两个层面对该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并进一步提出，认知沟的治理可以着眼于提升“人-机”交互适应性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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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迈入数字化和智能化压缩并行的数智化发展阶段，以生成式AI及其他通用式AI技术为代表、集成了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正以一种广泛且深入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数智技术对人类记忆的唤醒、思考的激活乃至决策的辅助等表现，均在挑战传统的认知内在主义看法。由此，数智媒介技术带来的数字不平等与数字鸿沟问题将比以往更为深入和严峻——这种不平等不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外在的对这些数智技术的接入分化和使用技能分化上，更表现为经由这些数智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差异带来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分化上。在此，本文借鉴数字不平等与数字鸿沟研究的脉络与框架，将这些由数智媒介技术带来的人们认知能力分化现象概括为“认知沟”，而经由这些认知能力分化所引起的各种社会不平等发展议题都将是“认知沟”的探讨范畴。本文以“认知沟”为分析重点，围绕“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应如何”的行文思路，分别探讨这一现象的内涵价值、成因机制、具体表现和应对策略，促进对数智媒介在数字不平等问题上所引发的本质变化的理解与洞察，并提出认识未来潜在研究方向的建议。
最初，“认知沟”这一术语出现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用以揭示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如高中生、初中生与小学生）之间在认知发展上的差异。随着研究深入，该概念逐渐被引入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领域，并被视为数字鸿沟的第三层次——结果沟的一种具体体现。数字不平等研究关注的是数字主体在数字技术影响下所体现出的不平等，目前已形成三个主要研究层次：首先是接入层面的不平等，即“接入沟”；其次是使用层面的不平等，即“使用沟”；最后是接入和使用差异导致的最终结果不平等，即“结果沟”。在第三层“结果沟”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聚焦于信息处理最终成果的“知识沟”，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个体主观信念的“信念沟”，还有研究者主张从过程性视角来关注个体信息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认知沟”。相较知识沟和信念沟的静态性侧重，认知沟更强调通过动态视角来理解第三层结果沟的表现。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认知沟一词频繁出现在人机协作的研究中，警示我们关注这类认知塑造技术可能带来的新型不平等。因而，本文所探讨的“认知沟”具体是指人们在接入与使用数智媒介技术后出现的认知能力分化现象。需要厘清的是，认知沟是从属于数字不平等研究脉络下的一个新议题：其一，认知沟是第三层数字鸿沟（结果沟）研究的一个面向，反映了媒介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所导致的认知能力差异；其二，认知沟是对知识沟研究的扩展延伸，它不仅关注认知加工的最终结果，更试图揭示整个认知过程和思维环节的差异；其三，认知沟是数智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表现，由于生成式AI等数智技术对人类认知前所未有的介入，它特别关注由数智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所引发的人类认知能力差异。既有文献通常从认知多样性、认知复杂性、认知自主性、认知灵活性四个维度来描述和说明用户的认知差距。所以认知沟的操作化定义可以是，评价人们在接入和使用数智媒介技术后，在认知信息、自我、媒介、环境四个方面上的认知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灵活性差异。当前，为何要强调认知不平等的威胁？认知沟研究的价值何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认知之于当下的传播结构和社会模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当前重申认知与认知沟研究的意义所在。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传播结构来看，数智技术进一步加速了传统大众社会的解构和新晋分布式社会的再组织进程，传播单位中标志性的“大众”概念日益被微粒化的“个人”所取代，个体既是信息传播活动的起点亦是其终端，因此个体也成为了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所考察的基本单元。在此之上，从个体的分析视角来看，认知则是个体形成情感表达、促成行动实践的前提因素和首要基础，个体的一切情感、态度与行动的生发均有赖于认知活动的展开，认知会最终影响个人的心理特质、情感态度、场景体验和社交关系等多重传播效果，因此认知可以说是深入个体这个基本研究单元的研究原点。简言之，社会考察落脚到个人，而个人考察落脚到认知。在数智社会的复杂性变革中，“认知域”已被视作与“物理域”“信息域”并列的第三大作战空间，且“制脑权”也被视为取得胜利的关键变量；同时，不少学者也把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视作“人类文明最后的前沿”，它不仅关系到人类福祉和世界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还有望彻底重塑社会结构与层级。因此，认知研究应当在当前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解析现代个体特征的起点，也是深入理解未来数智社会的基石。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社会生产时期，总有一种基础性的人类潜能从大量劳动群体身上被提取出来，继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构成该产业主导性的劳动形态，并创造社会财富。而这种人类潜能也成为牵引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核心稀缺资源。当进入数智社会时期，我们会发现社会已经充分进入人机交互协同的分工体系，数智技术能进一步实现对人类已有的简单、重复性、标准化等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替代，并推动人类劳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水平劳动到高水平劳动、由标准化劳动到创造性劳动的演进，因此在这一次时期，被提取出的人类潜能主要是创造性脑力，即那些包含智力消耗和知识创新、实现从无到有、面向未知探索创造的脑力，这种能力在促成人机两套看起来相似但实则不同的智能体系交互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转换作用。随着通用式AI生产的产业化趋向，人类的这种独特认知资源正被大规模地开发、提取与调用，衍生出“认知劳动”这一新模式，并逐渐成为推进产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新劳动形态。可见，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稀缺资源不再是外部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反而是能够驾驭数智技术“座架”的人类认知资源（尤其是创造性认知资源）。社会对人类这种创造性认知资源的调配与释放程度，决定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高度。解决认知障碍、认知成长问题，是释放生产力和改造社会规则的关键。
认知沟形成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本文将着重解释媒介技术（尤其是数智媒介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并分析可能的认知沟表现。数智媒介对人们认知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它改变了认知资源的供给方式，实现了认知资源从“有限获取”到“可供获取”的转变。在数智媒介尤其是生成式AI出现之前，人们主要依赖自身的学习能力来吸收知识、信息和数据。这种模式下，我们所能接触和获取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在数智媒介的辅助下，人们可以通过“认知外包”的方式来获取认知资源，即将部分认知功能外包给外部智能设备，利用外部智能设备的存储、感知、计算等能力增强人类的认知能力，进而辅助人类更好地完成认知任务。在此模式下，人类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和整理所有的信息和知识，只需要理解信息的意义及其应用情境，掌握信息提取的提问与提示方法，就可以轻松地获取相应信息。此时无限的认知资源都变得触手可及，而不再受限于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大脑机制，这即是认知资源“可供”的表现。然而，“可供”概念在被提出之初就包含了“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含义，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生成式AI等数智媒介的技术能力并非固定的、而是在“微调”使用中逐渐成长、变化的，面对同样的基础技术模型，有的AI能够变得更强大并完成更多任务，而有的则无法获得相应的成长，这也就导致了技术在辅助用户认知时形成能力差异。另一方面，数智媒介提供的信息也是可供的。在生成式AI中，信息的呈现是在算法技术与用户交互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呈现出“千人千面”的流动特点。用户本身的认知水平决定了数智媒介信息供给的质量。这种信息可供可能进一步扩大人们的认知差距，形成“聪明者更聪明，愚钝者更愚钝”的马太效应。当认知资源变得“可供”，那些能够熟练接入和使用技术的强势用户、虽能接入但使用不熟练的中间用户、无法或拒绝接入技术的弱势用户之间必然存在明显的认知沟。这些用户群的认知差异一方面表现在有关信息、自我、媒介、环境四个认知面向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有关认知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灵活性的认知表现性差异上认知面向差异指的是用户在认知过程中所关注和涉及的领域及面向存在差异。强势用户不仅掌握了信息认知，还能对自我、媒介和环境有深入的理解，从而发展出较高的元认知能力。而弱势用户可能只停留在基础的信息认知面向，缺乏元认知的监控和调节能力。比如在技术接入和使用方面表现强势的用户，他们不仅能利用AI技术提升信息处理能力，筛选和获取大量信息，还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媒介效能感，能够批判性地使用AI反馈进行自我评估和学习，不断优化自己的行为和决策。中间用户群体由于缺乏对自我、媒介和环境的有效认知，可能导致信息认知的混乱。那些无法或拒绝接入数智媒介的弱势用户由于无法享受到数智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和处理优势，导致他们在信息认知这一基础层次上就已落后。认知表现差异指的是不同用户群体在认知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方面的差异。强势用户群体通常在这些维度上表现出色，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信息环境和技术革新的挑战。而弱势用户群体可能在这些方面表现不足，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信息环境和技术发展。对于强势用户来说，数智媒介技术是他们提升认知表现的有利工具。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来探索和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知识，快速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增强对不同领域和视角的理解。数智媒介的高级分析和处理能力也使得强势用户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运用更为精细和深入的认知策略。对中间用户群来说，数智媒介虽然减轻了他们的认知负担，却也可能助长了思维懒惰，从而削弱了认知自主性。那些弱势用户虽然不至于受到数智媒介对认知的侵扰，但同样无法获得数智媒介的认知提升红利，这导致他们在认知表现上的进步和改变都将非常漫长，久而久之他们的认知视野变得更加狭窄，会面临着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边缘化的风险。
认知沟的本质并非技术不平等，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因此其治理也应当是一个涵盖政治、文化、社会、技术、平台等多方共治的过程。本文着重关注的是认知沟问题中“人-机”（用户-数智媒介）这对互动关系的治理，在认知沟的治理中，“人-机”互动关系是一个核心的切入点。适应性是数字不平等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解决数字不平等，关键在于采取包容性的数字策略，特别关注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的群体，帮助他们克服与新兴数字技术之间的适应障碍。要想有效解决认知沟问题，我们必须将焦点放在提升用户与数智媒介之间的交互适应性上。要提升对不同用户的适应性，数智媒介的发展必须秉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思路，开发符合数字包容性的产品与服务，以增强数字边缘群体的适应力，确保他们能够感受到数字世界的包容与便利，实现在数字社会中的无缝融入。同时，用户也需要提升对不同数智媒介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不仅关乎技术的操作熟练度，更涉及用户与数智媒介之间的互动质量乃至交往深度。因此，在培养适应性的过程中，应采取“因人而异”的策略。数智素养较高的用户可以以赢得数智媒介“增强”效应为方向来发展适应性，包括发展为媒介提供高质量学习资源的能力、对机器的指挥与调教能力、辨识力与判断力以及想象力等。而数智素养较低的用户则可以选择以对抗数智媒介“削弱”效应为方向来发展适应性，学习如何管理认知捷径与认知惰性、理解连接与反连接的重要性。具体到治理战术的层面，则需要机器赋能与自我增能共同作用：数智媒介要做的是尽可能将机器的认知增益公平地赋能到广泛用户，用户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实现自我增能，最大程度地抵抗机器的认知干扰、实现认知增强。首先，数智媒介在开发认知资源时，必须遵循规范性和标准化的原则，确保在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况下，每位用户都能具有公平地获取到几乎同一水平线的认知资源的可能，实现基础认知的公平化。其次，数智媒介还需要根据用户的认知逻辑采取调适性策略，按需配置认知资源，尽可能弥合用户之间本身存在的认知沟。认知沟的产生与加深，很大程度上与新兴数智媒介在中间和弱势用户群中所遭遇的“技术悬浮”现象有关——用户的接入水平和使用水平较低，导致数智媒介的功能与效用浮于表面，无法有效贴合治理实践。因此，另一种有效的治理策略就是实现这些中间和弱势用户的自我增能，解决他们在接入和使用环节的能力较低问题。
曾经，人类的认知是在日常教化中形成的，人们在习以为常中有能力从容应对迎面而来的各类事物。然而，数字技术让人类不再仅仅生活在熟人社会，而是始终面对着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始终陌生的对象，人类已经无力单纯依靠自身的认知能力来形成认知，而不得不转向依靠机器智能。未来，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当数智技术成为我们认知的“座架”，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或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与分裂。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言赫拉利所预言的“无用阶级”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普罗大众的真正写照，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在数智媒介的赋能中成为“被遗弃者”，致使他们被边缘化的原因是更深层、更难以简单解决的认知问题。认知沟的加深，将成为未来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
【作者简介】 刘彧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喻国明（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9期“深观察”专栏，原标题为：《认知沟：数智媒介时代数字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Qyc-PylSY9xnpobNqetGA。
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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