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传播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影响力。当下，我国已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国家形象传播视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步骤与核心环节。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国家形象传播也面临新的挑战：数字媒介高度的技术依赖性，使其传播内容更易受制于平台算法、商业规则和数据流动的操控，这使得国家形象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网络环境、区域技术壁垒和网络意识形态的强烈干扰，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复杂性与不可控性。
在这些挑战的众多应对方案中，情感都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一方面，国际传播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户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情感投射的方式来认知、理解他国的形象和文化；另一方面，数字媒介所营构的多元化传播环境极大丰富了传播方式的表现力，推动了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化的传播方式，激发了用户与国家之间更为强烈的情感互动诉求。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开始全面认识到情感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核心作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亦逐渐兴起。然而，现有研究在具体的情感指向上依然缺乏明确的概念轮廓。这就导致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国家形象传播需要何种情感”“情感如何恰当地融入到国家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未能得到解答。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提出“反思性的激情”这一概念，或可作为化解国家形象传播困境的一种潜在理论方向。
情感向度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类议题上：一是力图在中观层面突破理性主义的先验逻辑，进而探究情感这种“非理性”力量何以能够介入国家形象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比如有学者认为，以“情感”为核心的路径容易建立起更为私人化、也更为丰富细腻的符号体系，这对丰富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内涵和层次来说极为重要。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情感与国家形象传播的宗旨与目的高度匹配，情感以及基于情感的跨文化交往能够真正顾及最广泛受众群体的利益，同时兼顾传播主体的关切。二是在认可情感功能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拟定以情感为核心的国家形象传播策略。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基于情感的国家形象传播要以“同伴”立场突破“自说自话”，在供给侧发掘情感资源和以国民叙事促进民心相通，以及以人类共同理念实现情感共振。
不难看出，两种议题都在尝试以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思路来阐述国家形象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这既与“情感转向”一直以来的理论反思相区别，同时又与其形成互补。两类议题虽各有意义，但都未能观照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究竟何种情感才可以有效融入国家形象传播？这就关涉到了一个重要事实：并非所有类型的情感都适合被纳入到国家形象的考量范畴中，尤其是那些建立在伪命题之上的情感，或者某种可能带来不幸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不仅无助于国家形象传播，相反，对国家形象传播来说还是极为危险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国家形象中有效情感和无效情感的区分标准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意在表明，国家形象真正期待的情感应是一种“经过反思的激情”。
（一）道德判断与反思性的激情
按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理解，只依靠理性而作出的道德判断并不能对我们的行动提供有效指导，除非它还包含了情感上的关切。因为理性只可以用来辨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帮助我们了解事实，情感却能够告诉我们这些事实和关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绝不是作为理性的服从者在发挥作用。
休谟的反对者认为，如果道德的基础中掺杂了情感的因素，那么道德本身就会变得和情感一样充满随意和偏见，从而使得人类行为无法在一致性的道德标准中被评判。休谟也很清楚这种潜在的风险，为此，他反驳认为，为道德判断充当基础的不是普通的情感，而是一种“反思性的激情”。激情是直觉的产物，它不受控制且充满风险，但经过反思性理解和修正的激情却包含理性与想象的元素，并随时等待一轮又一轮的反思和修正。反思性激情获得公正性有两个主要来源：1.采纳一种非个人性的观点；2.关注人性。从而让激情超越个人利益和偏见，形成基于广泛共识和普遍立场的公正判断。
（二）国家形象传播中反思性的激情：理性与情感的结合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国家形象传播不仅依赖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融入情感与道德因素。反思性的激情提供了一个关键框架，它通过理性与情感的结合，激发即时的情感共鸣，还通过反思的过程确保国家形象传播具备深刻的道德承诺感和责任感，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共情相区别。根据上文的阐述，反思性的激情能够发挥效用的根源，可以凝结为两个核心要素：反思性理解与反思性修正。
反思性理解要求基于普遍立场的同情机制要根源于对全球议题的深刻思考和对长期影响的理性认知。这与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同情原则相呼应，即同情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的情感冲动，而是要与某种程度的认知和心理过程相关联。如此，同情才能“不但有理性可以信赖，而且还有经验可以信赖”。于是，基于这种反思性理解的国家形象情感传播，往往可以超越短期的情感共鸣，并转向对全球共同关切的深度承诺，从而更具长远的道德正当性。而反思性修正则强化了国家的道德责任，它要求国家形象传播要具备一种不断自我修正的能力，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行为的过程，来展现对变动中的共同价值的持续尊重与适应。反思性理解侧重对情感的深度洞察，而反思性修正则侧重即时调整和适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反思性理解作为反思性激情的核心要件之一，不仅依赖同情机制，更要求通过深刻的反思与理性考量，推动国家形象传播的长期道德承诺。反思性修正是反思性激情的关键环节之一，强调国家形象传播在面对全球舆论时，能够通过持续的反思和调整来保持传播内容的道德正当性与长远影响力。因此，情感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动态特质，既推动行动，也通过与共同体的互动不断得到修正，以回应新的事实与情境。这种动态性体现在国家形象传播中，意味着国家不能仅凭一时的情感共鸣维持形象，而必须通过与全球公众的持续互动，反思并调整传播策略，以确保传播内容能够与全球价值观形成更为持久的共鸣，而这正是反思性修正的题中要义。
休谟所构想出的基于反思性的激情的道德理论，不仅展示出了道德最为真实和最具魅力的一面，还激励着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对道德加以追求。经由反思过程的情感既能够指导道德判断的生成，又能鼓励人们采取相关的行动，这使得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在实践中更有价值。
由反思性理解与反思性修正组成的反思性的激情，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共同构建了一种超越普通共情的深刻情感框架。反思性理解帮助国家在传播中不仅关注即时的情感共鸣，更通过深刻的情感反思，形成对全球共同命运的长期承诺与道德立场。它要求国家传播从短期情感超越至理性层面的全球议题思考，使国家形象传播能够深深扎根于全球公众的核心关切之中。与此同时，反思性修正则确保了这一情感承诺与道德立场不会停滞于某一时刻，而是在全球舆论的动态变化中不断调整与进化。通过与全球公众的持续互动与反馈，推动国家形象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加深远、稳固的情感联结，使其传播具备更高的道德标准与持久的影响力。
在如今的数字时代，国家形象传播尤其需要反思性的激情。因为在数字化的媒介环境里，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但也更容易被简化和碎片化，这样的环境偏向使得公众更容易对国际事件作出即时而非深层次的情感反应，同时充斥于数字媒介环境中的虚假信息和过度简化的叙事又常常加剧了这种局面，这就使得国家形象传播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反思性的激情显然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方法，它善于通过同情机制和情感共鸣来超越这种瞬时的情绪反应，将公众引向对国家形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与道德立场的认同上来。
然而在数字媒介所营构的信息场域中，“反思性的激情”的确立却面临着一些新的要求，这与数字媒介本身的物质性特征密切相关，它创造了全新的空间和速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连接。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点的出现，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同情模式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在数字媒介的介入下，许多原本不在我们考量范围内的个体突然与我们拉近了距离，同情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与同情密切相关的反思性的激情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这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让国家形象与数字空间中涌现的各种激情建立起“反思性”的同情？新的情感是否符合国家形象的反思标准？标准本身是否需要重构？
（一）趣缘情感的崛起对反思性理解的挑战
数字媒介凭借着对空间的再造，拓宽了目标“他者”的群体身份，这首先迫使基于同情与观点采纳的普遍立场的确立需要观照比以往更多的“他者”、面对更多类型的情感。情感乃至同情总是与空间有着莫大的关联，狄德罗说，“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各种情感和意识。”而数字媒介施加给日常生活的最显著改变之一，恰好就是对我们生存空间以及在此之上的空间观念的改变，它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解构”和“对趣缘群体的建构”，数字媒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群”，这些社群形成的基础并非来自共有的物质空间，取而代之的是社群中个体共同持有的兴趣爱好，在这些社群里，同情基于兴趣的接近性而生成。
这种转变为基于反思性激情的国家形象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趣缘群体的情感基础并不稳定，它们更多依赖共同兴趣，而非传统的历史、文化或地域认同。这意味着，国家形象传播不再能够依靠单一的地缘情感叙事来维持与全球公众的情感联系，而必须面对更为复杂和动态的情感结构。
一般意义上的共情往往只关注情感上的即时回应，依赖于短期的情绪互动，而反思性激情则要求对情感背后的动机、价值观和文化进行反思性的理解，指向情感的长远价值，从而使国家形象传播在数字时代具备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
（二）共同关切的认知变化与反思性修正
数字媒介无以复加的速度是让国家形象传播思路面临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数字媒介所联结的互联网银河释放出了巨大的表达空间，使得无数普通的社会个体得以自由地分享和传递情感，同时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这些来自个体的情感又能在第一时间被识别，并以极高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里形成同情。这样的速度会带来两种相对显著的社会后果：一是正向或负向的各类情感都变得极容易被激活，并在公共空间内得到广泛传播，其中就包括崇拜、喜悦、感激、愤怒、仇恨、苦难等与国家形象紧密相关的情感类型；二是个体感受更容易被“询唤”为“公众同情”，诸多以情感为标签的“感受的共同体”由此相继勃兴，并对全球网络生态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持续影响。
在这种高速度、强情感波动的数字媒介环境中，国家形象传播面临的挑战愈发复杂，即数字媒介的高速度不仅加剧了情感的波动，还改变了诸如平等、安全、正义等人类共同关切的表现形式。这些关切虽具有持久性，但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尤其当这些关切同时在同一事物中有所体现时，其受重视的程度和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被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国家形象传播需要通过更为敏锐的反思性修正来保持传播策略的灵活性，否则便不能确保国家形象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持续回应这些普遍且根本的人类关切，进而也无法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长期的情感联结和道德认同。数字媒介让情感和舆论在极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为此反思性修正就要通过持续的调整与反思，帮助国家形象传播者迅速适应这些变化，从而不仅确保国家形象传播的即时效果，还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情感环境中建立起更持久的国际信任与支持。
国家形象传播的核心任务不仅是赢得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还需要通过反思性的激情来建立与全球公众的更深层次情感联结。国家形象吸引认同的“理由”和促动目标“他者”产生认同行动的“动机”往往根植于情感，但并不是所有建立在关切之上的情感都具备纳入国家形象传播的正当性。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还需要对“他者”的情感关切持续投以反思性的同情，由此生成的“反思性的激情”才是题中要义。
刘煜，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
张红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艾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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