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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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就是这样，出了门拼命地闯荡奋斗，归来时却喜欢静静地待在大厝里泡壶好茶，听听南音，唠唠家常。风也罢，雨也罢，都在清香弥漫的小小茶杯里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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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漳州内山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小镇的客家人总是习惯性地将本地人称作“河洛人”，而将本地人所说的闽南语称为“河洛话”。这让我内心充满了疑惑——“河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疑惑保持了很多年，一直到大学时期，通过必修的闽台区域文化课程，我才深刻理解了“河洛”二字的分量，以及“河洛人”这一称谓背后所承载的深远意义。十年来，我在全省范围，甚至福建周边地区，展开了密集的人文采风之旅。随着调查的深入，历史文献的逐渐积累，闽南文化区精彩纷呈的乡土世界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所归属的“河洛人”族群，绝非寻常族群，竟然是一支古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航海族群，充满活力，富有冒险精神，其踪迹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甚至延伸至东南亚的广袤海域。这个独具魅力的乡土世界远不止“闽之南部”的狭小天地。以“闽南人”为名，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误解。更为贴切的称呼，应当是“河洛人”。
语言是河洛人最为珍贵的人文瑰宝。河洛人的语言主要由中原的古汉语与本土的古越语融合而成，其中，主体是中原古汉语。河洛话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晋代移民的传播，二是唐代移民的传播。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南迁至福建，带来中原古汉语。这是河洛话的语言基础。唐初，中原移民进一步南下，与当地语言融合，形成了河洛话的雏形。正如前述原因，河洛话保留了较多中古汉语的声母、韵母和词汇，甚至部分上古汉语（先秦）痕迹，如筷子称箸，走称“行”，房子称“厝”，夜晚称“冥”，你称“汝”等，成为中国的“语言活化石”。典雅话语，宛如一把开启华夏文明之门的古老钥匙，这是一份无法估量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正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所言：“语言是一种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让人惊叹的是，在厦漳泉这片土地上，除了“河洛话”这一语言遗产外，还有同样源自唐宋时期、被誉为音乐活化石的南音艺术。南音以其独特的旋律和韵味，传承着千年的历史文化，成为厦漳泉地区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
耕海是“河洛人”最为突出的族群特性。河洛人主要生活在滨海地带，擅长与捕捞、运输、贸易相关的航海活动，且有迁徙的习惯，这种族群特性被称为“耕海”。河洛人的航海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古老。即便从宋代开始计算，也至少绵延了千年之久，其远洋航行能力，绝不逊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进行全球扩张的西欧航海家。河洛人这种惊人的航海能力很可能源自东南沿海的古老族群，疍民。明末厦门名僧释超全（阮旻锡）在《夕阳寮诗稿》之《打鱼歌》中，描绘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捕鲸征程。诗中详尽记载了疍民船队集体出海，用带钩系绳的标枪猎杀巨鲸的壮阔场景！据悉，疍民素来有集体捕捞的传统，分为近海捕捞与远海捕捞。近海捕捞依赖人力与潮汐力布网拖网，而远海捕捞则强调分工与协作，主要用于捕杀包括鲸类在内的大型鱼类。在远海捕捞作业中，疍民有一种海上组织叫“罟朋”，即集结十只左右的船只，使用同一张网进行联合捕捞。这种“罟朋”甚至设有专门的后勤保障船——“料船”，负责将鱼获进行腌晒处理。疍民敢于与大鱼相搏的悍勇，加上“罟朋”这种科学的集体协作机制，使其捕捞范围可以扩展至遥远的海域。正因为远洋捕捞锻炼了远洋航行的能力，河洛人的远洋运输与远洋贸易都达到惊人的水平。一千年来，河洛人的常规海上贸易范围，几乎覆盖了中国陆地附近所有的海面，从渤海、东海到南海。
如果不是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南下打断了河洛人向南方海面持续拓展的历史进程，如果不是明清两朝长时间实施与历史潮流相违背的闭关锁国政策，以西欧人为主角的全球殖民史或许会彻底改写，“河洛人”的福船很可能会突然出现在西欧的海岸线上。加之北宋时全球领先的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武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或许应该是中国。而河洛人的地位，将类似于西欧人。至少，东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会因海上贸易之路的双向通畅而保持高度同步。
往事不可追，历史无法重演。尽管明清屡屡关闭国门，敢于犯禁的“河洛”移民还是冲破了重重封锁，源源不断地涌入台湾与东南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过台湾、下南洋，以海为田，踏浪蹈海，成为厦漳泉地区怀有雄心的“河洛穷人”咸鱼翻身、出人头地的终南捷径。然而，令人赞叹不已的是，河洛人在吸纳原住民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保留了对祖地的记忆与情感。清末民初，通过海船、批馆、水客、钱庄、侨办学校等涉侨事务，东南亚“河洛移民点”的华人与原乡亲族之间，形成了血浓于水、彼此呼应的国际性乡党关系，有的甚至还创建过自己的国家。总之，以河洛人为主的华人航海族群在东南亚广泛移民的历史事实，有力支持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权主张。毕竟，海是航海族群的田洋，是航海族群的大道，是航海族群真正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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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河洛人的“福气”概念，是理解河洛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路径。众所周知，河洛人有着举世闻名的拼搏精神。一首《爱拼才会赢》的歌，把这种拼搏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但很少有人会去思考，是什么原因，让一代代河洛人如此打拼，如此刻苦，甚至不惜九死一生，漂洋过海? 我想，应该是对“福气”的强烈渴望。“福气”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是河洛话中最接近幸福的字眼，是河洛话中除了“爱拼才会赢”之外最为热门的词汇之一。河洛人赞许别人过上好日子，总是习惯于说：“汝真有福气”！这福气，不是虚荣，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来世梦想，而是一种“利”，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尘世利益。它是墨家所称的“义即是利”的“利”，也是英国思想家边沁所称的功利主义的“利”，一种以效用最大化为诉求的幸福理想，一种与经商、航海的族群特征相契合，使人无比热衷、成果亦无以伦比的俗世目标。—— 这正是一艘艘海船满载着希望不灭的勇士远离故土，隐辱负重，寻找新大陆的伟大驱动力。 什么是“福气”? 落到具体层面，用闽南人的思维来讲，就是心有神灵、邻有乡党、家有大厝、身有厚养。 从民间信仰上看，河洛人成功地构建了实用、多元、包容的泛神体系。几乎接纳了所有的世界级宗教，精心创立了数量惊人的民间信仰，巧妙设置形形色色的辟邪神物。应有尽有，包容并蓄。几乎是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地方保护神（境主），几乎是所有需要佑护的领域都有专门的功能神。行走在河洛人的传统村落里，就如同误入一个众神狂欢的魔幻世界。神庙、神灵、神话三者合一，彼此交融。有人称闽南为“东南佛国”，我看应该称为“东南神国”。在中国，如此坚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地方，也只有河洛人的土地了。这种基于实用、多元、包容的泛神信仰体系，使闽南人比较不易于盲从某种单独的宗教信仰体系，也比较不易于陷入狭隘片面的宗教狂热。 从宗法体制看，河洛人同样成功地构建了承接过去与未来的宗族体系。早期，河洛人的宗族体系发挥着维护乡村自治组织的作用，也起到了“名门世族”身份的识别作用。宗祠、灯号、楹联、暗语、族谱、家训、社树、神庙、祭祀 …… 河洛人的宗族组织，具有异常严密、异常繁冗的系统设计。如此处心积虑、深谋远算地维系一个宗族的亲情，不由让人想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世族，让人想起一个长期传诵在闽南民间的历史名词——“衣冠南渡”。仅仅一支单独的宗族，力量还是有限的，不少相处友好的宗族之间还会结成联合的约盟关系。如往昔，我的老家便有一种由八大宗族组成的“八约”组织，平时轮流值守，遇到入侵时，负责值守的宗族的族长依盟约率领各约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如果致人死命须赔款，则费用各家各户平摊。与此类约盟有关的历史事件，便包括曾经造成大量伤亡，让人闻之胆寒的闽南大械斗。械斗多以宗族或约盟为单位，虽有残酷的一面，但也反映出宗族力量对于所属族人在现实中具有的强大庇护作用。 从传统民居看，河洛人创造出了让世人惊叹的大型防御建筑。在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中，河洛民居主要是采用官式大厝这种舒适且讲究的合院式民居。宗族与约盟的强大，显然影响到闽南民居的构建形态。在械斗激烈、族群矛盾尖锐的地区（如与客家人的交界地带）或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闽南人除了对大厝进行增强防御力的改造，如加盖铳楼、碉楼等，往往还会建造更有安全感的土楼、土堡，甚至规模更为宏大的土寨、土城。这些大型防御民居往往需要宗族的团结与合力。土寨土城是土楼土堡的升级版。然而，无论是土楼土堡，还是土寨土城，其内部的核心往往还是大厝。在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中河洛人的大厝总是堂里堂皇、美轮美奂、精益求精、不厌其精地张扬于世。最多在村庄里建个一两座楼堡，供兵荒马乱时避难之用。因为民风强悍，且深受海外文明影响，闽南地区的皇权意识有所削弱。自明代起，色彩鲜艳的红砖厝渐渐成为民居的主流。我们看到的红砖厝大多是三间开的大厝，其布局巧妙，构造宜居，藏风得水，有天有地，光线充足，庭中还可培植曼美花草，闭上门，就是一处小小的桃花源。但热情好客的闽南人却往往喜欢门户大开，特别是夏日之夜，灯火通明。大人们呼朋唤侣，泡壶好茶，谈天说皇帝，共度清闲时光；孩子们则在天井中天真烂漫地自由嬉戏。这种感觉是温暖的，喜欢暖色调的闽南人本身也是温暖的。南洋归来的人在故乡盖起了众多中西合壁的番仔楼，这使闽南的民居变得国际范十足。此外，上世纪上半叶，骑楼开始在闽南城乡的商业区域流行，渐渐取代原有的竹篙厝。 就饮食而言，河洛人更是有福气。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河洛人，既可以吃山，也可以吃海。森林与大海是河洛人取之不绝的天赐粮仓，要么因山取粮，要么以海为田，食域极为宽广。譬如苔浒，有的地方把它当“灾害”之物，河洛人却把它和进春卷里，成为美味的小吃；样子可怕的沙虫，闽南人硬把它做成果冻般可口的土笋冻；酱油水是河洛人的最爱，河洛人不只是喜欢用它来做酱油水菜系，不少人还习惯于就着它品尝荔枝、龙眼、芒果什么的，确实可以促进食欲，有如沙拉之作用。哦，河洛人还特别喜欢吃地瓜，一是好种，漫山遍野皆可种，二是好吃，从地瓜叶、地瓜干、地瓜粉、地瓜粥、地瓜粉条到地瓜酒，地瓜几乎无所不能。河洛人在吃的方面真是上天的宠儿，可以理解，为何每逢乱世，总有大量难民不畏艰险，远道而来。要知道，闽南历史上可一直都是瘴疠流行、猛虎出没。食物丰富，容易生存，可能才是备受移民青睐的最大理由。与“食”的豪放相比，在“饮”的方面，河洛人却显得极为婉约。如功夫茶。闽南人很少有人像北方人一样牛饮。茶杯总是做得小小的。最小的，可能只有虎标牌万金油盒子那么大。这茶是要细细品尝的，除了舌头，还需要动用眼睛、鼻子、手指，甚至心灵，故称功夫茶。功夫茶讲究的是闲致，强调的是色香，要求的是手巧。有意思的是，因着喝茶的需要，竟还催生了各式各样的精致茶配 —— “闽南甜点”。不知为何，这些甜得发腻，不讨人喜欢的茶配就着茶汤细细咀嚼起来时，口感竟变得极为温润。譬如那平凡而浅薄的白皮饼，就着淡淡的温茶，甚至都可以提供给食欲不振的病人用来解馋。众所周知，茶由“吃”改“喝”是唐代茶圣陆羽进行茶道改革的结果。从河洛人称饮茶为“吃茶”且茶配盛行的传统来看，功夫茶的唐代气质挥之不去。这里还要提提茶叶，闽南茶叶种类之多，种茶历史之长，茶叶贸易范围之大，可谓惊人。正因如此，闽南人把茶叶称之为“茶米”。有人说，英语 TEA的由来，就是闽南人对茶的叫法。 闽南人就是这样，出了门拼命地闯荡奋斗，归来时却喜欢静静地待在大厝里泡壶好茶，听听南音，唠唠家常。风也罢，雨也罢，都在清香弥漫的小小茶杯里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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