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一、明代同安的社会动荡
在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同安地区同时遭受两个不同方向的严重盗贼威胁。一方面，是来自戴云山方向的“沙尤寇”，这是由邓茂七起义军中的将领陈敬德所率领的势力。邓茂七起义在当时影响巨大，而陈敬德作为邓茂七的部将，受命向东征讨泉州。他们的攻击相当猛烈，一度攻占了同安县衙，显示了其强大的实力。另一方面，来自海上的威胁也不容小觑。漳州“海贼”张秉彝率领庞大的船队，包括二百多艘船只，攻击了中左所城与高浦所城的卫所官兵。然而，官方的力量在面对这些海贼时显得力不从心，反而是由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兵成为了抵抗海贼的主力。莲花罗溪的绅士叶秉乾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率领的义兵对海贼造成了重大杀伤，也因此与海贼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幸的是，叶秉乾最终被海贼俘获，并在豪岭遭受了肢解的酷刑。叶秉乾的英勇事迹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在明成化初年，御史涂棐向朝廷奏请为叶秉乾立牌坊或赐匾额以表彰其忠义，这些表彰物被设立在“县衙右叶氏祠堂”。此外，有民俗学者认为，同安地区广为流传的炸枣美食便与叶秉乾义兵的干粮有关，因此被人们称为“忠义菜”。这一说法与关于光饼的传说相似，都体现了民间对忠义精神的崇尚和纪念。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戴云山方向的乱象再次兴起。安溪的峒寇陈日辉不时侵扰同安地区，甚至深入到同安邑城的“郭门”一带。陈日辉干的是绑票生意，“劫质人家男女”，将人劫持到二十里外等候赎金。然而，这一轮的乱象很快就被平息了。同年，为了应对东南沿海日益恶化的治安形势，明廷开始设立“总督闽浙都御史”一职。这一举措无疑是为了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二、晋江东石的中日“互市”
《盗贼志》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洪朝选的说法，该志书提到，大约在1547年左右，“时漳泉沿海之民率造巨船过洋”，这一盛况或许确实与1544年那艘因风暴而意外抵达日本的漳州海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执行明廷闭关锁国的政策，闽浙总督朱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捕杀了九十多位参与“通番”活动的漳泉商人。同时，为了加强海上管束，朱纨在浯屿水寨之外增设了金门料罗驻点，部署了二十多只战船，并派遣官员进行管理。然而，这种与时相悖、与民相悖的做法并未能有效遏制漳泉人出海通商的热情。相反，漳泉人继续“络绎通倭”，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日益繁荣。特别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数千艘日本商船突然出现在晋江南部东石古镇的白沙头，停泊在那里，目的便是与漳泉人进行贸易互市。在这一贸易活动中，白沙头显然有人在进行配合与协调。其中，“澳主”与“通事”扮演了关键角色。澳主指在当地的互市负责人，如李华山与吴子福等人，他们负责引导本地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易。而“通事”则指翻译人员，如柯老金与山老等人，他们负责沟通双方语言，促进贸易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商人之间逐渐出现了嫌隙与矛盾。从同安地方志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倭患确实是在1552年之后才逐渐凸显出来的，而在此之前，只有关于“海贼”的记录。这些海贼或许正是那些为了寻求生计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沿海居民。
三、金门官澳倭难记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同志》记载为嘉靖二十七年，似有误）初春，一伙倭寇从海上袭来，驻泊在浯屿，并纵火烧毁了明军的水寨。同年五月，这股倭寇又从安平（即晋江安海）出发，企图攻打同安县城。幸运的是，守城的官兵凭借铳器击中了倭寇的头领，迫使倭寇不得不撤退。面对这一危机，同安知县徐宗奭深感忧虑，他立即着手对同安邑城进行加高加固，城墙足足增高了三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公元1559年）夏天，一场连绵不绝的大雨导致同安城的部分城墙出现了坍塌。倭寇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集结兵力，大举攻城。官府紧急动员，用木栅作为临时防御措施，并号召生员与乡绅参与守城，最终勉强抵挡住了倭寇的进攻。尽管倭寇未能攻破县城，但他们并未善罢甘休。不久之后，这股倭寇重新出现在同安海面，并攻陷了大嶝虎头寨。在攻陷过程中，出于泄愤的原因，倭寇对当地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与掠夺，其行径被称为“备极荼毒”。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金门料罗的“指挥官”王鳌，被时人称为“鄙懦人”，他贪生怕死，未经上级批准便擅自将战船撤至厦门，导致金门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倭寇趁机从弃守的料罗上岸，在金门四处劫掠、破坏，导致数百名百姓丧生，所到之处“民人庐舍所存无几”。在此期间，阳翟人为了保卫家园，纷纷组织起来与倭寇进行战斗。然而，由于力量悬殊，他们最终未能抵挡住倭寇的进攻，一百多名勇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场面极为悲壮。
在那段黑暗的历史时期，金门难民面临着绝境，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纷纷涌入官澳的巡司城寻求庇护。巡司城内，男女老少难民的数量迅速攀升至一万多人，使得这座城池瞬间变得拥挤不堪。然而，倭寇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们从月港调集了十多艘倭船，将官澳巡司城团团包围，日夜严密把守，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巡司城地势虽高，但水资源却极度匮乏。难民们在长时间的围困中饱受口渴的煎熬，有些人甚至到了极致，只能将湿土放在嘴里咀嚼以缓解干渴。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难民的后援迟迟未到，他们深知继续困守下去也不过是苟延残喘。于是，难民们推举杨克绍为首领，带领四千名壮丁主动出击，试图打破倭寇的包围。虽然他们在气势上一度压过了倭寇，但终究还是无法改变战局。最终，官澳巡司城被倭寇攻破，城内陷入了一片火海。《盗贼志》中记载了当时的惨状：“火光烛天，自夜达旦，惟闻刀斧击撞之声。”倭寇对待童稚更是残忍无情，他们不屑于亲手杀戮，而是直接将孩子们投入烈火之中。难民们的尸体堆积如山，几乎与城墙一般高，巡司城外一两里的范围内遍地都是横陈的尸体，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妇女们为了保全名节，不愿落入倭寇之手，纷纷选择跳海自杀。有的妇女甚至三四人一组，用脚带捆绑在一起，以此表明她们宁死不受辱的坚定心志。官澳城的失守使得金门西北部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倭寇在沦陷区内为所欲为，大肆掠夺。他们的“父子兄弟”纷纷从漳州驾船而来，满载而归，战利品包括金银财宝、粮食器械、门窗家具等各类物品。
此次官澳倭祸，前后持续了五十天，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伤亡与破坏之巨，实属罕见。金门地区被害难民多达一万多人，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房舍被烧毁的不少于千户，整个地区笼罩在一片哀鸿遍野之中。然而，面对如此人间惨剧，当时的官兵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装聋作哑，没有进行及时的支援。据史料记载，官澳倭祸期间，尽管难民们身处绝境，多次向外界求援，但领兵之官却“绝无一兵窥其动息”，更未曾主动过问或采取任何救援行动。这种冷漠与不作为，无疑加剧了难民的苦难。同年十月，倭寇乘胜追击，继续抢掠同安县东部地区。在这场浩劫中，一些地区因为提前修筑了坚固的楼堡而得以自卫成功，如东园与墓林头（应是现在的茂林）。然而，对于那些逃至香山、雀髻等山头的难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则显得尤为悲惨。雀髻山虽然依山筑有一寨，看似易守难攻，但由于冬日水源不足，难以长期坚守。最终，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还是被倭寇攻破，陷于惨遭“恣所杀戮”的绝境。
四、乱世英雄谭维鼎
可惜，今天的厦门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谭维鼎的英雄传奇！
五、后记
《盗贼志》篇末引用了万历县志中的记载，指出倭寇的到来往往是由漳泉两地的人民引导的。这些人在初期依附于倭寇，但随后有不少漳泉之人选择脱离倭寇，自立门户成为盗贼。这一说法实际上揭示了倭寇群体中真倭与假倭的并存现象，其中一部分所谓的“倭寇”实际上是由漳泉沿海地区的民众构成的。志书中对于官澳倭难的描述颇为详细，这得益于参阅了洪受的《沧海纪遗》。同样，同安境内的沈井、后陈、大嶝、雀髻等地，也与官澳一样，遭受过倭寇的严重摧残，其惨烈程度并不亚于官澳。《盗贼志》提到了与日本进行贸易的两处互市，其一为月港，其二为安平（包括东石，即今天的晋江安海）。正如前述，当时有大量倭船停泊在晋江东石海边的白沙头进行贸易活动。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理解月港时期泉州的海丝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迹象表明，安海港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历史同样悠久，并不逊色于月港。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泉州海丝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探讨月港时期泉州的海丝文化时，我们不能忽视安海港在日本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初稿写于2024年01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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