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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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到洪前探访刚装修好的康商脱宅。
《翔安文物》一书称康商脱宅，始建于清末民初，显然，建厝主康商脱，大致就是清末民初的人。帮我开门的是其后裔康安。看完古厝后，我到其哥哥康春成家泡了一会茶。
康春成告诉我，其祖康商脱是清末刘五店到天津走北船的船东，自家也有做生意，主要是经营白糖。民国时期，康家慢慢衰落，家中收藏的玉碗玉筷因之被拿去浦园当掉。这是我在翔安听到的众多“南北船”故事中的一个。无论是刘五店、澳头，还是大小嶝，不少本地村民口口相传清代时期其先祖用大船走南北航线进行海上运输与贸易的故事。
正如新加坡吴振强教授在《厦门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续月港之后，“17世纪中期以后，厦门作为海上新中心的兴起，开启了闽南海上贸易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意思是，厦门的兴起，并非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时才兴起，而是早在康乾时期，就已经兴起。正如《马巷厅志》的船政篇所言，“乾隆四十一年奉文，据陈坑（在金门）、刘五店、澳头、大小嶝四澳，归厅管理稽查，各设澳甲一名。其大商船梁头一丈以上者，领给关牌厅照，前往奉天、天津、浙江、广东、台湾等处贸易，各赴关征税，编马巷厅新字号”。大家知道，马巷厅成立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第二年开始，马巷厅就开始对境内的四大澳进行管理稽查，发放授权前往奉天、天津、浙江、广东、台湾进行海上贸易的关牌厅照，可见，早在马巷厅成立之前，同安东部地区的海上贸易已经是如何的昌盛。吴教授还告诉我，“乾隆年间（1757年）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停泊广州。厦门继续是唯一官定的帆船贸易母港。樟林则为新崛起的非官方帆船贸易中心。西方学者称18至19世纪初中国为南洋航海事业的霸主，此乃厦门、樟林两港的贡献。广州的海商不是广州人，而是闽潮人。广州被排在前面是因为它是欧洲船只能停靠的中国港口。”
从康商脱清末依然还在从事“走北船”的康家记忆来看，翔安地区除了清初一度迁界造成经济民生重创，从康乾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末民初，很可能都没有中断过大规模的南北船海上贸易活动，这可能是“厦门兴起”与包括南洋华侨在内的移民人口井喷的清代经济社会背景，这也正是马巷厅成立的一大原因。
临走之前，康春成拿出一张旧纸，旧纸上有印文。他告诉我，这是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印章痕迹，至于印文具体文字是什么，他也不清楚。我看了下，印文比较模糊，可能要辨识出来，要有点时间。如读者有人可以辨识出来，不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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