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司令因为“个人主义”问题遭到了错误批判，虽然在三十多年后被组织正式平反，但是他在50年代末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次批判会上，粟司令前后做了八次检讨才勉强通过，期间数次落泪，一代“战神”受到的委屈可想而知。
在批判会上，主流的声音自然是揭批粟司令的个人主义问题，比如向国防部要权、培植嫡系军队、向苏联告洋状等等。批判的主力是彭总、聂帅及几位开国大将。由于批判者的职务和地位甚高，所以在场的将领即便同情粟司令，也很少有敢不附和主流声音，对首长进行批判的。
但在1958年时，对于批判会的主题有不同的意见，一些关联不大的将领可以选择缄口不言，不一定要摆明立场。像林帅、贺老总等人，当时他们的军内地位都很高，而且不赞同批判粟司令。尤其林总，他认为解放前有大量战功的人，不该受到批判。所以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始终没有讲话，一些在场的将官也保持了这样的态度。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们被领导点名发言批判粟司令，其中就有原三野的高级将领叶飞。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叶飞上将虽然受到组织者的巨大压力，甚至被单独谈话，却在会上坚持一个字都不肯说，全程保持了缄默。他的表现也得到了不少将帅私底下的认可，间接地支持了孤立无援的粟司令。
为什么这场批判会上一定要叶飞上将讲话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粟司令和叶飞两人的工作关系。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粟司令战功最高的年代，叶飞是粟司令的直属部下。他曾经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粟司令的一众爱将里面歼敌战绩最多，后来更是因为战功赫赫而晋升为三野的兵团司令，建国后也得到中央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要批判一名高级将领，让谁来讲话最有公信力呢？当然是和他关系最好的同事。所以原第三野战军体系的几位主要将领都被点名要求讲话，包括叶飞、王必成、陶勇等人。叶飞如果坚持不“批粟”，那么就洗脱不了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干系、这种状况下，不是他想沉默就能保持沉默的。叶飞敢于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采取对抗态度，可见这个人多么讲义气，对老上司肝胆相照。
叶飞不肯讲粟司令的坏话，还有一个深层背景，就是1949年的金门战役。金门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当中损失最重的一场恶战，并非损失九千多人创造了纪录，而是因为这一战发生在解放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是三野意外输掉的一场战役。而且是成建制损失掉了三个团的兵力，这在之前的战争进程中是十分罕见的。叶飞虽然不是直接指挥官，但28军和29军都隶属于叶飞兵团建制之下，叶飞没有在整体上做好战前的布置和把控，情敌冒进，责任是非常大的。按说因此降职甚至低授军衔，都将是正常的处理。
1949年10月，陈老总专心于上海的政务梳理，三野在军事上已经完全由粟司令来把控。面对作战失利的巨大压力，粟司令没有真正处置叶飞、萧锋等犯错将领，而是更多地把金门战役当做一种夺岛战役的教训，在此后多多总结，用来准备更艰难的攻台战役。金门之战给第四野战军夺取海南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粟司令的保护下，叶飞没有被降职，为此他非常感激首长。1955年评衔时，叶飞也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仍然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话虽如此，但1958年距离1949年仅仅过了九年，如果说粟司令犯了“个人主义错误”，而叶飞不肯揭批的话，那么他本人在金门战役指挥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也完全有可能在会上被翻出来，用以打压。这种情况下，叶飞感激粟司令的栽培之情，顶住了个人问题的巨大压力，硬是不开口，在老首长处于困境时伸出了援手。而叶飞清者自清，会后他也没有被人追究打压。
叶飞上将是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唯一一个被点名要求发言，却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肯说的高级将领，其品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叶飞之外，王必成、陶勇两人更是起身发言，对粟司令进行了积极的维护。最后在叶帅、总理、萧劲光大将等人的积极活动下，粟司令虽被降职，但此后仍然在军事科学院发挥余热，七十年代对越作战时还起到了重要参谋作用。上世纪90年代，老将军终于被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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