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庆：移花接木的历史误会——《海上见闻录》所记“隐元东渡”文本溯源

文化 2024-11-29 00:01 广东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鼓浪屿日光岩北麓，这里曾经是郑成功操演水师的地方。纪念馆收藏有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两册，这是1960年在同安发现的新抄本，可以订补其他史书之错漏，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隐晦地记载晚明高僧隐元搭乘郑成功海船向日本借兵，这一说法后来被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采纳，在日本平成四年（1992），被拍成纪录片《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1]。《海上见闻录定本》的记载被演义成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作为郑成功使者向日本借兵。

《海上见闻录定本》封面

《海上见闻录》是隐元禅师“向日本借兵”说的唯一史源。本书作者阮旻锡系福建同安人，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曾在永历九年（1655）充任郑成功所设储贤馆。约在康熙二年（1663）因清军攻占厦门而脱离明郑集团，之后浪迹海天，滞留京华二十多年[2]。晚年祝发染衣为释子，按其《定本》署名“鹭岛遗衲梦庵”，“遗衲”似有遗民逃禅之意。乾隆《同安县志》卷二十三载录其一生行实。据其自序说，《海上见闻录》即其留滞京华时根据记忆草就，晚年回到故里，又根据杨英《海上实录》及佚名《海记》订补旧本，而成《海上见闻录定本》。关于书名，阮旻锡作如下解题：

曰见，则目所亲睹，曰闻，则就其人目所亲睹者而闻之。或得诸退将宿卒，或得诸故老遗民，俱确然有据，但其间事有缺漏，而岁月或失于先后，尚当补订，是以藏之箧笥，未敢示人。[3]

隐元禅师

福建图书馆藏《海上见闻录定本》卷首

该书资料主要来自阮旻锡亲眼所见和采访当事人而得，但作者自己也说存在“事有缺漏，年月失序”的情况。总体而言，该书于明郑集团有实录价值，问世后即被时人多方采摭，如江日升《台湾外记》[4]、彭孙贻《靖海志》等[5]。其史料价值在近代亦为学界重视，朱希祖先生指出该书“为台湾郑氏史之最简要而明确者”，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也多次引用[6]。《海上见闻录》两卷在清代属于禁毁书籍，历史上皆以手抄本行世，并未付梓刊印，目前已知版本有1.金山钱熙泰藏抄本，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据此印刷，列为《痛史》丛书第14种，《台湾文献丛刊》第23种在《痛史》本基础上又作标点；2.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所藏民间抄本，题名《海上见闻录定本》，书前附有作者序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点校出版[7]；3.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题名亦有“定本”二字，不过书前无序言，《台湾文献汇刊》第1辑第4册据此影印[8]；4.国家图书馆藏嘉业堂所藏抄本，题名亦有“定本”二字，书前亦无序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收录[9]。以上诸种版本有关隐元禅师的条目大同小异，兹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海上见闻录定本》“顺治十七年（1660）”条记载：

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按，闽图本无此字）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双行夹注：时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与俱往。赐姓书（按，闽图本多“止”字）与倭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倭人兵亦不发。][10]

台湾外记（南天/摄影）

根据诸版本汇校的结果可以作如下观察：第一，其他三种版本“倭人敦请隐元”事皆作正文处理。第二，《痛史》本（序号1）、国图本（序号4）与定本点校本（序号2）版本最为接近，应该属于同一版本系统。闽图本（序号3）与其他三种差异最大，应属于另一种版本系统。这些只是文本的些微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内容的理解。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彭孙贻《靖海志》卷三所记时间和人物相同，但皆无隐元故事。将张光启借兵与隐元东渡联系起来，只此《海上见闻录》一例。

张光启，生平行实不详。杨英《从征实录》、江日升《台湾外记》及《海上见闻录》等明郑史料中留下些蛛丝马迹。林观潮老师根据《隐元全集》所收《答贲园张居士来韵》诗一首，并结合京都黄檗山所藏张光启赠隐元团扇实物，推断其字为“贲园”[11]。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就在阮旻锡充任储贤馆的当年，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并仿照六部设置六官，兵官一职即由张光启担任[12]。张氏后来在康熙二年（1663）投靠清军，相关文书记载说“原系伪兵官挂印，往日本失事，革职。”[13]大概正是此次出使日本任务未能完成而被革职，隔年其兵官职务转由洪旭担任[14]。日本方面如何答复，《海上见闻录》没有其他记载，《台湾外记》透露了更多细节，张光启一直逗留到该年十一月才得到江户幕府答复，“上将军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仅助铜熕、鹿铳、盔甲、倭刀而已。”[15]

厦门郑成功雕像（洪旭/摄影）

附带澄清一事，林观潮老师将《华夷变态》所收《大明朱成功书信》径直列为张光启所携带，并依书信标注的日本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而认为《海上见闻录》记载时间有误[16]。郑成功书信自身并未明示送达者，学界对此亦无定论[17]。该书信抬头系日本国上将军，而《海上见闻录》记载却说只有日本国王而没有上将军，显然并不是同一次。有关该年郑成功遣使日本之详情，木宫泰彦先生曾做过详细梳理[18]。在新的证据发现之前，应该本着疑案从无的态度相信现有资料，《海上见闻录》的记载不可遽然推翻。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据《隐元年谱》记载是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海上见闻录》的记载显然有误。历史上这条材料的引用就被慎重对待，比《海上见闻录》稍晚成书的江日升《台湾外记》和彭孙贻《靖海志》相关记载皆无隐元故事，近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在梳理相关资料时亦略去隐元部分，而径直说“兵官张光启”[19]。致伪原因比真伪研判更重要，我们要处理的更重要问题是阮旻锡为何会移花接木，将两件事情杂糅在一起。先从文本自身找证据，《海上见闻录》的《痛史》本、闽图本、国图本三种版本在顺治十年（1653）的八月至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前皆缺漏，这从与点校本的对勘中可以发现。缺漏的年份恰好是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海上见闻录》旧本存在大量缺漏甚至错讹，如作者自序说“但其间事有缺漏，而岁月或失于先后”，在后来的定稿中尽管阮旻锡根据新资料作了增补和考订，一些史实仍无法还原。《海上见闻录》的“隐元故事”很可能是明郑集团内部中的一种传说，阮旻锡将其作为口述资料而引用到书中。

其实阮旻锡并非捕风捉影，张光启与隐元禅师本来就有交游，前揭京都黄檗山所藏团扇就是明证。20世纪90年代经陈智超先生发现并整理了一批隐元往复信札，其中就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书信内容说：

恭惟老和尚宗门柱础，人世津航。锡卓檗山，法雨久施赡部；杯渡东海，慈云远布扶桑。稽首知皈，披心未遂。忆曩岁法驾莅鹭，值兵枢烦剧，羽书旁午，咫尺毫光，徒劳梦寐。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拟进京图会，快叙积悰。不意事机中阻，鼓枻南归。天缘非偶，望寿安而永叹耳。乃辱瑶函，遥颁珍贶，兼惠佳章，美溢南金。自顾尘冗劳人,何缘而蒙注念若斯。远情不敢有方，拜手登嘉，谢谢。至于致意藩主，广作佛事，护法祐民，此弟子秉彝夙心，敢不服膺。惟祈老和尚为法自珍，重还合浦，毋使香风松花空老檗岩。此犹大众之厚望，匪特弟子之私衷也。南薰便棹，薄附菲芹，聊将报李，伏祈筦存，曷任荣荷。名具正肃。左玉。[20]

书信正帖署名“佛弟子张光启”，张氏虽为武将，但心系佛门，皈依隐元禅师。根据行文判断，该书信是对隐元来函的复信。隐元的来函已经不可得见，不过从复信可略知其中一二。隐元禅师在得知张光启出使日本逗留长崎，专门致信问候，附上礼品，并赋诗寄赠。此事《隐元年谱》中并未记载。《隐元全集》所收《寄赠总戎张居士出使长崎》很可能就是此次题赠，诗中说“昔曾骠一骑，立解檗山纷”[21]。明郑军队屯驻福清黄檗山筹饷期间，张光启曾经出面调解纠纷，维护佛门清净。隐元去信的用意，一在表达谢意，二在希望张光启能奉劝郑成功护法利民，更深一层的则是维护福清黄檗山教团的利益。礼尚往来，张光启回函除了书信一封外，还应该包括现在京都黄檗山收藏的张光启赠隐元团扇及上面的题诗。首联说“征急曾假檗山云，棹入扶桑不晤君。”[22]这是对隐元“昔曾骠一骑，立解檗山纷”的回应，张光启可能是当时黄檗山驻军的主要将领之一。

可以想象，正是因为张光启与隐元禅师的这份特殊因缘，两人的事迹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自然糅合在一起，并在明郑集团中广泛流传开来，最终演变成现在的版本，阮旻锡又将其作为口述资料而记录下来。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原文刊载于《闽南》2023年4期

注释：

[1]该解说词在1993年由角川书店出版发行。

[2]张宗洽：《一部新发现的郑成功史料——<海上见闻录定本>介绍》，《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0、271页。

[3]（明）阮旻锡著：《海上见闻录定本》，张宗洽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4]（清）江日升撰：《台湾外记》卷五，陈碧笙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5]（清）彭孙贻：《靖海志》卷三，《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第55页。

[6]（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7]（明）阮旻锡著：《海上见闻录定本》，张宗洽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8]闽图藏《海上见闻录定本》二卷，《台湾文献汇刊》第1辑第4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

[9]《续修四库全书》第4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10]（明）阮旻锡著：《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3页。

[11]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7页。

[12]（明）阮旻锡著：《海上见闻录定本》，第23页。

[13]《郑氏关系文书•钦命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等题本》，《台湾文献丛刊》第69种，第15页。

[14]（明）阮旻锡著：《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4页。

[15]（清）江日升撰：《台湾外记》卷五，第155页。

[16]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3页。

[17]相关研究可以参看南炳文《“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38-40页。

[18]（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746-747页。

[19]（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747页。

[20]陈智超等编：《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433页。

[21]《隐元和尚云涛二集》卷一，《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6卷，开明书店，1979年，第2636页。

[22]转引自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9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c0Njk1MA==&mid=2651385528&idx=3&sn=dca764c073bc88ad8e5881842305a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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