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昌磨勘转官制》浅释
该敕书为手写纸本，纸质厚实，纸色呈褐黄。文字共计十四行。四周配褐墨青花纹并边框，上钤“御书之宝 ”九叠篆朱文玺印；为宋孝宗帝御赐程大昌俸禄敕。整体尺寸：78×35cm；内框尺寸：72×32cm；御玺尺寸：10.5×10.5cm。
1.纸张检测报告说明
《程大昌磨勘转官制》（以下简称程敇）是淳熙三年以南宋孝宗赵昚的名义颁发给理学大师程大昌做为官职凭证的官方文书。该敕书为手写纸本，纸色呈褐黄，纸质厚实。经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检测分析，此《程大昌磨勘转官制》的纸张成分为100%纯构皮，纸面有涂布加工特征。根据其制作制作材质、加工工艺、纤维老化痕迹等条件分析，程敕的纸张符合宋元时期精制皮纸的微观形态。除此以外，通过制片过程中的气泡反应情况来看，纸张中碳酸钙含量较高，证明其保存状况较好。对于上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检测提到的专业术语及具体情况，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的讲解。
前文所述的纸张成分“构皮”为构树的树皮，在古代主要用于造纸。构皮纸为皮纸的一种，其制造工艺的出现可追溯至东汉。因构树与楮树的树木形态相似，且制造而成的纸张一致，所以古代普遍将这两种树木的树皮制造而成的纸张通称为“楮纸”或者“绵纸”。《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为研究古代造纸工艺发展的重要著作，书中写道：“构皮与楮皮严格讲是两种植物，但形貌、性质相似，造纸常视为相同。”甚至在微观层面看，二者造纸纤维的特性和微观形态也非常相似，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种纸张。
楮纸自东汉发明后，渐渐渐受到了士人、学者的重视，故有“蚕茧纸”的美誉。在潘吉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甚至称该纸为“国纸”。宋代时楮纸选为唯一的公文用纸。元时四川广都(今双流) 人费著撰《笺纸谱》说：“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用楮纸书写。此记载在与程敕的纸张材质相吻合。
除了纸张材质以外，《程大昌磨勘转官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公文纸纸张的特点。宋代不仅继承了隋唐以来纸张的加工工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对于染色纸的运用，宋代仍重视使用以黄檗染成的黄纸。这种黄纸不仅美观，还具有较强防虫蛀的作用。当时内府各管阁的官方文书、写本，均规定使用黄纸。南宋人李涛《续资质通鉴长编》189卷称：“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订书籍官，别以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因此，程敕历经近千年未遭虫蛀，与当时的公文纸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纸张的衰老与酸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纸张变色、脆化的直接凶手便是酸化。因此纸质文物的修复过程中脱酸是重要的步骤。脱酸即为纸张添加碱性物质，促进纸张的酸碱中和。中国古代的造纸技艺会使用草木灰进行纸张漂白。草木灰为碱性物质，其中富含丰富的碳酸钙，可以有效抵抗纸张的酸化过程。这即是“纸寿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化验和制片过程中发生的气泡反应，表明程敕仍含有丰富的碳酸钙等碱性物质。这可以证明程敕受到的酸化伤害较少，也侧面展示了它的保存状况。
综上所述，《程大昌磨勘转官制》不仅内容和体例与史实吻合，纸张的材质、制作工艺、纤维老化痕迹等客观因素也都与现实情况相互印证，并且保存情况良好，其价值与真实性自然不言而喻。
2.程大昌简介
宋代是中华民族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南宋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程大昌正是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传薪者之一。
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本籍徽州休宁（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后迁至浙江湖州。其生于书香门第，幼年聪慧过人，10岁时便可以提笔作文。绍兴二十一年（1151），程大昌高中进士第，以此授官。从官三十余年间，历任太平州教授、秘书省正字、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等职。淳熙三年（1176），程大昌任权刑部侍郎，升任侍讲兼国子祭酒。绍熙五年（1194）以龙图阁学士致士。于庆元元年逝世，葬安吉县（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东北之梅溪乡。在任期间，他勤于政事，惩奸除恶，立主统一故土，在遴选人才、整治吏治、天文地理等方面对朝政多有建策。
程大昌不仅政绩出色，还深究于学问。南宋时期，理学大兴，名家有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而在新安理学派形成时期，程大昌是与朱熹齐名的重要学者，为理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研讨理学，著书立说，为理学理论的丰富性添砖加瓦，还积极修建书院，讲学授图，为理学培养人才。其经学著作有《易老通言》《易原》《诗论》等。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徽州学者程瞳编写的《新安学系录》中将程大昌与朱熹齐名并列。清代赵吉士在其所著的《寄园寄所寄》中更是将程大昌称为“新安理学的先哲”名次仅在新安学派一代宗师朱熹之后，可见程大昌理学影响之深刻。
除了经学以外，程大昌还在在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史学研究著作有《考古编》《演繁露》《续演繁露》《雍录》；地理学研究著作有《禹贡论》及《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北边备对》《函潼关要志》；语言学研究著作有《文简公文辞》《尚书谱》《程氏则古》及诗词等。综其一生的学术成就，在南宋学术文化史和中华学术文化史上均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3.《程大昌磨勘转官敕》解读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发展到宋朝，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完备、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了宋代政治的基本政策。其中官阶转迁制度是宋代政治体系的重要部分。升迁官阶时需要经历一套复杂的考核手续，称为磨勘。凡是州县官员升阶为京朝官，须要经历改官磨勘，京朝官序列内升阶，须经转官磨勘。《程大昌磨勘转官敕》即为程大昌转官磨勘所颁布的敕文。解读如下：
敕:朝奉大夫、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兼国子祭酒、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程大昌，磨勘转官。
制:官分法从，固多折狱之言；叙在铨曹，敢废陟明之典。班联乃定，流品以清。尔程大昌学诣而识明，器成而用博。动合周书之噩噩，远寻禹迹之茫茫。出入成均， 翱翔秘府。惟是可行之志，在夫有用之文。畴尔积劳，从而集课。盖得诸朝野之论，岂专以日月为功。可授朝散大夫。奉敕如右，符到奉行。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御书之宝玺)
1.权尚书刑部侍郎。在宋代，职务的高低次序称为资序，任职满一定年限即可“成资”，有资格升任高一资序的职务。同一职务，又可以“副”“权”“权发遣”等名目分为不同的资序。南宋时置刑部尚书、侍郎各一人。刑部侍郎也即刑部的副长官。权尚书刑部侍郎为暂时代理的刑部侍郎，尚未转正，官品为从四品。
2.官分法从。颜师古注“法从”为：“法从者，以言法当从耳，非失礼也。一曰法驾”，也就是明习律令、晓喻律文的扈从。因此官分法从即为其职位为职掌律令、通悉法律。折狱。折狱即断狱、审判案件。《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该句论述了程大昌在刑法律例上的能力，这也与其职位“权尚书刑部侍郎”相合。
3.叙在曹权，敢废陟明之典。叙，秩次与才能，即资历与劳绩。铨曹，主管官吏选拔的部门。陟名，“黜陟幽明”的简称，谓其能罢免愚昧昏庸之官。此句讲程大昌选官用能的功绩。
4.班联乃定，流品以清。此两句谓互文，班联、流品均指官员的朝班序列和品类等次。文意为其职位已经选定。
5.器成而用博。该句与“学诣而识明”相对照，盖指程大昌器识有成而足堪大用。
6.动合周书之噩噩，远寻禹迹之茫茫。周书为《尚书》中的《周书》篇，与“禹迹”相对应。噩噩，庄严切直之貌。《法言·问神》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李轨注：“噩噩，不阿借也”。可知此句谓程大昌上接三代之高风。
7.出入成均，翱翔秘府。成均，古之大学，后泛指官设最高学府。《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秘府，本指宫禁中宝藏图书秘籍之所。“出入成均”与程氏的“国子祭酒”职位相对应，“翱翔秘府”与“崇文殿侍讲”一职对应。
8.惟是可行之志，在夫有用之文。可行之志，即儒家所推崇的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该句表述了程大昌的理学研究的功绩。
9.畴尔积劳，从而集课。畴，昔也。尔，今也。畴尔积劳指出仕以来勤勉公事。集课，集中考试，或按期考核。苏洵《上皇帝书》：“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该句是指其磨勘转官的依据。
10.盖得诸朝野之论，岂专以日月为功。日月为功典出于《汉书·董仲舒传》：“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主要是指选授官员不能依据为官的时间长短，要选贤用能。此句为总结，重申授予程大昌朝散大夫职位的原因。
本敕中“制”字以下到“可授朝散大夫”部分为敕文的主要内容。文中以南宋孝宗赵昚的视角属辞命事，既有授官的根据，又有对程大昌为官行状的总体评价，实乃气魄高绝。通过对上述《程大昌磨勘转官敕》中文字解读，可以感受到此敕文虽是例行公文，并非著述文章，但仍然展现出了帝王诏令应有的威严、典重和简净。张存良老师在《程大昌磨勘转官敕》一文中评价道：“这段制文从国家治理和朝廷选贤的高度立论，格局廓大，气魄壮伟，当是中书省吏（如中书舍人、翰林知制诰等）中老于文笔者所为，非一般器识者所能及此”。
详悉此敕文，不仅可以探究宋代磨勘转官之典章制度，还能对程大昌的为官之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现存宋代公文已是吉光片羽，而像这样高规格的敕书更是世所罕见，望有识者珍之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