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我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一个系列的文章，题为《我看新清史的热闹与门道》，这可能是我迄今发表的阅读量最大的一篇文章。显然广大读者对新清史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我以前所从事的其他学术领域的关注。
其实，我不是研究清史的专家，起初关注新清史真的就是看看热闹，从2007年至今的15年间，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很多争议，想有意逃避这个争议都很难，在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或者非学术刊物上，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关于新清史的讨论。开始阅读此类文章时，我常常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新清史。再后来新清史变成了一根导火索，大家碰到一起就会吵，不但中外学者互相吵，而且更多的是中国学者自己跟自己吵。前不久我去伯克利参加一个蒙古佛教研究的会议，该校一位美国博士生告诉我，他在青海待了大半年，看到他的美国和中国朋友们天天在一起吵新清史，他觉得烦死了，而他自己就是研究清代历史的。
说实话，我也觉得烦，所以很想搞清楚这个新清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们对新清史要投入那么大的热情和关注。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关于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研讨会。当时欧立德（Mark C.Elliott）、葛兆光、宝力格等人参与了对话，我也参加了后期的讨论。为了这个会议，我又翻了一下西方人写的几本新清史著作。我感觉中国学者对此投入了太多的热情，新清史在他们这里好像变了味。我自己看得越多，就发现它跟我自己的研究关联越大。于是，我慢慢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门道，知道新清史到底是什么了。
我觉得对新清史的讨论并不只是关于清代历史，而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国家、帝国等大问题，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或者说怎么看待中国，怎么来构建中华民族的认同，或者怎么在中西学术之间开展真正有意义的对话等许多重大问题。此外，若用讨论新清史的方式去讨论元代史，很多东西是相似的。再次需要强调的是，我只是参与了对新清史的评论，而自己并不是研究清史的，我只是把我学习新清史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欧立德教授多次说过，新清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充分利用满文文献，要利用非汉文历史文献。对他的这个说法，中国学者的反弹非常强烈。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确实不够自信，研究清史的中国学者大部分不懂满文，所以更强调汉文文献的重要性，认为满文文献里有的我们汉文文献里都有，满文文献里面没有的我们汉文文献里也有很多，特别是到了清后期，汉文文献越多，越重要，而满文文献则相应地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是一种很情绪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研究清史、研究满族的历史，怎么可能不用满文文献呢？多年以前，我刚回国的时候，有人采访我，问我中国的民族研究怎么样？我实话实说，中国的民族研究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藏学家不懂藏文，蒙古学家不懂蒙文，满学家不懂满文，他们几十年来都混得很好。可连最基本的民族文字都不懂，他们怎么能做民族研究呢？这样的大实话，很多人不爱听，对我非常不爽。
清朝于1912年灭亡，至今也就110年，可满族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懂满语的人还有几个呢？大概只有新疆的锡伯族还懂满文。据说现在自称满族的人数量在不断增长，但他们中没有几个真懂满文，很多满族都是山东满族人，不少人是为了少数民族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政策而改称满族人的，真正的满族人已经很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保存的满文档案和满文文献特别多，但是真正能利用它们的人却很少。
当然，新清史家们呼吁得很厉害，说新清史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利用了满文文献，可是你仔细看看新清史学家里面究竟有几个是真懂满文的。你去仔细读一读新清史家们的著作，翻一下他们书后面的参考文献目录，你会发现很少有几个新清史家们真正利用了，或者原创性地利用了满文文献。
很多年以前，不少人连对欧立德先生懂不懂满语都持怀疑态度，我相信他懂满语，他的汉语也说得非常好，显然有很强的语言能力，相信他的满文也不错。较早以前，欧立德曾聘请我的一位朋友在哈佛教满文，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他的专业是藏学，语言能力极其出色，他觉得藏文学一两年就不用再学了，于是开始学满文，学蒙文，学维吾尔文等，都学得很好。毕业以后，欧立德先生就请他教满文，整理哈佛的满文文献，过了两年他就不干了。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与其说欧立德懂满文，不如说他懂日文，因为他用的满文文献很多都是日本人做过的，日本人用过的。我想他当时的意思是说欧立德先生的日文更好，对满文研究领域与日本学术的交流非常多。
但我还是相信欧立德先生是懂满文的，学习满文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研究所的学生都学习了很多种语言，不少同学觉得学藏文挺难的，但学满文就容易得多。欧立德教授在哈佛有一个博士生，原来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学生，学了多年藏文，后来到了哈佛，她对我说现在她的满文超级好，远比她的藏文要好，或许学满文真的并没有那么难，研究清史的年轻学者们都应该花点时间去学习满文。
但是，让人十分惊讶的是，大部分的新清史学家们并不懂满文，那些大名鼎鼎的清史学家，翻翻他们的著作，发现没有几个人真正利用了原始满文档案文献，没有做过精细的满文文本研究。可是，新清史家们为什么如此高调地提倡要利用本地语言呢？
我猜想这里有一个学术的原因。美国历史学界从1990年代开始有一个学派叫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主要是一批研究南美历史和一些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他们提出来研究南美历史，特别是殖民时期的南美史，不能只利用英文材料，而必须要利用当地人记载的文本资料，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当地南美人自己的语言文本的收集、编辑和翻译工作，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语文学”的学术流派。新清史研究或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只是这样的语文学的学术工作和这种类型的满文文本研究，新清史家没有一个人做过。唯一做过这类工作的是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蒙古族学者达力扎布教授合作，出过一本有关清朝理藩院满文文献的书。
其实，懂不懂满文，利用不利用满文文献，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观念和姿态，并不是区分是不是新清史研究的一个标准。并不是说你懂满文，所以你就是新清史家；你不懂满文，你就不是新清史家。恰恰相反，真正利用非汉文文献研究新清史的人，很多都不是新清史家，比如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狄宇宙教授，他对新清史很不以为然。再例如艾尔菲斯寇克教授，他懂蒙古文、维吾尔文，也懂汉文，他利用蒙文、维吾尔文和汉文文献研究清代的蒙古族、藏族佛教，他也对新清史不以为然，不认同清的内亚性，与此相对，他提出了“清世界主义”（Qing Cosmopolitanism）的说法。而那些利用藏文文献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大部分也不赞同新清史的看法。几年前他们开过一个专门讨论五台山的学术会议，通过对五台山这个个案的研究，对艾尔菲斯寇克提出来的“清世界主义”概念做了具体描述。他们说在五台山根本看不到任何大清的内亚特性，藏传佛教也不是主流，蒙古人很多更重视对汉文化的接受，满洲人也是。
因此，用不用满文文献，用不用非汉文文献，并不是区分新清史或旧清史的唯一标志。日本学者楠木贤道先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召开的一个讨论新清史的会上曾经说过，如果新清史就是指使用满文文献的话，那我们日本在江户时代做的清史研究就已经是新清史。日本江户时代研究清史的学者都能够用满文文献，也都研究清代新疆、西藏、蒙古地区的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学科的分野问题。以往不管在中国还是国外，从学科来说，清史研究常常被分成两个不同的系统，分属二个不同的学科。一个就是传统的清史研究，就是费正清先生所做的清史研究，也如我们中国的戴逸先生所主导的清史研究。他们基本只利用汉文文献，重视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清帝国的历史研究。而清史研究的另外一部分，在中国被归入民族史或者满族史的范畴，如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钟翰先生主导下的清史研究。他们重视利用满文文献，利用满文档案来研究清史。而这部分的清史研究，在西方学界更多属于中亚语文学范畴。
哈佛大学对这两个部分的清史研究原来是分开的，前一个以费正清为代表，而后一个则以傅礼初（Joseph Francis Fletcher,1934—1984）先生为代表，后者利用满文、蒙文、伊斯兰文献来研究清代内亚的历史，是一名杰出的中亚语文学家。这两个学科后来被整合在一起了，原来分属于费正清和傅礼初的两个学术职位现在变成欧立德先生一个人的了，欧立德这个位置最初是中亚语文学的位置，后来就叫中亚历史了。在欧立德教授以前，狄宇宙先生曾占位很多年，没拿到永久教职后离开了。后来一直有人代理，欧立德的老师卜松（James Bosson）先生退休后也曾经代理过多年，他是蒙古学家、满学家，或者说是中亚语文学家。再后来欧立德也代理过这个教职，而当他正式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清史和中亚语文学研究教席就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位置了。这样的一种整合，促使了新清史的成长。与此同时，一个原来很有学术影响力的学科——中亚语文学就消失了。尽管在哈佛大学现在还有一个内亚研究委员会，但中亚语文学在哈佛大学已经很衰落了。
新清史家们没有一个是很好的文本语文学家，没有一个人真正做过合格的满文文本语文学研究。今天很多批判新清史的人都去找他们的这个硬伤，那个毛病，其中有一位叫李勤璞的老师说在欧立德的《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里面至少出现了十处对满文文献的错误理解。要在新清史家的书中找出十处语文学式的错误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做的不是语文学的研究，他们的强项不在于此。新清史对利用满文文献之重要性的号召本身就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是一种标榜，它并不表示新清史是一种真正的语文学式的研究。
那么，为何中国学者对他们强调满文文献的价值反应如此过激呢？这里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就是新清史家在强调满文文献和其他非汉文文献重要性的同时，经常有意无意地怀疑，甚至贬低汉文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很早以前，当我还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位教授，著名的蒙古学家和满学家魏弥贤（Michael Weiers）先生，上课时经常和学生们一起阅读满文档案文献，并将它们和《清实录》作对照。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这汉文里面全是错的。”后来我忍不住要说，魏教授，你不懂汉语，你怎么知道汉文一定就是错的呢？拿档案文献和《清实录》直接作比较，这本身就有问题，即使《清实录》是用满文写的，二者也肯定不一样。
魏弥贤曾经提出过“遗留性史料”和“编辑性史料”的概念，档案文献是一种遗留性史料，写这个东西时并没有预想要把它们当作一段历史来书写，而像《清实录》这样的东西，都是编辑性史料，是有意当作历史史料编写给别人看的，编写的过程当然有增有删，它们不是第一手资料。研究历史一定要严格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史料，然后你才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应该在汉文档案和满文档案之间开展，这样才能看清楚到底汉文档案是不是错了，满文档案或者说汉文档案是不是有意地改变了。如果你用满文档案跟一个汉文重新编写过的清代的史书来比较的话，当然不可能是一样的。
于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不太相信在同一个双语的或者多语的文本中，汉语的文本肯定就是那一个被窜改过了的文本。大家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满汉双语的档案，不管是其满文版，还是其汉文版，它们经常都是满洲人自己写的，汉文版并不见得是汉人写的。因为汉人很少会有这个资格，或者有这个能力，可以参与如诏令、文诰等档案文书的起草过程。当时同时懂满汉双语的人，汉人很少，满人却很多。对于一个清代的多语种文本，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这个文本到底最初是用汉文写的，还是用满文写的，是汉文翻译成了满文，还是满文翻译成了汉文，更不知道蒙古文和西藏文版本的翻译次序是如何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主持这类译事的多半是满族大臣，而不管谁来翻译这些文本，没有人敢如此大胆地在翻译过程中擅动手脚，随便窜改。譬如说，乾隆皇帝的《喇嘛说》，到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喇嘛说》这个文本乾隆最早是用汉文写的还是用满文写的，再后来是先有藏文本，还是先有蒙文本的，但是不管它最先是用哪种文字写成的，也不管它是由谁来翻译的，没有人胆子大到竟敢擅自去篡改乾隆皇帝亲自写下的东西。事实上，根据我们对这四种文字的文本所做的初步比较来看，它们之间的差距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然，这不同的版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这些细微的差别则正是我们今天语文学家要用力去研究的东西。我刚才说了，如果在这个蒙文、藏文、满文里边都出现了与“法政”这两个字相应的词汇，但到了汉文文献却变成了“道”或者“致治之道”，那么你首先不应该马上怀疑是不是汉文译错了，是汉人没有理解这个词汇的本来意义，这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当时的那个语境里面，藏文、蒙文和满文中出现的这个所谓的“法政”，在汉文的语境中无非就是“道”或者“致治之道”这个意思。这样的理解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才是你应该要花力气去研究的东西。
或许西方学者现在依然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即与东方主义有关的一种愿望，他们要替弱小民族说话，要代表弱小民族来说话，所以就很想当然地认为汉族一定是惯于篡改历史的，惯于篡改那些历史文本的，可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再说，在清代，满族人是统治者，汉人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汉人才是弱者，他们应该为之代言的不是满人，而是汉人。总之，或许是因为西方学者在强调满文等非汉文文献重要性的同时，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或者怀疑汉文文献的史料价值，这就容易引起很多汉族学者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弹。
西藏从11世纪开始就彻底被佛教化，从此历史上任何世俗的事件都必须以佛教来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史家彻底地篡改了历史，我们很难找到一部客观的、世俗的藏文历史书。蒙古族也是这样，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全盘接受了藏族的佛教历史观，甚至把自己的祖宗都说成是印度释迦家族的后裔。我们确实要怀疑和警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历史都是根据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东西。
最后，我想对这场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简单说来，我认为这是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下的学术和我们中国如今在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学术之间的一场冲突。西方的新清史研究是一门西方中国学的学问，它研究清史的视角，它对清代这些历史问题的关注，完全反映了西方，主要是美国主流学术界和社会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兴趣和关注，它反映的是西方人自己的诉求，所以它总是不相信各个民族之间可以有和谐，可以有交融。它更多考虑的是冲突，是争斗。这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种族和民族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是息息相关的。
新清史家或许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清代的历史的。整个美国学术界的这些关键词，race（种族）、gender（性别）、ethnicity（族裔）、global history（全球史）都反映在新清史家们对清史的关注里面，它完全是一种西方的学术。可是，为什么作为西方学术的新清史会对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跟西方学术对非西方学术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和政治话语霸权有很大的关系。设想如果中国学者说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在历史上不是美国的，美国人可能只会笑笑，不会把这当回事。可我们中国学者对类似这样的说法就会十分敏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仰望着西方，以为人家的学术有多好，达到了多么先进的程度，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他们跟我们说的是那么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还在继续仰望西方，崇拜西方，但毕竟我们已经发展了，慢慢开始要和国际接轨了，或者说到时候该我们秀一秀肌肉了，这样就形成了冲突。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说清楚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不清楚该怎么来说明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中国古代的历史与当下这个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于是我们就把新清史家们当成了假想敌，拿新清史当作说事的由头，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正面临的难题，故其中难免出现了不少不理性的、非学术的争论。
再强调一下，我觉得西方的新清史家们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愿望，觉得他们要为这些内亚的弱小民族说话，他们觉得要为中国的新疆、西藏、蒙古族甚至满族说话，可他们忘记了，在清朝历史上，汉族也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他们和蒙古族、藏族和新疆伊斯兰诸民族的地位一样，西方学者那种急于替他人代言的典型的东方主义情结，应该尽早被摒弃。我相信有朝一日，如果西方学者能够彻底走出这种东方主义的学术传统，而我们不但能够彻底摆脱西方人的学术和政治霸权的压迫，而且也能够走出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史学的影响和束缚，那么，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学术才是真的强大了，发达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和西方学者开展理性的学术对话，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也将不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空话了。
节选自沈卫荣：《“新清史”与中西学术》，《国际汉学》2023年第1期，标题为编者拟定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