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珩: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

文化   2024-12-01 00:01   广东  
书画时代风格的形成,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有密切关联的,就是说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试言写字,自古至今就有过许多变化。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

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划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仕禄范围的现象,但即是在野的文人、方外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若问某时代的书风究竟是怎样,这便须把各代的字迹摆出来观摩比较,才能理会。只凭观摩,不作有意识地比较分析,不会看出差别;而只从理论上讲求差别,不多接触实物,也仍然是空谈而已。
唐·佚名 《灵飞经》局部
再以法书为例,不仅书法本身关系重要,即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情感的表达,也都能看出它的时代风格。例如陆机《平复帖》的句法语气,在明朝人的信中是不会有的。再就书札行款格式来说,自晋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呼都不相同。今天我们用“千古”作为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人书画题款惯用的“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划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古代写本、刻本的书籍可以凭避讳字来断定朝代,这种鉴别方法对书画又何尝不适用?还有作者的生卒年代、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中制度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判断时代、区别真伪。

不同时代的绘画也有不同的风格。古代绘画创作的操作方式也和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的方式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家们是站着画的,就是在绢素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着来画,像今天画油画似的。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桌上的作画方式才渐渐兴起来。框架绷绢的画法后来只在民间画工中还沿用下去。这种立画的用笔角度和手臂的力量与平面不同,它的效果也就自然两样,这与上述的书法效果问题是同一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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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卷》

《汉宫春晓图卷》局部

绘画自古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所以首先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而《女史箴》《列女传》等都是宣扬封建礼教的题材。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继之而起的有轻重提按、近似兰叶的衣纹,标志着用笔的进一步发展。转折快利、顿挫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开始流行。山水画初起时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风格。等到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到画幅之中,所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又不禁对此“奇迹”大为赞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局势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濛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元代文人画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变。

唐宋画家注重创稿,所以说“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表现他们刻意经营。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宋·刘松年《唐五学士图》(之一)

宋·刘松年《唐五学士图》(之一)  局部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而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条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再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绝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书画件幅的形式也有它的时代风格。如北宋人常画高头大卷。团扇宋元都有,明代就少了,一直要到清代道光时才又时兴起来。折扇明初才更多地流行起来,起初用它来写字,后来才作画。对联产生于明代晚期,乾隆以后始流行,如有宋元人款的对联,可以肯定是假的。

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我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只要我们书画看的多了,渐渐熟悉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在心目中就会出现一个轮廓。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得出北宋的画大概是什么样子,南宋的又如何,明代早期的字大概是什么样子,中、晚期的又如何。凡遇一件具体的作品时,首先要看它的风格特点属于哪个时代。它的时代已经摸索判断之后,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考查,便方便多了。不过时代也不是上来即能十分确定的,有时也是从其他条件已知之后才判断出来的,更要充分考虑其他种种的可能性。一则提防有例外,例如某些在野的文人不事科举,所写的字与一般科举出身文人的书法便可能不同。二则前期的风格有时会延续到后代。元朝的某些道释画家,保存了宋人的面貌,一直传到明请,仍然变化不大。不过不见得一个画家继承了前代的画派便具备了前代的一切特点。例如明人学马、夏山水的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触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却有出入。流往国外的一幅马、夏派山水画轴,署名”世昌“,下有”历山“朱文印,外人论著标明为宋人徐世昌作。从画的笔法、笔触来看,当为明人所作。按明代山东有画家名王世昌,号历山,更可知此画的作者是明代的王世昌而非宋代的徐世昌。

即使撇开书画中那些确凿表现时代的形象不谈,它的时代风格也决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明显存在的。同一时代的作品,尽管有个人和地区上的差别,如宋代书家苏、黄、米、蔡异体,山水郭熙、范宽殊观,但其间还是有某些个共同的风格特点,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画。前人鉴定书画,看到同一时代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时代的相异点,往往说什么”朝代气象“,实际上他们所感觉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风格。

南宋·马麟《橘绿图》  团扇   绢本设色
23*23.9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书画家个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习惯不同,使用的工具也往往不同。古人写字,不仅执笔方法有出入,运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也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用力更是人各相殊。摹写古人的书法固然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运用相同的方法和速度,但很难掌握用力的分寸和笔锋转折的节奏。要写某一家的字先要分析研究某家的笔法。宋代苏、黄、米、蔡四家,我认为黄山谷写字最缓慢,从表面上也许看不出来,仔细玩味才能体会到。假使有人用写米字的笔法来写黄或写苏,包管他黄、苏的妙处一辈子也领悟不到,一辈子也学不像。所以鉴定书画不能只着眼于作品的表面形式,而是要不仅知其当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否则便不能深入地抓住它的特点,也就是无法掌握他的个人风格。我幼年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为了要求有切身体会,学看字又从学写字入手。自从对写字的用笔有了门径,感到看字也能比较深入。从这里再引申到看画,举一反三,对绘画用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以及笔锋的正侧等等也较易贯通。一个不受个人爱好所局限的画家,在鉴定绘画时在某些地方要比不会画的人占便宜,就是因为他能掌握作画用笔的原故。

黄庭坚与文徵明所书“水”字比较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金明池争标图》,究竟作者是谁,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张择端的早期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宋人画,但非张择端。我同意后者的意见。因为后者的看法是从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方面来考虑的,而前一种主要以款识为据,不仅从个人风格来讲,不易令人信服《争标图》和故宫所藏的《清明上河图》系出一手,同时也未免忽视了两画的时代风格。《争标图》的画法比《清明上河图》晚,是宋朝南渡以后的风格,不能只看它较为工细,便认为是张择端的早年作品。

(传)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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