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中国封建社会以禁书开始，而又以禁书终结”。是否可以说，民国也是以禁书开始，而以禁书终结。
袁世凯政权于1914年12月颁布了一部《出版法》，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一些著名的书刊，如《湘江评论》、《觉悟》、《浙江新潮》等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1920年2月，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新青年》在北京难以生存，迁到上海，也遭查封，又迁到广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宣传书刊，如《向导》、《工人周刊》、《先驱》、《中国青年》等都在重点查禁之列。
国民党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1927年12月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共党书籍办法》等。1930年12月，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依据这些法规，实行文化专制。在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军人大规模取缔进步及抗日书刊。1938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第五号上，载有一个《北京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计查禁书刊786种。到1939年，日本侵略者编了两部《禁止图书目录》，共查禁图书1841种。侵略者真是疯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全国究竟能出版多少种书，他们难道把中国人出的书统统归于在禁之列？
1984年出版的第3辑《出版史料》用几乎一半的篇幅(65页)刊登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年8月—1937年6月)。按年度先后顺序编成。共收入了这一时期的查禁书目2000余条。大部分是进步书刊，也包括有改组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派别出版的书刊。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这期间文化出版战线上尖锐的斗争。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收藏禁书这一专题，提供了一份书目。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时期禁书近5000种。
鲁迅的书一直是反动当局严禁的对象。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是鲁迅一次性卖版权给这个书店的。该集收入1930年至1931年杂文、论文37篇，译文1篇。出版之后，国民党上海教育局专门下了一道查禁《二心集》的密令。后来又把该书列入149种查禁文艺书目之内。合众书店对此不服，要求重新审查，删去部分内容，重新出版。当局总算同意，删去该书正文22篇和序言。书店将所剩16篇重取书名为《拾零集》，征求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说：“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533页)1934年10月，合众书店出版了这本薄薄的《拾零集》。书店没敢声明这是《二心集》的删存部分，只在封底印了“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后来因《新生》事件，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停止工作，合众书店又重新出版了《二心集》。这本薄薄的《拾零集》不知世存多少，除了几家博物馆，民间还会不会有呢？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谈到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禁书书目，这份书目是根据《大美晚报》登载的一则新闻摘录的。倪墨炎的《现代文坛灾祸录》中详细介绍了这次禁书行动的前前后后。1934年，国民党在加紧对红色根据地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进步文化的“围剿”。这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9种。著名左翼作家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包括在内，涉及书店25家，“商务”、“中华”都列在内。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对，当局把这149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可以发售的不过37种。
这五档分为：
一、“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包括《田汉戏曲集一集》、《光慈遗集》、巴金的《萌芽》、郭沫若的《幼年时代》、潘汉年的《离婚》等；
二、“应禁止发售之书目”，包括丁玲的《夜会》和《一个人的诞生》、鲁迅的《二心集》和《伪自由书》、陈望道译《苏俄文学理论》、冯雪峰的《文学评论》等；
三、“暂缓发售之书目”，包括周起应译《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丁玲的《一个女人》、胡也频的《一幕悲剧的写实》、柔石译《浮士德与城》等；
四、“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包括田汉的《檀泰琪儿之死》、胡也频的《诗稿》、茅盾的《路》和《蚀》、阿英编《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和《青年创作辞典》、陈望道译《社会意识学大纲》等；
五、“应删改之书目”，包括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阿英的《劳动的音乐》，还有茅盾的几部著名小说《子夜》、《春蚕》、《虹》等。
一些禁书的“理由”的说明，这儿也不妨摘录几段：
丁玲《一个人的诞生》被禁止发售的理由是：“内共小说4篇。皆系描写共产党员生活之穷困，环境之恶劣，然犹奋斗不绝。”
鲁迅《伪自由书》被禁的理由是：“内共有杂感文40余篇，多讥评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以《伪自由书》为书名，其意亦在诋毁当局。”
田汉《咖啡店一夜》“内有《午饭之前》一剧，描写工人生活”，“颇含斗争意识，应删去”。
茅盾的《子夜》也被国民党政府以“描写工潮”、“描写工厂”、“讽刺本党”等罪名，归入“应行删改”一类。结果只得把描写农村暴动的第4章和描写工厂罢工的第15章全部删去。删后共缺63页。
这份由潘公展、吴醒亚、童行白签署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批文下令：“单开各种刊物，分别缴毁、停售具报，毋再延误，是为至要。”时间是民国23年3月20日。现在如果有谁能弄齐这149本书，对研究中国文网史一定是有益的。
“皖南事变”后香港局势也紧张起来，进步书籍报刊必须送港英当局审查，经审查后的报刊往往面目全非，几乎每页都被开了“天窗”，有的干脆被删得只剩个标题。茅盾先生主办的散文刊物《笔谈》，以小品文形式，谈古论今冷嘲热讽，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汉奸走狗的屈膝投降和国民党当局搞“磨擦”，进行猛烈地抨击。因此受到港英当局的监视和迫害。全部7期《笔谈》每期都遭到“开天窗”的厄运。茅盾后来回忆说：“这些开了天窗的文章，现在只能永远带着它们的残缺了。”
30年代，文坛曾经发生过一次“新生事件”。《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1935年5月4日出版）刊载了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其中写道：“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周刊出版后，引起日方的强烈抗议，他们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提出封闭《新生》周刊、没收这一期《新生》、惩办《新生》主持人杜重远和易水，并且要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新生》周刊的每期稿件都是向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送审的，每期封底上都印有“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号”字样。国民党政府为了向“友邦”表示诚意，只得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消。这个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4月，在一年多时间里，它为国民党文化“围剿”立下了显赫战功。同年9月25日的《中华日报》上曾有一则消息，说是这个委员会，4个月来，“审查各种杂志书籍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这些审查官老爷们大笔一挥，不知扼杀了多少进步作品。
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纷争不已，反映不同意见的书刊，也被查禁。如改组派的《革命评论》、《陈公博最近言论》；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的《护党周刊》；桂系的《蒋介石窃党祸国》；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革命行动》半月刊。国家主义派的《三民主义批评》、《国家主义概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民铎》、《时代前》等都在禁之列。
目前尚没有一部完整的民国禁书史。鲁迅先生有一次和唐闲聊，谈到了图书检查情况，鲁迅问唐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唐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点头表示同意。但唐先生开始留心禁书的记载，而且把现代禁书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经长夜披读，手自摘抄，分类排比，积久成帙，已成初稿。不幸的是，这部有价值的手稿，却丢失在一次亡命中。唐先生没能做完这件事。只是在他的文章中零星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晦庵书话》中给我们留下了四篇关于禁书的文章。另外，张静庐所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有比较丰富的资料。近期，倪墨炎所著《现代文坛灾祸录》，主要介绍民国时期禁书情况，资料翔实，有兴趣者可以找来读一读。
为了对付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查禁，革命人士采取了种种抗争办法。首先是针锋相对，进行直接的斗争。如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查禁书刊，要求议论自由。邹韬奋等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求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43年11月18日，王亚平、丁玲、老舍、茅盾、夏衍、胡风等53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就反对审查制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14条建议。在抗争中，有时索性“拒检”。1945年，黄炎培、褚辅成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邀请，去延安访问。回来后，黄炎培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以日记体形式记载了作者目睹的延安新气象。按当时形势，如送检，必被扣押，至少被删得体无完肤。黄炎培采纳中共党员黄洛峰的建议，不送检，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结果，印两万册，几天内就销完。当局措手不及。进步文化人士由此得到启发，并开展了一场“拒检”运动。
“开天窗”是一种巧妙的抗争办法。“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8日《新华日报》开了两块天窗，上面刊有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将国民党封锁多日的皖南事变消息揭露出来，引起了民众的震惊和抗议。1920年11月创刊的《共产党》月刊，在印行中，文章被法租界捕房当局没收。任主编的李达将缺页照常印行，在空白处印出大字：“此面被法捕房没收了”。有力地揭露了当局的横行霸道。
最普遍的斗争办法就是采用伪装书的办法。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书的内容毫不相干，有的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有的用谐音制作一个极为普通的书名，有时索性套用国民党军政要员著述的书名，甚至用一个十分庸俗的名称。唐说：“作为反动统治下斗争的一个特色，尖锐的形势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册子蒙上一层足以瞒过敌人的保护色，就像战士在前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来伪装自己一样。”
上海图书馆有一册1929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印的《中国工人》第8期，里面有苏兆征《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等文章，可封面上赫然印着“爱的丛书”。这种丛书是由有“性博士”之称的张竞生编辑出版，霭理斯著《性心理学》的节译本。
《红旗》是我党早期一种重要刊物，当然是国民党重点查禁对象，所以伪装的式样也很多。先后有《时事周刊》、《实业周刊》、《光明之路》、《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快乐之神》、《经济统计》等。《布尔什维克》也有很多伪装的名目，如《中央半月刊》、《中国文化史》、《中国考古史》、《金贵银贱之研究》、《虹》、《平民》、《经济月刊》等等名称。弄得检查老爷接应不暇，手忙脚乱。唐介绍过有一个进步刊物，用了一个《脑膜炎预防法》的书名，暗寓可以医治思想，清醒头脑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上海邮局寄发，恰巧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驻邮局的检查老爷看到了，当事人心里正在发急，不料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看到书名，竟像烫着了火一样，立即缩回去，撅起嘴巴扭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可能已经有脑膜炎症象，容易传染，自己性命要紧，倒不如赶快躲开为是。
1929年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个《查毁共党假名刊物》密令。同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致国民政府的查禁书报刊的文中，有一份《共产党刊物化名表》，列出几十种伪装刊物：
《少年先锋》化名《闺中丽影》、《童话》。
《中国工人》化名《漫画集》、《红佛夜奔》、《南极仙翁》。
《列宁青年》化名《何典》、《列强在华经济的势力及其外交政策》。
在国民党有关查禁书刊的一些公文中，还列举有这样一些伪装书刊：
《共产国际纲领》伪装为《人口粮食问题》，《中国苏维埃》伪装成《民权初步》，《布尔什维克》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共产国际月刊》化名为《少年朋友保罗》，《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化名为《科学原理》，《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化名《指南针》，《武装暴动概要》伪装成《文字学教育概要》，《资本主义的危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化名为《风草》。
真是五花八门，可见革命者为宣传进步思想，也是动足了脑筋。
严宝善编《贩书经眼录》记一种伪装本。毛订一册，油光纸油印本，略大于32开。封面横题：东山周刊，东山中学校学生会编辑部出版，1928年11月10日。打开书，里面却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一本《政治决议案》。
前不久，发现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的宣传材料》小册子，即是一本伪装本。其书的封面署为《群经概论》（经学丛刊第一辑）朱勤蒙编。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关于苏维埃区域的宣传材料，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编，1930年3月25日出版。小32开本，油印。全书共13章，约3万字。这本书后被当局查获，所以书的封面上写有“反动刊物，十九、八、十，在浦东杨家渡查获”字样。
有时为了能更好地躲避检查，甚至用庸俗的名称。国民党宣传部门诬之为“挂羊头卖狗肉”。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名“新出绘画国色天香”，周恩来写《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名“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美人恩”，《布尔什维克》伪装为“少女怀春”，《红旗》伪装为“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列宁青年》伪装为“美满姻缘”。
收藏毛泽东著作颇丰的奚景鹏先生向笔者介绍过几种毛泽东著作伪装本：一种是晋察冀编的《毛泽东选集》卷四，封面托名“红楼梦考证拾遗”，署刘大白著；第二种是《论联合政府》，书名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标为香港时代出版社时论丛刊之一；第三种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元旦社论，伪装书名为《群众》周刊，封面《谈婚姻道德》。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用的书名竟是《婴儿保护法》。
《秉烛后谈》是周作人的一本著作，1944年由日伪统治下的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为“《艺文丛书》之六”。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利用这本书书名，印发一本宣传册子。封面和原书一样，书前的目录也用原书篇名，而且书中各篇文章前也冠以原篇名，内容却全都不同。全书19个篇名，则是19件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重要文件。第一篇原名是“南堂诗抄”，下面的内容是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关于工商业政策的一节；“俞理初的诙谐”篇名下，则是刘宁一的报告《解放区的工业政策》；“老年的书”篇名下是新华社纪念“二七”的社论；“儿时杂事”篇名下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最后，“无所不谈”篇名下是l948年11月1日，朱德、彭德怀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惩处战争罪犯命令》。书后还印有“看完后请将此书借给你的亲友”字样，设想得多么周到。去年，这种伪装书在中国书店古旧书刊拍卖会上出现，底价为400元。
1948年元旦，上海有很多人收到了一个封面写着“恭贺新禧”的小册子，书的右上角印着“一九四八年元旦”，左下角印着“大众公司贺”。打开一看，里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及其决议》、《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文章。还附录了方方写的《迎接大反攻》一文。可以想象，盼解放的人们，接到这份贺礼，将是什么样一种兴奋心情。今天，我们如能收集到这种伪装书，是不是也可以体味到这种心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