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公认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一75年)。南方佛教在东汉早期已有播及。公元65年前后，楚王刘英于彭城“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王府有伊蒲塞、沙门、方士在活动。公元70年，刘英被徙丹阳(今安徽宣城)，次年自杀于丹阳。3估计刘英南下会有沙门追随，把佛教艺术带过长江。东汉晚期，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同乡徐州牧陶谦，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漕运，他“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4。笮融所造寺塔和佛像究为何形已不清楚，但在宣城附近的当涂县东汉晚期墓中发现了饰有佛像的熏炉5，恐非出自偶然。

这一时期，南方出现了一些僧人。中国第一位出家人严佛调系临淮(今江苏盱眙附近)人，与安息人安玄合作，翻译佛经6。安息高僧安清于灵帝末年，“乃振锡江南……后复到广州……东游遂达会稽。”后在会稽城中被人误击头部而陨命。在他的三个高足中，有会稽人陈慧。7及献帝末年，月支译经家支谦“与乡人数十，共奔于吴……后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支谦在吴译经达27种。8这些南下的西域僧人未必皆带来佛教艺术，但佛教思想的传播，有助于佛教艺术的产生。

从考古材料而言，东汉中期南方兴起的神兽镜、画像镜铸造工艺值得重视。在浙江、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发现的这类铜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形象成了装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它们的旁边增加了侍神、辟邪、天禄等形象9，这不能说与佛教造像艺术毫无关系，在结构上，它们与“一佛二胁侍”以及护法狮子的构图方式似有某种联系。在四川西昌，还发现属于东汉晚期的西王母侍者手执莲花的摇钱树造型，明显表现出佛教艺术影响的痕迹。洛阳出土东汉银壳画像镜（图一），背饰端坐于莲台之上的佛陀，形像更接近道家人。此镜被疑为隋唐时代的仿制品，但其车马、人物和铭文内容与东汉时期吴、会地区所铸同类镜十分接近，如铭文为“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易里”，吴胡阳里是东汉至三国时代一个重要的造镜作坊所在地，出土的车马神仙画像镜上不止一次出现它的名称。类似铭文和车马图案见于浙江绍兴出土的多面“东汉车马神仙画像镜”，所以说，这面银壳车马佛像镜尽管系后世制作，但它是仿有所本的10。阮荣春先生在盱眙所见一面铜镜，背饰东王公、西王母并两侍神，另有一组双神礼拜莲台的画像，镜铭为“吕氏作镜……”，具东汉晚期特点，并且确属南方产品。11到了三国时代，在这类铜镜中便发展起了佛兽镜、佛像夔凤镜，佛像成了镜子上的主体装饰内容。

图一

1、洛阳 津出土 东汉银壳画像镜

2、浙江绍兴出土的“东汉车马神仙画像镜”

在四川的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绵阳（何家山墓）、忠县（涂井汉墓）、彭山等地都发现了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遗物。12

这一时期的南方佛教造像在形像上还是较为模糊的，佛的服装、冠多呈中国式，有的坐于龙虎座上也具道教特点，不过，佛教造像的一些典型特征，如白毫相、结跏趺座式、手相、背光等表现的较为明显，除佛像外，狮子形象（石刻、瓷器、玉和琥珀雕刻等）、佛塔（四川什邡）、莲花纹装饰13等也已出现。

中国道教的兴起与道教造像的产生，与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的传入，其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或谓，佛教在开始时能够扎根于中国，也借助于民众的道教信仰。道教思想在东汉中期开始发达，东汉晚期以后才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汉顺帝时出现的最早的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中有多处佛教用语。东汉时代，人们常同时祠浮屠、黄老14，视两种宗教皆为神仙方术之类。故而，早期佛教文化圈与道教发达地域有内在联系。《太平经》（于吉著）产生于东海曲阳（今连云港附近）。15东汉东海相桓君在今连云港的孔望山上修建过一处道教庙宇(155年立)。16吴会一带不仅所产铜镜上习见道教内容，而且在东汉时期已出现了道教著名人物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他撰写的道教著作《参同契》与《太平青领书》几乎同时问世。17东汉思想家王充亦为上虞人，在《论衡》中，他提到时人“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又谓“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这种体生毛羽的人，在吴、会所铸东汉铜镜上较为常见。另《孝女曹娥碑》说上虞孝女曹娥之父“能抚节弦歌，婆娑乐神”。可见东汉时上虞地区神仙方术是颇流行的。四川有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18号为“五斗米道”，受到蜀人喜爱，而以上所说三个地区，恰是我国三个早期佛教文化圈。在青徐一带，发现了连云港摩崖造像，其中的道教造像不晚于东汉，佛教造像时代不一，但最早的不会晚于魏晋19；在吴、会一带，即今南至温州、西到皖南、北达盱眙的范围内，发现了近百件的东汉晚期至东晋时代的佛饰文物和佛教造像20；这些佛教题材往往与道教艺术形象共处一物甚至揉合在一起21。（图二）在四川，也发现了多件东汉晚期至蜀汉的佛教文物。而在其他地区则发现极少，并大多是受这几个中心区的影响所致，如江西的魂瓶来自上虞越窑22，湖北鄂州和武昌出土的东吴佛教艺术品，便与长江下游有密切关系（铸镜匠师或来自吴、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主人来自下游23；白毫相俑与安徽马鞍山吴墓出土的如出一模）24（图三）。

图二

1、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晚期崖墓石刻，佛教和道教人物同处一石

2、南京雨花台出土东吴晚期至西晋早期佛饰陶罐，佛像和神话传说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中

3、浙江上虞出土的西晋魂瓶（残），佛像坐于龟背上，这里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神仙思想巧妙结合在一起

佛教进入中国后与道教发生的关系，过去多靠文献说明，今天应该进一步通过考古的研究更清楚地说明这两种宗教文化碰撞、交融、嬗变并为民众所吸收的方式和过程的产生。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品可以为此研究提供很多的素材。同时，中国早期道教艺术和发展与佛教艺术的传入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佛教艺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神仙、道教艺术得以生根和流播，道教也从佛教艺术中学到了能够规范化、系统化地借助形象表现教义和教仪的方式与手法。

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品多数发现于墓葬中，或雕刻于墓室内（麻浩、柿子湾墓、盱眙西晋砖画等）25，或出现于专门为丧葬而制作的器物上（摇钱树及其插座、魂瓶、俑等），表明这时的“佛”仍被民众看成是一种可以帮助消灾、辟邪、守灵的神仙道术。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追求来世、报应轮回、视死如视生的思想动机。把佛教造像与丧葬观念结合起来，大约开始于汉明帝时，《牟子》曰“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明帝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26。这种做法当与印度窣堵波本义坟冢的观念有关。塔上雕造佛像，在印度至迟开始于公元二世纪，而中国民众在佛教初传中国时吸收了佛塔、佛像与坟冢有关的思想，而不太注意佛塔与佛教的特定关系，于是，就出现了早期佛教艺术品多与丧葬有关的现象。另外，佛教重死超过重生，这也大概是佛教艺术初传中国便与丧葬结合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图三

1、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出土白毫相俑

2、安徽马鞍山东吴墓出土青瓷白毫相俑

此外，早期的佛教造像常被民众当作一种吉样物装饰于日常用品上，如铜镜（绍兴、南京、盱眙、南昌、郎溪、鄂州、镇江等地出土）27、熏炉（当涂、镇江、鄂州等地）、戒指（当涂）28、陶瓷器（越窑、瓯窑、德化窑青瓷上多见，但东吴早期多见陶制）上，表明佛教初传南方时，民众易于接受的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那部分内容，而不是它的哲学含义和深刻的宗教体系，佛的神圣性也远不及后世。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即中国南方东晋之前的佛教艺术品相当多见，可以说远比北方昌盛，但进入东晋以后，便逐渐消声匿迹了（正是这时，北方诸多石窟开始雕造，佛教艺术迅速发达起来），除了在一些器物上偶见莲花装饰，或在一些墓室里有少量与佛教艺术有关的画像砖外，早期大量见于日常器物上的佛像等便几乎消失殆尽了，这是什么原因，值得加以探讨。

图四  江苏镇江地区发现的东汉陶五联罐，上有杂技胡人像

图五  西晋魂瓶（藏上海博物馆）

目前出土量最大的早期佛饰文物是魂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广泛流行，它由五管瓶发展而来，五管瓶出现于东汉后期，有人认为与“五谷”有关，但它的出现与佛教传入南方和道教兴起的时间相当，可能与宗教思想有关。镇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汉晚期五管瓶，（图四）上有胡人形象，反映了它在早期便与胡人发生了联系。到东吴、西晋时，器上装饰内容相当丰富，有亭台楼阁、佛像胡僧、伎乐胡人、鸽、狮、鼠、猴、熊、龙、龟、蛇、蟹等，这些动物大多与佛教有关29。少数属道教、神仙内容。对魂瓶的含义、名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有一类堆塑形象可能象征着佛寺。现在我们已看不到吴、晋时的佛寺，然而从《洛阳伽蓝记》上仍可以领略到它的概貌，一些魂瓶上出现多层楼阁，四面，每层皆开门窗，面阔与高度自下而上逐层缩小，有的可以登临远眺，塔位于中心，四周有角楼、廊庑，前后立门阙，有的门前还塑有狮子，各层或四周塑供养的佛像、僧人和伎乐胡俑，这正是当时佛寺建筑形象和佛寺内僧众活动的写照30。（图五）不过，这些塔式建筑的顶上迄今都未发现塔刹，这或许与陶瓷制做工艺的限制有关，但也不排除当时长江中下游一带佛寺初创时，塔仍用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代替的可能性，在云岗就发现过一些屋脊装饰鸱鸟的多重塔浮雕，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形象31。另有一类魂瓶则可能与祈福、辟邪以及生死轮回思想有关，其中显然渗透着浓厚的佛教思想。但不论怎样，这种器物上出现的佛像、僧人及其活动场面，应当都与当时的丧葬观念有关，我认为，这些僧人正在为死者亡灵举行超度法会。为什么这种佛教斋会能在江南地区如此流行呢？它是有原因的。三国时代，受吴主孙权重用的胡僧支谦改译道安所译《道行般若经》为《大明度无极经》，又译《佛说斋经》，介绍佛教的三斋八戒，由此，佛教的科仪—斋会形式当会在江南出现，加之这时由于佛教思想的普及，地狱观念、三世轮回观念以及人死后可以往生西方乐土的观念已为一部分中国民众所接受32，故而为死者超度、为先亡解悬的法会活动便得以盛行起来，而寺庙和外国僧人自然便承担起了举行法会的责任。人们把这一切采用艺术的手法加以固定，使之成为一件随葬器物与死者同时下葬，目的正是想通过用“法会”场面作葬品，祈求死后能不下地狱，往生乐土。

川、滇、汉中地区出现的摇钱树及树座，上面有的塑出佛像、大象等。神树崇拜流行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一带，四川地区似受其影响，三星堆商代遗存中便有神树出现，至汉代，益受民众重视，成了与财富、与佛教和道教崇拜有关的特殊器物。另外，把佛像或道教造像铸于摇钱树上，也有以财富娱佛的含义，这一做法至今还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中。”33

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其来源是多元的。这与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路线有关，也与中国南北方文化的紧密联系分不开，因这方面的材料相当丰富，下面择要概述。

1、从滇缅古道而来。滇、缅古道的开发以及通过这条古道而进行的文化交流，早在石器时代便已开始。云南、四川等地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的历史文献为商周时代以后的滇缅古道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十分可观34。对此，本文不再赘述。阮荣春先生早在1990年初论述“南传佛教造像系统”的时候，已提出南方秣菟罗造像系统是从这条古道进入的。《高僧传》载释慧睿曾“行蜀之西界”“笃学弥历，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慧睿从“蜀之西界”去天竺，是否取滇缅古道而行不可知。目前在川滇交界地区和云南境内尚未发现早期佛教造像遗物，但四川凉山州首府西昌附近出土过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装饰莲花纹的画像砖以及摇钱树上所饰西王母两侧有持莲花的侍者等文物，为南方佛教从西南丝路上传入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最近，经从“西南丝路”上作实地考察，于大理、保山、腾冲等地见到汉晋古墓中有胡俑随葬，特别是大理发现的东汉延熹年间的吹箫俑，与四川境内出土的蜀汉时代吹箫俑形象相当接近。（图六）显系由此路而入华的外国人之遗踪；又于云南西双版纳获得南朝时小乘佛教已传入滇南之文物证据，但尽管如此，目前要证明中国南方秣菟罗造像系统是从滇、缅古道而来还需做更细致更艰苦的工作。此外，阮荣春先生还提出过佛教从交趾入川、滇的观点35，也值得十分重视。

图六

1、云南大理出土的东汉延熹年间的吹箫俑

2、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墓中出土的吹箫俑

2、从海上来。中国南方通过海上与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发生文化的交流，可能开始的甚早。近些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吴楚墓葬中发现了舶来的玻璃器和蜻蜓眼式玻璃珠，高至喜、姚勤德等先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36。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广东合浦汉墓中都出土了玻璃器，并被认为是国外产品。广东两汉墓葬中，有不少“胡人俑”37。（图七）东吴及两晋南朝时代，海上来华者多在交趾和广州登陆（如耆域、佛驮跋陀罗、求那跋摩、康僧会、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等）38。在交广逐利的天竺人也不在少数。不少僧人从海上来华都搭乘商船，康僧会父、耶舍弟子法度之父均在交、广逐利，求那毗地与南海商人交往甚密39。故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句。东汉时苍梧人牟融在交趾写成佛学著作《牟子》，如果那里没有一定的佛教基础，要完成此书是不可能的。越南河内还出土过佛像镜，与当时交趾受印度佛教影响较大不无关系。从交趾登陆后，既可北上滇川或鄂赣，也可以东去江浙。云南和越南之间的文化交往开始颇早，云南境内出土的公元前6至前2世纪滇王国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和越南东山文化的遗物十分接近，如戈、剑、矛、靴形铜斧、犁、镰、斧、铜鼓等。战国末至西汉时，东山文化更是大量吸收汉文化，实际成了汉文化圈内的一种区域文化类型40。中国僧人从海上西去求法，也往往从交广入海。《梁书》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汉以后海外来献琉璃的记载不绝于史，在南京的东晋大墓中也确实发现了多件国外玻璃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象山M7王氏大墓、幕府山M2等）41。广东曲江、英德、遂溪均发现过约相当于中国南朝时代的波斯银币及具有外国装饰风格的鎏金铜器42。

图七  广州两汉墓中发现的胡人俑

图八  江苏邳县发现的带白毫相的石刻胡人像

与佛教直接有关的，如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247年）从交趾来到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孙权为之建塔立寺，江南“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康僧会既从南道而来，所携佛像当属印度佛教造像中的秣菟罗系统，而且，我们认为南方迄今发现的佛饰魂瓶上普遍具有秣菟罗风格的佛像以及与之伴存的佛寺形象，与康僧会在建业及附近地区的弘法活动有直接关系，因为目前发现的几十件佛饰魂瓶中，没有一件的时代是早于赤乌十年(247)的，其最早的一件为五凤元年(254)稍后43。魂瓶的烧造地点，以陶制的时代一般较早，集中见于南京附近，用瓷制的则以浙江上虞越窑系为中心，德清窑、瓯窑也有烧造。而号称“佛画之祖”的曹不兴是吴兴人，地近上虞一带，他的佛画艺术活动与康僧会有密切关系44。换句话说，康僧会及其信徒“设像行道”刺激了南方佛教造像艺术活动和佛像崇拜活动的兴起，而他所携属于秣菟罗造像系统的佛像又成了南方当时造像艺术的范本，因而今天所见的吴、晋时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佛教造像几乎是一个模式。

再如“晋义熙初，(师子国)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45又史载在南方海中会发现佛像，“昔之寻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侃往详视之，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46。“晋咸安三年，交州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于海底得一佛光”，吴淞江沪读口也发现与“阿育王像”有关的石刻47。梁天监二年，扶南国遣使送珊瑚佛像，十八年，送天竺旃檀瑞像，中大通元年，盘盘国贡牙像，次年丹丹国送牙像及塔各二躯48。其他从海上而来的胡僧或中国求法僧人，虽史书未明确说他们是否持有佛像，但按理说也有可能。如西晋时天竺僧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后到了襄阳，晋惠之末到洛阳，因兵乱而由北方转路归国49。东晋时迦维罗卫僧觉贤“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至青州东莱郡”，去长安，再到江陵50。法显，持经像到师子国，“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后由海路归来，持经像“南造京师”51。刘宋时由海路而来的有昙无竭、智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齐梁时的求那毗地、拘那罗陀等以及师子国的比丘尼52等。这些僧人如果持佛像而来，大多当与南传佛教系统的造像有关。

3、从北方来。东汉晚期，青徐一带的佛教艺术活动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关系至为紧密。楚王英、笮融都在彭城和丹阳活动过。北方南下的西域僧人与胡人也不在少数，徐州、镇江、上虞53一带均发现过东汉胡人俑。沂南画像石上雕刻的带头光的童子像、连云港摩崖佛像、阮荣春先生在邳县博物馆发现的带白毫相的石刻胡人像(图八)等时代都在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有人认为沂南画像石时代晚于东汉，目前看来不一定正确。连云港摩崖造像的内容、风格、时代等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至于这些佛教造像的来源问题，还值得做慎重的探讨。

4、从西域来。南方佛教造像中的一部分范本当来自于西域，这不仅是因为东汉至南朝常有西域僧人由北方南下，或经巴蜀东下(除以上所提外，还有宝云、僧伽跋摩、摩密多、帛尸梨密多罗、僧伽提婆、畺良色舍、康僧渊、昙无谶、昙冀、僧伽难陀等)54，而且也有佛像直接从北方送达南方的，如东晋时道安“至邺人中寺遇佛图澄，南投襄阳……造光相丈六佛像，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55。刘宋时，法献从金陵出发，西游巴蜀，再往于阗去天竺，后在于阗获龟兹国金像，回建康后把金像供奉于上定林寺56。梁大同七年，于阗国“献外国刻玉佛”57等。故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中也有受犍陀罗造像之风格影响者。

至于南方不同地区，尤其是成都、荆州、襄阳、江陵、武昌、建业(建康)乃至会稽一带、交趾、广州、番禺之间的佛学交流更是相当频繁，僧人东去西来，南下北上，或从北方丝路、或从南方海上，或慕归京师，或向往山林，有关记载不绝于史，这对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的传播是有重要作用的。时长江一线“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58。有谓江上“贡使商旅，方舟万计。”59东晋时天竺商船可从海上入江，西达江陵一带60。在此我们还要提一句，在南方东汉晚至六朝时期，常有白毫相俑出土，如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武昌莲溪寺东吴墓、四川涂井蜀汉墓等61，其身份似为劳作、伎乐之类，为什么这些人也有“佛”性，我们认为这类俑的原型皆是天竺人，只不过当时中国人把印度来华者一概视作“沙门”。《牟子》中有“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乃世之伪，而佛道谓之无耶?”胡适先生认为“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是指印度商人，中国人把他们也当成了“沙门”。62这类白毫相俑的存在，也是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创作和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一种映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