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经济发展道路从巴列维君主制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以及近几年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都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下的产物。为实现经济现代化，伊朗先后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都未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后伊核时代，伊朗在“抵抗型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正在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伊朗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和政治两大结构性矛盾，使得伊朗的经济发展仍将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关 键 词 伊朗；经济发展道路；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作者简介 姜英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项目来源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及能源关系”的资助。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人口和资源大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伊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自19世纪开始，伊朗沦为英国和俄国的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加深，伊朗成为英美争夺中东石油产地的重要对象。20世纪30年代，伊朗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二战后的50年代和70年代中期，伊朗曾出现两次较快的经济发展。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因经济结构封闭、两伊战争冲击和国际制裁而增长缓慢。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角度看，2016年伊朗GDP约为3,770亿美元，人均GDP达4,682美元。制造业和金融业在伊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但伊朗的经济结构仍以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为主，经济发展及政府收入仍高度依赖石油收入，同时受石油价格波动影响明显。此外，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持续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经历了巴列维君主制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 以及近几年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它们无一不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下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能动反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前，伊朗正处于后伊核时代的转型进程中，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一、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
伊朗传统上一直是农业国家。19世纪初，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大量廉价工业品涌入伊朗，对该国传统手工业造成严重冲击。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伊朗出现了最早的机器工业。然而，在西方殖民势力的控制下，伊朗民族工业苦苦挣扎。为维护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开启了现代化改革之路。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者礼萨•汗深受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思想的影响。礼萨•汗在政治领域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效仿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的现代化改革措施，积极发展伊朗的民族经济，鼓励开办工厂，将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作为主要投资领域；在宗教和社会领域，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在外交领域，主张收回主权和独立自主，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推行的现代化进程继承了父亲礼萨•汗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在改革力度上比礼萨•汗时期更猛烈。巴列维王朝的两次改革都是效仿西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目的是维护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都主张对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改革，实现民族振兴。两次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西方强国大多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穆罕默德•礼萨也试图凭借石油美元和美国的支持，复制西方国家经济起飞 的成功经验，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改变伊朗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使伊朗成为现代化强国。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伊朗工业仍发展缓慢，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微不足道。进入70年代以后，伴随着石油美元的大量积累，穆罕默德•礼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现代工业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这一时期成为伊朗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70年代中后期，伊朗现代化表现为“全盘西化”，经历了石油繁荣引发的“疯狂的现代化”阶段。
穆罕默德•礼萨企图凭借石油美元，使伊朗迅速跨入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行列，声称要在20世纪末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使之成为控制波斯湾和活跃于印度洋上的军事大国。穆罕默德•礼萨时期，伊朗依靠巨额石油收入，通过进口西方技术、购买现代化设备、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雇佣外国熟练技术工人来实现工业化进程。例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3～1978年）期间，伊朗与美国签订了一项为期5年、总金额达15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主要为采购协定），同时还同苏联及西欧国家签订了巨额贸易协定。穆罕默德•礼萨采取重工轻农的政策，实行鼓励机械化大农场的政策，试图以充裕的石油美元向世界市场购买“廉价”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满足国内需要。与其他自然资源丰富而经济、技术、教育水平不高的大中型发展中国家一样，穆罕默德•礼萨时期的伊朗采取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和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石油收入是财政收入和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伊朗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所采取的措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旨在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化，包括减少对外国和石油的依赖、尽快建立本国的替代工业、减少制成品的进口、着手开发新油田等。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已初步形成不少进口商品的替代工业，石化工业发展规模最为显著，轻纺工业品已能满足部分国内市场的需要，为伊朗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比较的角度看，很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贷款外，还注重促进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抵偿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但伊朗却是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工业发展基本上面向国内市场。同时，伊朗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以极为迅速的步伐，在多样化的工业领域（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实现工业化。通常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中，实现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但在伊朗却被大幅度缩短。
（二）西方化发展道路失败的原因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穆罕默德•礼萨确立了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实现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具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特征。但是，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穆罕默德•礼萨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大批农民被迫流向城市寻找生计。穆罕默德•礼萨的现代化强调速度、重工轻农和偏重发展石油工业，导致经济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失衡。当时，伊朗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投资结构不合理，亟需资金的农业、公用事业、教育科技卫生及社会福利等方面严重不足，对于并非亟需的国防、核电站等领域投资过度，再加上本国技术落后、设备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耗费了巨额外汇。穆罕默德•礼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举措在资金上严重依赖石油收入，1975～1976年世界经济萧条令各工业国对石油需求量减少，伊朗石油收入急剧下降，许多工程建设被迫停工。此外，伊朗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巴列维王朝实施专制统治，政府部门腐败横行，导致民众不满，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压，成为伊斯兰革命爆发的重要诱因，穆罕默德•礼萨最终落得流亡异国的下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新旧生产关系的取代一般是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完成。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政权，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方面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在经济体制上以伊斯兰化和国有化取代巴列维时期的西方化和国家资本主义。
二、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伊斯兰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萨米尔•阿明“依附论”思想的影响，独立后的中东民族国家大多采取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民族工业实现了显著发展。在霍梅尼时期，伊朗奉行经济体制伊斯兰化和国有化的经济发展理念，以农业作为经济发展基础，在工业上采取自给自足的政策。霍梅尼的经济思想源于伊斯兰经济思想，“公正、平等、互助”是其重要原则。霍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优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优于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真主是万物的所有者，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有权、出售权和转让权都受到伊斯兰教法的限制，政府是国民经济的执法机构和权威机构，政府有权干预私有经济。霍梅尼承认和保护私有制和个人财产权，但也强调个人有义务为众人服务，不得将财产藏匿、闲置和浪费。在伊斯兰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合作为基础，伊斯兰经济反对收取利息。霍梅尼提出，应通过扶贫和慈善等财富的再分配帮助贫穷无助的人，但是寻求社会公正并不意味要损害个人和集体利益。在霍梅尼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伊朗新政权没收了巴列维王室、权贵、原政府高官、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和庄园，实施了激进的、以国有化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宣布将全国的私营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收归国有，后又对交通运输、电信、公用事业和工矿企业实施国有化，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体系，同时对私营经济进行严格限制。在霍梅尼经济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后的伊斯兰政权推行了经济领域伊斯兰化的政策，土地改革、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的扩大构成了霍梅尼时期经济伊斯兰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经济伊斯兰化举措的宗旨所在。经过激进的国有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共和国经济体制逐渐从巴列维王朝时期自由的市场经济转向僵化的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伊朗政府通过制定“无息银行法案”，实施银行体制伊斯兰化，禁止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伊朗的经济国有化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是为了铲除巴列维王朝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斩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的控制及其与伊朗代理人的联系。伊朗政府以保护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农民利益的名义，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各行各业的合作社，使得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合作经济和私营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由此，国家几乎控制了伊朗整个经济体系，包括物价、外汇和进出口。霍梅尼政府采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政策，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实行大幅度价格补贴的配给供应，还专门设立了穷人基金会。总的来说，霍梅尼的经济发展思想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鲜明反映和重要组成部分。神权政治和“法基赫的监护” 等治国理念对伊朗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伊朗现代化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伊斯兰共和国初期，伊朗政府对工矿企业实施国有化政策，一度导致企业混乱、开工不足，欧美制裁又进一步造成资金短缺、进口原材料和零件设备不足。在霍梅尼时代，伊朗强烈的反西方外交导致美伊对抗升级，输出伊斯兰革命成为两伊战争爆发和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交恶的重要原因，伊朗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对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予以坚决反抗，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以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将石油作为与西方斗争的武器。由于重农轻工政策、战争破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很多伊斯兰慈善基金会投资不足，伊朗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内日用品供应短缺，经济发展甚至出现倒退。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经济思想，是继巴列维王朝西方化改革失败后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尝试，希望通过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来实现经济发展，并希望通过自给自足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新突破。毋庸置疑，霍梅尼时期的伊斯兰化发展道路，稳定了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但这种在经济上推行全面伊斯兰化的激进政策并没有为伊朗人民带来福音。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导致伊朗外交上更加孤立，再加上两伊战争的影响，致使伊朗缺乏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 三、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有限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济陷入低迷，外债无力偿还。中东国家在世界性的经济调整潮流影响下，开始反思国家过度干预下长期实行的内向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和贷款，许多中东国家不得不屈从于这两大机构，开始了大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多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这一趋势对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伊斯兰共和国初期实行的伊斯兰化和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再加上战争破坏，伊朗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两伊战争结束、霍梅尼去世和1989年的宪法修正使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拉夫桑贾尼政府以经济重建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包括了私有化、对外开放、闲散资金的有效利用、放松外汇管制和对外贸易、设立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自由主义政策。为深化经济改革和实现社会公正，哈塔米政府提出重新改组、重新规范和自由化三点思路，鼓励私营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给予国内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扩大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削弱伊朗经济对石油出口的过分依赖。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对拉夫桑贾尼时期经济调整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被列入“三五”计划中，包括扩大私有化，改变伊朗石油主导型的经济结构。哈塔米改革的主要领域不仅包括经济，还扩大至政治、法律等领域，目的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2005年上台执政的内贾德主张平民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力求与前任表现出不同，批评前两任政府对基础设施投入过多，利益分配倾向于中产阶级，缺乏公平。内贾德提出的经济主张包括：进行补贴改革，实现社会公正；深化私有化改革、分发公正股份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内贾德的经济政策并不是退回到霍梅尼时代，而是更强调社会公正、消除腐败，是对前两任政府经济政策的修正，是伊朗政治经济改革的延续。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后霍梅尼时代的历届伊朗政府仍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伊朗民族工业，尤其是石化产业、钢铁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了伊朗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减少了经济对外依赖和对石油依赖的程度。然而，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外部依赖和石油主导型经济的弊端，伊朗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进口，只是进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转变，从成品进口改为进口机器设备、中间产品、技术及资本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世界上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影响，伊朗逐步对外开放，开始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希望借鉴其他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经验，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工业、化工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为此，伊朗开始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尤其是石化产业、钢铁产业和汽车制造业，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产业。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仍旧遵循神权政治原则，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逐步开始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期间，伊朗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外交上都变得更加开放和务实，外部环境的改善为伊朗经济创造了较好的发展环境。但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这些改革与调整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且不能违背伊斯兰教法原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出：“我们（伊朗）并没有追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通过伊斯兰的方式来满足人民需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让他们享受富足、便利，拥有健康和繁荣的生活是国家公务人员肩负的伊斯兰教的责任。这是我们伊玛目和伊斯兰教宗教理想的一部分。” 保守派代表内贾德执政时期，伊朗的经济政策趋于相对保守，更强调社会公正；外交领域也愈加强硬孤立，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欧美和联合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制裁范围从能源、金融领域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经贸领域。国际制裁激化了伊朗畸形的经济结构矛盾，导致伊朗经济几近崩溃。因此，在后霍梅尼时代的20多年里，伊朗经济在伊斯兰神权政治原则下实行有限自由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大国。但是，伊朗历届政府仍未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高、经济结构单一仍是摆在伊朗政府面前的重大议题。四、2014年以来伊朗的“抵抗型经济”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出现严重问题。在此背景下，中东各国在探索适合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纷纷“向东看”，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就产生了浓厚兴趣。2014年2月，针对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议，以及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抵抗型经济”政策总纲领，确立了伊朗经济未来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方法。 哈梅内伊指出，伊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求发展的决心，如果奉行一种源于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本土新经济模式，不仅能够战胜所有的经济困难，而且能够打败敌人强加于伊朗的经济战。建设“抵抗型经济”就是使伊朗经济自身具有抗衡国际压力与挑战的能力。“抵抗型经济”政策是立足于加强伊朗国家经济基础的长远战略，是对“20年发展愿景规划” 和宪法第44条规定 的完善。该政策强调本国经济和产能发展的重要性，既要使伊朗经济摆脱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通过与外部世界互动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也要使伊朗经济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重大影响；同时还强调社会公平，让全民共同创造和增加国家财富而不是分配“贫穷”，让贫困阶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2013年8月，务实改革派人物鲁哈尼上台执政，对内推行“抵抗型经济”政策，抑制通胀，改善民生；对外实行温和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努力解决伊核问题。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和国际制裁的取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民众对鲁哈尼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伊朗经济重振创造了比较宽松的内外环境。在油价持续低迷、国内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振兴工业、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成为鲁哈尼政府的重要经济目标；政府重点支持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努力发展非石油经济，计划未来十年内非石油出口收入翻三番。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有利于消除该国工业部门发展的障碍，伊朗丰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将资金注入到有利于增加出口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着重促进“抵抗型经济”发展，促进国内生产、竞争和国际市场开发。然而，出口导向战略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伊朗等中东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很不成熟，还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出口替代型经济。就伊朗而言，其工业体系相对完备，是中东地区的工业强国。但是，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伊朗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此外，伊朗石油型经济结构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前期的进口替代还没有形成类似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总体来看，伊朗尚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人才和技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加大贸易保护的背景下，未来伊朗经济发展战略将从石油等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进口替代为主、出口导向为辅的综合发展战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当下伊朗实施的“抵抗型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运用这两种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伊朗丰富的人力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庞大的市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施这两种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鲁哈尼政府采取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政策，力图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以实现本国经济复兴。鲁哈尼在总统第一任期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降至个位数，实现了伊朗经济稳步增长。然而，国内政治斗争对改革进程依然形成多方阻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国际制裁取消对伊朗经济的积极影响并未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石油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还未能惠及广大民众，贫困与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因此，经济发展问题和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将成为鲁哈尼第二任期亟待解决的问题。五、对伊朗发展道路的思考
影响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生产力水平、自然资源状况、劳动力素质、宏观决策主体偏好等。宏观决策主体偏好实际上就是一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决策者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而发展道路的成败与决策者的选择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思想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并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密切相关。伊朗经济发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政府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实现方式都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并取决于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因此，一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是一定时期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能动反映。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伊朗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也不例外。巴列维王朝在内忧外患之际力图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独立，但是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政策脱离本国实际，并成为其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表明“白色革命”发展道路不具可持续性，新政权开始探索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发展环境，这一探索并未取得成功，在两伊战争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影响下，伊朗经济一度停滞不前。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扩展至全球，伊朗经济出现新的转机，并进行了有限的自由化改革，但未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源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中东国家开始“向东看”，哈梅内伊提出“抵抗型经济”政策，试图以伊斯兰文化为本源，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和国际制裁的解除为伊朗经济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通过对当代伊朗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宗教与世俗、专制与民主、保守与改革、对外封闭与对外依附等数对变量关系，构成了影响伊朗发展道路走向的重要因素。伊朗的内政外交总是在上述矛盾关系中两端摇摆，这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鉴于伊朗经济发展问题根深蒂固，美国和伊朗关系以及海湾地缘政治格局短时期内尚难有根本性转变，未来伊朗经济发展前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神权政治体制确保了政治的相对稳定，且未受到近年来“阿拉伯之春”的显著影响；石油美元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本来源。然而，神权政治和石油型经济也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两大结构性矛盾。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经济发展深受政治和经济两大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弊病，即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导致石油产业成为伊朗国民经济的支柱。从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到霍梅尼时代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再到内贾德时期保守的经济政策，历届政府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促进非石油经济发展，力图使国民经济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但效果不彰，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仍以石油收入为主。以财政收入为例，1970～2010年间，在石油价格暴涨的1974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最高达到70%，占税收收入的30%；在石油价格暴跌的1986年，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降至40%。2012年西方加大对伊朗制裁以后，伴随石油产量下降、国际贸易结算困难以及石油价格下跌，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虽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维持在31%的水平。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比例最高达95%以上，2012年新一轮制裁后，该比例在2015下降至54.7%。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为伊朗带来了巨额石油美元，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和重要基础。然而，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表现出显著的脆弱性。油价还使国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受到重要影响，当油价上扬时，私人消费和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反之亦然。由于当前油价低迷，鲁哈尼政府致力于摆脱对石油经济的过分依赖，伊历1395年（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政府预算中石油收入占比从上年度的33%下降至25%；通过振兴工业实现“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遂成为鲁哈尼政府的重要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伊朗经济发展深受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伊朗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表现为王权与教权、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表现为总统与领袖之间、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在后霍梅尼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法基赫的统治”的神权政治体制，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宗教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巩固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革命成果是历届政府施政纲领的基本原则，也是领袖权威的前提条件。伊朗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总统职权的局限性，因此无论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还是鲁哈尼，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开展对外开放、私有化和自由化等举措，都无法逾越这一根本原则。一旦改革触犯保守派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执政就会招致多方批评和阻挠。宗教领袖作为最大的保守派，在其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遭受威胁时，会动用宗教领袖权威压制改革派，成为历届改革派政府经济目标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哈梅内伊的宗教资质比霍梅尼浅，在其任宗教领袖时期，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宗教领袖只能通过平衡政治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权威，导致在伊朗政治中保守派和改革派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在2017年3月的第五届伊朗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本届政府施政只实施了“抵抗型经济”政策的部分措施，如果政府执行了该政策的各项措施，今天伊朗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将显著不同。哈梅内伊由此呼吁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执行“抵抗型经济”政策，认为这是解决伊朗目前问题的唯一途径。伊朗各界都有人质疑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否符合最高领袖制定的“抵抗型经济”政策。对此，鲁哈尼不止一次表示，他的政府始终坚持“抵抗型经济”政策，并将该政策贯彻到底。此外，伊朗政治的不确定性还包括贪腐严重和影子集团的活动。例如，伊朗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拥有大量隐藏的经济利益，总是反对政府的改革政策。目前伊朗经济的85%仍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大量政府附属企业和半官方企业的存在，既成为政府私有化的掣肘，又对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发展造成困难，限制了私营部门的投资。伊朗政治结构的矛盾决定了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后来的继任者，没有政治改革做先导的经济改革不可能轻易成功，而政治改革又是一个涉及“法基赫”体制的大问题，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伊朗国内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缓慢性。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政权确保伊朗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朗神权政治体制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其政治结构矛盾仍将被束缚在“法基赫”体制的框架内，改革的稳步推进与维护伊斯兰政权的根基同样重要。但是，哈梅内伊之后谁将出任下一任宗教领袖？其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合法性？能否在维护伊斯兰政权与推进改革之间实现平衡？这些问题使得未来伊朗探索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道路仍将十分曲折。总之，伊朗要实现“20年发展愿景规划”——将伊朗建设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领域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解决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大结构性矛盾，同时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伊朗能否在“抵抗型经济”政策下，抓住后伊核时代的历史机遇，找到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仍有待时间检验。无论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伊朗，需要兼收并蓄地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使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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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外中东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编辑：李一聪
责编：张向荣
审核：李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