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美术观察》2024年第8期。全文如下:
在伊朗西北部一处名为“达什卡桑”(Dash Kasan)建筑遗址中存在两座石质雕塑巨龙,从造型特征看,似与中国元朝龙纹相关。民间及旅游者将此处遗址称为“龙寺”(Dragon Temple)〔1〕,可见人们对此地印象分为两个层面,即具有龙形象或龙形象范畴内神话动物纹样的宗教式寺庙。有学者基于巨龙雕塑实体以及龙形象对应的宗教语境,判断此地应为佛教建筑。〔2〕后续还有研究显示此地在伊儿汗国全面伊斯兰化之前被改为清真寺而留存。〔3〕
达什卡桑建筑遗址位于伊朗西北部赞詹省(Zanjan)东南方向的Varāy (Viyar)村庄。其遗址名称达什卡桑原意为“切割石头”或“采石场”,应取自遗址四面为削平岩石形成三面巨型墙壁的建筑特征。除此地外,伊朗西北部亦有几个村庄有同样称谓,可见该名称并不具有唯一性。目前研究认为达什卡桑建成于伊儿汗国时期(1256—1355),并且是以一处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称祆教、拜火教)神庙遗址为基础修建而成〔5〕,具体亦可见先前建筑残留。达什卡桑遗址与伊儿汗国第八任君主完者都汗(Öljaitü)陵墓相距12公里左右。完者都汗在14世纪初将伊儿汗国首都从大不里士(Təbriz)迁至东南方向的苏丹尼耶(Sultānīyeh),其陵墓即在此处。从达什卡桑遗址位置看,该地与当时伊儿汗国新首都苏丹尼耶应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能就此确定达什卡桑是伊儿汗国迁都之后在周边地区修建的实体,还是先前就已建成后续才迁都到此地附近。无论如何,二者从地理位置而言,应具有一定关联。
图1 伊朗达什卡桑遗址西侧石雕巨龙正面
关于石雕巨龙的来源与内涵,基于伊儿汗国当时统治情景,大多研究都认为此龙形为中国龙形象,应来源于元朝。但亦有西方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龙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均有存在,其名虽各有不同,但特征相似,仅以直观印象判断此龙纹源自元朝恐难以确信。〔8〕要探析其源头,还应从形象本身入手。自13世纪起,世界各地具有相似特征的龙形象突然增多,其特征包括头部长嘴和双角,身体呈长蛇型,同时有如鹰爪状的兽足等。在13世纪到16世纪300年间出土与传世文物中,可见到类似造型遍布亚欧大陆,同时在美洲也有出现。这些动物形象并没有完全相同的现生动物作为对应,具有明显神话幻想类生物性质,在各个文化圈中亦有着不同名字。在近代相关图像与文本研究中,学界对这些形象具备了基本认识。基于其造型相似性,以及中国传统习惯中对类似形象的称谓,便将此类形象名称皆译作“龙”。
(一)头部造型辨认
图5 红框内为元上都龙纹身躯曲折部分
(三)四肢造型与背景元素辨认
同时将元上都龙纹作为参考,可见这种长带状羽毛造型在前肢关节处的形象向上扬起,而后向前弯曲。按照达什卡桑巨龙石雕边框位置,其趋势应已到整个石壁边缘,结合石壁边缘残留造型看,应符合这种羽毛状结构造型。(图4)
(四)巨龙形象造型源流
既然已确认达什卡桑石雕巨龙与元上都龙纹属同一形象体系,二者同属中国传统龙形象范畴应是自然,但实际上此处仍有需特别指出之处。主要因为中西方文化视野关于龙形象的源流与含义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使得在对中、西亚地区龙形象进行辨析时,西方学者多数会将相关龙图像看作当地本土神话传说的形象表现,或看作外来文化圈中类龙形象的引入。如此一来,部分当地及西方学者并不会因为达什卡桑石雕巨龙与元上都龙纹一致,而推论出达什卡桑龙纹来源于中国传统龙纹形象体系,反而会将元上都龙纹和达什卡桑巨龙看作是蒙元帝国特有,或是吸收中、西亚地区龙形象体系而形成的结果。以古代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龙文化与形象的角度讲,这显然逻辑颠倒,但在西方学界对此不甚明朗。所以,对达什卡桑石雕巨龙所属中国元朝龙纹形象体系,还需溯源。
在确认达什卡桑石雕巨龙属于元朝龙纹体系后,应考其“来龙去脉”。结合文献与遗址情况,考据该元朝龙纹样式是在何种情景下来到当地,以及达什卡桑遗址建筑与龙形象在当地文化语境中的性质与涵义。
(一)石雕巨龙产生情景
关于石雕巨龙产生情景,首先要解决龙纹雕刻者的身份问题。考虑雕塑应出自元朝工匠之手,即当时的汉人移民。有关汉人移民记载常见于史料,当时移民背景是伊儿汗国建立前后,当地均与元朝联系十分紧密。其中记载最确切者为旭烈兀汗(Hülegü)西征时期,本就带了一个约千人由汉人组成的特殊兵种,主要负责一种小型投石器运用。〔13〕这个兵团在旭烈兀汗建立伊儿汗国之后就留在了原地,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汉人移民情况。而至于其他身份的汉人如工匠等,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述。最主要是因为工匠身份等级并不高,许多正史中不会涉及。
但根据伊朗西北部多个伊儿汗国遗址出土文物显示,汉人工匠显然有较大量的移民情况,这与伊儿汗国新建国时对工匠的较高需求相符合。如伊儿汗国时期史料便记载旭烈兀汗热衷大兴土木,并在阿剌答黑修建宫殿夏天居住,〔14〕这与其后继者在首都东南地区修建夏宫也许有一定关联。该宫殿位于大不里士东南方向186公里处,修建于一处名为塔赫特苏莱曼(Takht-e Soleyman)的萨珊王朝遗址上,这对于本文的特殊性在于,此地出土了许多颇具中国风的文物遗存,其中也包括特征明显的中国龙形象。〔15〕从这些迹象中可以看出,伊儿汗国对宫殿修建需求极高,引入工匠是必要措施。加之蒙古帝国和元朝初期本就习惯在征服各地搜集工匠,常出现屠城只留工匠为俘虏的情况〔16〕,而后再驱使他们随军前往各处进行大量修建作业。可见当时工匠出现于伊朗各处应是常态。
至于工匠来源。从上文对达什卡桑巨龙形象还原过程可看出,该造型与元上都出土龙纹石柱以及元末建成元中都出土螭首石刻,有多个特征极度相似,且均为石刻形式,可见应有一定关联。元上都自1256年开始修建,这一时期亦是蒙古帝国西征初始阶段,而伊朗西北地区于第一次西征后,基本已被蒙古帝国攻陷,成为其组成部分。之后两次西征,则已经以伊朗西北地区部分城市作为大本营,包括后世为伊儿汗国首都的大不里士便在其中。伊朗地区与元朝的人员往来,应当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从达什卡桑与夏宫两处均出土了典型中国传统龙纹,以及该石雕巨龙与元上都龙纹石柱多处结构高度相似情况中可以合理推断,元朝在此时间段内征集熟悉中国传统艺术的工匠,他们不但负责了元朝都城宫殿修建,显然还有部分人进入伊朗地区进行各种工作。
(二)石雕巨龙含义与达什卡桑建筑性质
关于达什卡桑石雕巨龙涵义以及遗迹建筑原本的性质,过去研究一直认为它为佛教寺庙,而后在第七任君主合赞汗(Ghazan)执政时期,由于伊儿汗国全面伊斯兰化,而改建为清真寺。〔17〕将达什卡桑作为佛教寺庙,其依据正是在于两条巨龙。在确定形象源流后,结合修建时的历史情景,可知此说法并不甚合理。
原因在于达什卡桑石雕巨龙并不能与佛教寺庙装饰图像做唯一对应。尤其是旭烈兀汗和阿八哈汗(Abaqa)所信仰的藏传密宗佛教,其装饰中所用龙形象在明代以前主要与人物共同出现,起到搭配作用,同时常以“毒龙”或“降龙”等语义出现。这在于佛教早先进入中国时,出现了一个翻译误区,将佛教故事中一种名为“纳迦”(Naga)的神物翻译为“龙”。在古印度佛教艺术中,纳迦形象为多头眼镜蛇,于早期文献如《善见毗婆沙律》中可见描述为“龙者,长身无足”。此处原文所谓“龙者”,即为“纳迦”,而其形与龙相关仅在于蛇身而已。〔18〕由于佛教进入中国多基于文本,在翻译时由于其神性以及蛇身描述,便将“纳迦”直接译作“龙”。而后人们再根据翻译的称谓“龙”来描绘形象。于是纳迦的多头眼镜蛇本型在中国未曾出现,反而以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出现于佛教艺术中。由此,中国龙形象在佛教艺术中即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与纳迦语义融合在了一起。这是龙纹与佛教对应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反观达什卡桑两座单独存在的石雕巨龙,将之看作是佛教语境中的龙则显得语义矛盾。
从石刻艺术形式上说则更是如此。比较元代存有龙纹石刻的地点,可见同类龙纹石刻均出现于皇家建筑中,故应考虑该达什卡桑石雕巨龙所具含义并非与佛教寺庙对应,而与皇家象征对应更符合情理。
在针对古代伊朗艺术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伊朗本土传说形象呈现抽象文本化情况,在文明交流时会直接拿取外来形象与本土文本对应。〔21〕但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贸易等浅层交往中,对于伊儿汗国切实统治伊朗地区一个多世纪的情况,则不符合。龙的形象在伊儿汗国统治下,对于当地人而言,必然是既有图像,亦有文本的完整文化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亦有不同身份、职业的汉人移民进入并停留在伊朗地区,包括大量工匠或画师,他们在伊朗地区始终发挥着作用,对当地艺术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22〕后世15世纪开始流行的波斯细密画中,便有许多龙形象,多作为魔物怪兽身份出现,但观其形,无论是其头部、嘴部样式,还是其四肢根部的长带状羽毛造型,都与中国传统龙形象高度相似,尤其与达什卡桑石雕巨龙以及元上都龙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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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术观察
编辑:李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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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李福泉